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就快落山，阳光已经不那么强烈，照得屋顶上的石板上发出银光。乌鸦和鸽子在烟囱上搭了窝。他把视线转到窗台摆放的植物上，扭头看了看身后，趁基洛夫不在，扯下另一个金橘，整个塞进嘴里大嚼起来。酸涩感再一次洋溢在他的口腔里，他匆匆地嚼了几口便吞了下去，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出门来到街边。
细雨霏霏。
基洛夫站在车子旁边。这是一辆1935年制式嘎斯车，有四四方方的前引擎盖，长条格栅和前大灯组成车的前脸，看上去大气而傲慢。
基洛夫已经将车厢门打开，就等着佩卡拉上车。引擎转动着，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在来回摆动，像蚂蚁头上的两只触角。
佩卡拉却关上破旧的黄色车门，转身朝两个经过的女人冲过去，差一点就撞到她们。
女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围着围巾。她们聊得正欢，呼出的气息在严寒中凝成白雾。
“打扰一下。”佩卡拉说。他站稳脚跟，免得前倾的身子撞到对方。
女人没有停下脚步，她们只是扫了佩卡拉一眼，又继续开始聊天。
佩卡拉看着她们从身边走过，瞪着站在左侧的那个女人。他刚才没有看清女人的样貌，只觉得对方好像有浅色的眼睛、金色的长发。佩卡拉觉得脸上一阵冰凉。
基洛夫觉察到他的异样。“佩卡拉？”他轻声喊道。
佩卡拉好像没有听见。他快步上前，紧跟在女人身后。就在她们走到街角的时候，他伸出手，摸到浅色眼睛女人的肩膀。
她猛地转过身来。“你要干什么？”她的语气里充满恐惧。
佩卡拉像被电击了一样，赶紧缩回了手。“我很抱歉，”他喃喃地说，“我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基洛夫朝他们走来。
佩卡拉吞了口唾沫：“真的很抱歉。”他想不出其他的词。
“你觉得我像谁？”她问。
基洛夫走到他们身边。“不好意思，女士们，”他彬彬有礼地说，“我们该走另外一个方向的。”
“那好吧，希望在那边能找到你找的人。”棕色眼睛的女人对佩卡拉说。
说完，她便和同伴继续上路了，基洛夫和佩卡拉也回到车子旁边。
“你不用追过来的，”佩卡拉说，“我自己可以想个法子摆脱那样的尴尬。”
“倒不如说陷入尴尬吧，”基洛夫说，“有多少次，你跟在陌生女人的屁股后面穷追不舍？”
“我以为她是--”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谁，但你我都很清楚，她现在不在莫斯科。她甚至不在国内！就算她在这儿，站在你面前，也无济于事，因为她已经有了新的生活。你忘记了吗？”
“没有，”佩卡拉叹了口气，“我没有忘。”
基洛夫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走吧，调查员，我们去看坦克。也许他们会送咱们一辆开回家。”
“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操心别人占咱们的停车位了，”佩卡拉边说边爬到嘎斯车后座上，“我们直接停到他们车顶上。”
基洛夫手握方向盘，把车子汇入往来的车流。他没有发现佩卡拉还是忍不住回头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望着刚才两个女人走过的地方，好像幽灵在朝他呼唤。
她叫伊莉雅·西莫诺娃。她是沙皇村小学的老师。几乎沙皇村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把孩子送到那里去读书，伊莉雅也经常领着成群结队的学生穿过沙皇村的凯瑟琳和亚历山大公园。佩卡拉就是在那儿碰上她的，那天他正准备返回自己的小屋。
佩卡拉突然觉得心里一阵轻松，他好像又看见伊莉雅，就跟初次见面时的场景一样。记得那天是新学年的第一天，孩子们在花园里做游戏。他从来没加入孩子们的聚会，只是站在学校的墙边偷偷朝里面张望。
就在那时，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她的身影变得异常清晰。她站在白色的华盖旁边，穿着浅绿色的裙子，没有戴帽子，露出一张清秀的脸和水蓝色的眼睛。
佩卡拉觉得自己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总觉得似曾相识。
他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股引力，将所有感觉器官都刺激得兴奋起来，让他像着了魔似的迈不开步子，呆立在原地。直到对面走来一个女人，问他是不是在找人，才将他从恍惚中唤醒。女人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浅色的头发盘在身后。
“她是谁？”佩卡拉问，冲着身穿绿色长裙的女人示意。
“是新来的老师，叫伊莉雅·西莫诺娃。我是校长，叫拉达·奥伯雷斯卡娅。你是沙皇请来的新侦探吧。”
“调查员佩卡拉。”他鞠躬致意。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
“好吧！”佩卡拉脱口而出，“只是--她看上去像我的一个朋友，有那么点像。”
“我明白了。”奥伯雷斯卡娅说。
“也许我看错了。”佩卡拉辩解道。
“你没有看错。”她说。
一年后，佩卡拉向她求婚。
婚期都安排好了，但是他们没能等到那一天，也再没等到机会重逢。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伊莉雅登上开往巴黎的火车，佩卡拉向她保证，只要获得沙皇的准许，立即动身去找她。可是佩卡拉没有成功，几个月后，在试图穿越边境逃往芬兰的时候，他被布尔什维克抓住了。接下来，他开始了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直到多年之后，他才有机会离开这个国家。
“你自由了，可以走了。”斯大林说，“但是在你做决定之前，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
“是什么？”佩卡拉有些紧张，“跟我有关系吗？”
斯大林端详着他，好像两人是牌局里的对手。斯大林打开面前的抽屉，干燥的木头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在桌上，手指头按在照片顶端，慢慢推到佩卡拉面前。
