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哈佛演讲--北大是世界最老的“大学”
从1936年以后，是否应该把北大认祖归宗追溯到汉朝的太学，就在胡适的心中天人交战着。1946年3月3日，在回国就任北大校长前夕，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夏魄司仪器公司总裁，谢谢他赠送北大一部研究仪器。胡适告诉夏魄司（P. T. Sharples）先生，他和李国钦都把北大的英文名称写错了。李国钦是夏魄司的朋友，夏魄司赠送北大仪器，就是通过李国钦的关系。胡适在信尾说：
我注意到你和国钦在称呼敝校的时候，都有点小错误。北京在1928年改称北平，但国立北京大学--它可以追溯到1898年中国所设立的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保留了它原来的名字。所以，它仍然名为北平的北京大学［注：其实哈佛大学三百年庆的官方记录也称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
值得玩味的是，北京的“胡适档案”里藏有这封信的草稿。同样这句话，胡适在草稿里说的是：“但国立北京大学--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4年中国所设立的最早的国立大学［注：即太学］--保留了它原来的名字。所以，它仍然名为北平的北京大学。”
北大该不该认汉朝的“太学”为祖，让自己变成全世界最老的学府呢？胡适当了校长以后，还是左右摇摆。1948年12月13日，他为纪念校庆而写了一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在这篇文章里，他先夸称北大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老的大学：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但是，胡适接着说，北大有志气，不愿意用祖宗的余荫来长自己的威风：
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即1898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北大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124年算起，还是从1898年算起，这当然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追问胡适，他一定会说这只是聊备一格的笑谈罢了，就仿佛我们偶尔会去想象或希冀：“历史不是那样演变的话，现在当如何？”真正值得我们去追问的，是胡适为什么会一再提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是年轻的胡适、特别是成为北大一员以前的胡适连想都不会去想的问题。换句话说，胡适变了。
胡适变了，因为他钟情于北京，更钟情于北大。他1957年6月4日在纽约所立的遗嘱，就把他1948年12月留在北平的一百零二箱书籍与文件全都赠与北京大学。也正由于胡适钟情于北大，等他成为北大的一分子以后，他对北大的看法也不免受到这个情分的感染，而与他年轻的时候，能用“冷眼面对事实”（tough-mindedness）的态度而有微妙的不同。这其中有感性的爱护与期许，也有理性的评断与反省；有对其不成气候的怨怼，也有珍惜其系学术于不坠的贡献。当然，这也跟人习以为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惰性有关。
2.胡适的“中国梦”--建造世界一流大学
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他的宏图大志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在1917年留美归国任教北大，以及他在1946年9月出掌北大，都可以说是胡适为国、为己实现夙愿与抱负的梦寐以求的事业。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就大声疾呼：“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这时的胡适，正处于他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的巅峰。他的梦想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所能与世界名校媲美的国立大学。他在2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在中国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胡适终生的夙愿。从他1913年初写《非留学篇》，到他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的梦想仍未实现。《非留学篇》，顾名思义，就是批判中国留学政策的不当。胡适开宗明义：“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他说留学只是达成再造文明的手段而已，结果在中国是本末倒置：“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
留学只是“救急之图，而非久长之计”，“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胡适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做法，是要设立国立、省立、私立的大学与专科学院。然而，大学的设立，他强调与其多，不如精。以国立大学为例，他说：“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
事实上，胡适的梦想并不止于大学的教育。四年的大学教育只是学问的初基，用胡适的话来说：“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建设国之大学的目的既然是再造文明，他更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设置。这研究所，胡适在《非留学篇》里称之为“毕业院”，是直接从英文的graduate school翻译过来的。他说：“各国于学问，其有所成就者，多由毕业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励此种毕业院？？美国大学毕业院有两种学位：一为硕士，至少需一年始可得之，一为博士，需三年始可得之。”
《非留学篇》里的根本观点，三十五年以后，他再度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里提出：“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他所谓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他说：“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
留学时候，还不是北大成员的胡适，动辄以国之大耻来形容无国之大学的中国，甚至以死不能瞑目这样重的字眼来形容他的耻辱感。然而，到了北大才四年的光景，胡适的标准已经降到只要维持北大存在的地步。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为教育经费请愿，在新华门被卫兵用枪柄刺刀攻击。教育界与北京政府相持不下。胡适在7月中南下，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作评鉴的工作。到8月初，双方仍然为经费而僵持着。胡适在8月8日的日记里，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勉力维持北大的想法：“我主张暂时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
