新年前的两日我正在作长途的旅行。寂寞的旅途是我最欢迎的，因为平常某日有应做的事，有不能不见的客，很少有整天可以自由用来胡思乱想的；只有在火车和轮船上，如果熟人不多，大可以终日关在一间小房间里，靠在枕头上，让记忆和想像上天下地的自由活动，这在我们穷忙的人是最快乐的一件事。
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虽然有机会胡思乱想，总想从跑野马的思路里寻出一个好题目来作这篇应节的文字，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几件什么事？”我是向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
我上了火车，就想起上次十月底我南行时在火车上遇着的一位奇特的朋友。这人就是国联派来的卫生专家史丹巴（Stamper）先生，他是犹哥斯拉夫国的一个伟人，他在他自己国内曾尽力做过长期的乡村运动，很受人民的敬爱。他在中国十二个月，走遍十六个省份，北到宁夏，南到云南，到处创设卫生机关。在中国的无数外国专家，很少“也许绝无”人有他那样勤苦尽力的。
在平浦的火车里，史丹巴先生和我谈了许多话，其中有一段话我最不能忘记。他说：“先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有一件最不公道的罪恶，是全世界文明国家所决不容许的。中国整个政府的负担，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全都负担在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肩背上；而有资产的阶级差不多全没有纳税的负担。越有钱，越可以不纳税；越没钱，纳税越重。这是全世界没有的绝大不公平。这样的国家是时时刻刻可以崩溃的。”
史丹巴先生悲愤的指出的罪恶，是值得我们深刻的惭愧，诚恳的忏悔，勇猛的补救的。我们的赋税制度实在是太不公道了。抽税的轻重应该是依据纳税的能力的大小，而我们的赋税却是依据避税的本领的大小：有力抗税则无税，有法嫁税则无税，而无力抗税又无法嫁税的农民则赋税特别繁重。不但钱粮票附加到几倍或几十倍，小百姓挑一担菜进城，赶一只猪上市，甚至于装一船粪过河，都得纳重税。而社会上最有经济能力的阶级，除了轻微到不觉得的间接税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用纳税。在许多地方，土豪劣绅不但不用纳税，还可以包庇别人不纳税，而他们抽分包庇的利益。都市里有钱有势的人们，连房捐都可以不纳，收税机关也不敢过问。所得税办到今天，还只限于官吏和公立学校的教员；而都市商家，公司银行，每年公布巨大赢余，每年公然分俵红利，国家从不能抽他一个钱的所得税。国家财政所靠的三五项大宗收入，关税、盐税、田税、统税，其最大负担都压在那百分之九十几的贫苦农民身上。人民吃不起盐了，穷到刨削地土上的硝盐，又还要犯罪受罚！
这种情形真是一个文明国家不能容许的。所以我的第一个新年梦想是梦想在这个新年里可以看见中国赋税制度的转变，从间接税转变到注意直接税，从贫民负担转变到依纳税能力级进的公开原则。遗产税是应该举办的；所得税应该从速推进到一切有营利可以稽查的营业。
我这回在火车上遇着一位在上海做律师的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也使我很感动。他说有一天，他同了一位俄国朋友到上海新开幕的“国际大饭店”去吃饭，那位俄国朋友参观了那个最新式的大饭店的种种设备，忍不住说了一句话：“华丽和舒服都够得上第一等了，可惜不是中国今日顶需要的。”他接着说：“中国今日还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资本家不应该把他们的财力用到这种奢侈事业上去。”
我听了这个故事，很替我们的国家民族感觉惭愧。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火车正到了符离站，车站两旁的空地上满堆着一袋一袋的粮食，一座一座的小山，用芦席盖着，在那濛濛细雨里霉烂着，静候“车皮”来运输！站上的人说车辆实在太少了，实在不够分配。我眼里望着那一山一山的粮食袋，心里想着江南的许多旱区的饥民，想着那每年两万万元的进口外国粮食，又想着前几天报纸上详细记载着的交通部新官邸的落成典礼，——我的脑筋又在那儿跑野马了。我想起民国十六年我过日本时看见大地震后的第四年东京的政府机关多数还在洋铁皮的屋顶之下办公，我不能不感觉这几年我国政府新建筑的一些官邸未免太华丽了，不是我们这个不曾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多难国家顶需要的。我又想：铁道部和交通部为什么不能合并作一部呢？为什么这些国家交通事业不能减政裁人省出一点钱来多买一些必需的车辆呢？为什么要让人民的粮食堆积在雨地里受湿呢？我又想起广东去年起开征外国米进口税，暹罗政府就立刻免除暹罗米的出口捐，所以暹罗米入口额仍旧不减退，而湖南运来的米，还不能和洋米竞争。我这样胡思乱想，就引起了我的第二个新年梦想了。我梦想的是：在这一年里，我们的政府能充分运用关税政策和交通政策来帮助解决民食的问题；单有粮食进口税是不够的，广东的先例可以借镜；我们必要充分办到全国粮食的生产与需要的调剂，方才可以避免某一区域丰收成灾而某一区域嗷嗷待哺的怪现状。国家的交通机关必须要充分效率化，必须要节省浪费来补充必要的车辆与船只，必须把全国粮食的调剂为国家运输政策的一个最重要部分。如果这一年外国粮食进口额能从两万万多元减少到一万万元以下，那才不枉负我们又痴长一岁了。
新年的梦想还多着呢！我当然梦想全国的真正统一，当然梦想全国的匪患肃清，当然梦想全国精诚一致的应付那逼人而来的绝大国际危机，当然梦想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一年中有惊人的进步……但火车震动的太厉害了，太长的好梦容易惊破，所以我只能把这两个小希望写出来，作为我给《大公报》的读者贺新年的祝辞。
二十三. 十二. 三十
（原载1935年1月6日《大公报》早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