一年以后，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的纪念特刊里，胡适发表了他对北大的回顾与反省的一篇文章。他表扬了北大在制度组织上的稳固，特别是教授治校理念的落实；他也批评了北大在学术方面的贫瘠。胡适总结北大创校以来的成绩说：“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他以校庆所展出的出版品为例：“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稗贩’的阶级！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稗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
虽然用了“大耻辱”这样重的话，但他是不把自己包括在这大耻辱的行列里的。他在12月17日当天校庆的演说里，表扬了在他领导之下的整理国故的成绩，说它已经有了世界级贡献的萌芽：“依据中国学术界的环境和历史，我们不敢奢望这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上有世界的贡献。但我个人以为至少在社会科学上应该有世界的贡献。诸位只要到那边历史展览部一看，便可知道中国社会材料的丰富。我们只是三四个月工作的结果，就有这许多成绩可以给社会看了。这两部展览，一边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一边是整理国故的小小的起头。看了这边使我们惭愧，看了那边使我们增加许多希望和勇气。”
又过了九年，1931年9月14日。当天，北大开学，胡适作了演说：
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因会上有人曾说我们要做到学术上的独立。我说，此事谈何容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陈垣］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日本京都］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须承认我不“大”，方可有救。
更有意味的是胡适的眉注：“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从1917年开始到北大去任教，到1931年他再度回到北大，这十五年间，他觉得自己一帮人确实是略有所成的。那些成绩，特别是整理国故的成绩“使我们增加许多希望和勇气”。然而，胡适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说：“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只是，这“矮人国里出头”真正让他钻心刺骨的意义，还得等他去参加了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排名垫底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出来。
3.胡适在北大的待遇
胡适1917年9月初到北大的时候，月薪是260元。一个月后，他的月薪调为280元。他在家信里对母亲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②我在下一段会回过头来说明胡适这句话也许不是完全正确的。此处的重点是要勾勒一个事实，亦即，即使在北大，洋和尚的薪资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教授。根据北大法科1918学年度《一览表》的记载，在薪资上鹤立鸡群的是胡适1920年代初期日记里经常提到的毕善功。他的月薪是赫赫然的600元。毕善功（Louis Bevan），是澳大利亚籍英国人，1902年到中国，清朝授予他二品顶戴、大律师、法律进士、格致举人的头衔。在1910年到北大以前，曾在山西大学堂的西学斋担任教授及总教习。
胡适对母亲说他280元的月薪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这句话是相对的。280元确实是他那一级教授“最高级之薪俸”，但并不是正教授的薪俸。根据陈明远的描述，1917年5月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正教授从一级到六级，月薪从最高到最低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预科两类，也各分为六级：本科教授从最高280元到最低180元；预科教授则从最高240元到最低140元，每一等级的差别为2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最高110元到最低50元；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至5元不等。我们不知道这个《修正大学令》里所规定的教授等级及薪俸是否只是具文，还是确实执行了。如果确实执行了，则胡适280元的月薪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1919年，北京大学在胡适那层副教授群里计有：
一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陈大齐、朱希祖、杨荫庆、辜鸿铭、宋春舫、陈汉章、康宝忠、马叙伦、蒋梦麟、陶履恭、刘师培、沈尹默、关应麟、马寅初、黄振声、左德敏、黄左昌、胡钧。
二级教授（月薪260元）：李景忠、贺之才、陈启修、张祖训、朱锡龄。
三级教授（月薪240元）：周作人、王星拱、钱玄同、马裕藻、朱家骅、罗惠侨、钟观光、沈士远、杨昌济。
四级教授（月薪220元）：吴梅、林损、伦哲如、顾兆熊、吴增勤。
五级教授（月薪200元）：沈兼士、陈怀、陈清文、王彦祖、柴春霖、陈瀚。
六级教授（月薪180元）：黄节、叶浩吾、包玉英、龚湘、梁敬淳。
胡适280元的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其实真的也不赖。当然，比上永远是不足的。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属于“特任”，由国务会议议决，级别是“一级校长”，月薪为600元。换句话说，那远来念经的洋和尚毕善功，他拿的薪水跟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一样多。校长以下是学长［注：即院长］。根据1917年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陈独秀是第四级的文学科学长，所以他的月薪是300元。我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北大更上一级的正教授的名单。但是，当时北大有两名兼任学长的教授可能属于正教授的级层：夏元瑮，兼理科学长；王健祖，兼法科学长。他们两位所领的薪资属第三级的学长，高于陈独秀，月薪350元。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可是他的级别属于最低的“五级主任”。根据1919年1月《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的记录，他的月薪只有120元。
北京大学职员的月薪，我还没见到系统的记载。1918年6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有北大书记的薪水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北大的书记分为甲乙两等，乙等是试用书记。甲等书记的薪水分六级，其薪水如下：40、36、32、28、24、20元；乙等书记的薪水分三级：16、12、8元。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等于当时乙等试用书记最低的一级。我们把胡适280元的月薪和毛泽东8元的月薪拿来相对比，这35倍的差距，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教授养尊处优的一斑。
当时大学教授收入的丰厚，可以从留法的李书华的回忆里得到印证。李书华是1922年到北大教书的，他的月薪也是280元。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