照片上的人是伊莉雅，佩卡拉一眼就认出了她。伊莉雅坐在一张小咖啡桌旁，身后的雨篷上印着咖啡馆的名字。她满含笑意地朝身子左边望去，露出洁白的牙齿。佩卡拉迟疑地把视线转到坐在她身旁的男人身上。他很瘦，乌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拇指和食指捏着烟头。这是俄罗斯人抽烟时特有的姿势，让燃尽的烟灰可以落到手心里。男人也微笑着，看着左边。佩卡拉将目光顺着画面中两人眼神的方向望去，一个陌生的东西出现在咖啡桌旁边。佩卡拉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了，隔了许久，才看出那是辆婴儿车，车顶还支着遮阳棚。
佩卡拉的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斯大林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你也不能责怪她。她等了你很久，佩卡拉。十年的光阴，但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永远等下去。”
佩卡拉呆呆地看着婴儿车，孩子一定跟母亲一样，长着美丽的眼睛。
“你瞧，”斯大林指着照片，“伊莉雅现在过得不错。她有了家庭，还在有名的尼斯拉斯学校教俄语。她已经把过去抛在身后，我们也应该那样，面对未来的新生活。”
佩卡拉慢慢地抬起头，望着斯大林的眼睛：“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斯大林努了努嘴唇：“难道你想跑到巴黎，准备再续前缘，却发现再次被命运捉弄？”
“被捉弄？”佩卡拉有些头晕目眩，脑子里思绪万千，好像鱼群被困在网里，找不到出口。
“当然，你可以去找她，”斯大林耸耸肩，“不过那样的话，她历经磨难，好不容易才平复下来的心情，又会被搅起波澜。这样吧，就算你能说服她离开自己的丈夫，让她狠心地抛弃自己的孩子--”
“别说了。”佩卡拉说。
“你不是那样的人，佩卡拉。你不是你的敌人想象中的怪物。假如你是怪物的话，我就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了。怪物是容易被击败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付出鲜血和时间的问题，因为恐惧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你却不同，佩卡拉，你赢得人们的敬仰和敌人的尊重。我想你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你曾经服务于普罗大众，而他们此刻就在外面。”斯大林把手指向书房的窗外，指着蔚蓝色的秋日的天空，“他们没有忘记你，佩卡拉，我想你也没有忘记他们。”
“是的，”佩卡拉轻声说，“我没忘。”
“我想说的是，佩卡拉，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我会送你上下一班开往巴黎的列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生存的意义，找到自己的落脚之处。”
直到那一刻，是去是留依然让佩卡拉难以抉择。但他忽然意识到，对于那个没能成为自己妻子的心爱女人，让对方相信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能够表达的浓浓爱意。他们出了城，嘎斯车的引擎欢快地歌唱着，沿着泥泞的莫斯科公路前行。
“你说，我是不是犯了个错误？”佩卡拉问。
“你指的是哪个方面？”基洛夫问。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眼佩卡拉，然后望着前面的路。
“留下来，留在国内。我本来可以走的，但是我拒绝了。”
“你在这里的工作很重要，”基洛夫说，“不然，我也不会要求跟着你。”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因为每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又完成了些大事儿。说老实话，有几个人能这样想？”
佩卡拉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基洛夫的话也许是对的，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让他继续为国家和人民效力，这让他感觉上也问心无愧。
灰色的雨云积在树顶。
车子就快开到纳格斯基实验基地的门口时，佩卡拉看见公路一侧升起一道高高的铁栅栏，一眼望不到尽头。栅栏有两人高，顶端分成两层，有一层往外伸出来，与公路路面形成角度，上面缠了四道铁丝网。铁丝网后面，一片杂乱的树木从贫瘠而潮湿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单调的栅栏和铁丝网有时也会绑上一块黑色的金属牌子做点缀，每块牌子都被漆成黄色，然后画上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表示“危险，请勿靠近”。
“这地方看上去很安全。”基洛夫说。
但佩卡拉却不那么肯定。一块用来吓唬人的牌子和铁丝网，单凭家用的钳子就可以剪开。
最后，他们来到大门口。一间只容得下一个人的木头棚子，委屈地立在铁丝网里面。下雨了，豆大的雨点像银币一样清脆地敲打在毡布铺成的屋顶上。
基洛夫把车停下来，按了按喇叭。
从棚子里跑出来一个人。他穿着军装，腰间系着皮带，沉重的枪套把皮带拉得变了形。他拉动巨大的金属门闩，将门打开。
基洛夫把车子开进去。
佩卡拉摇下车窗。
“你们是医生吗？”那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没料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什么医生？”佩卡拉问。
那人脸上的表情变了，刚才还略显迟钝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你们不是医生的话，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佩卡拉把手伸进口袋去掏身份证。
卫兵掏出左轮枪，对准佩卡拉的脸。
佩卡拉停下动作。
“慢慢地。”卫兵说。
佩卡拉拿出自己的通行证。
“举高点，让我能看见。”卫兵说。
佩卡拉照他的吩咐做了。
通行证的大小和成年人展开的手掌差不多，颜色是红色的，布面精装的封面和封底，看上去跟老式的学校教科书一样。封面上印有苏联国徽，两束小麦的纹饰环绕在国徽周围。内文的第一页左上方有佩卡拉的照片，照片上加盖了钢印。照片下面用蓝绿色字母拼出“NKVD（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的名称，接着是第二个图章，证明佩卡拉受政府的特别派遣。佩卡拉的出生日期、血型和身份证号填写在页面右侧。
大部分政府官员的通行证只包含两页内文，而佩卡拉的增加了一页。鹅黄色的页面加上红色边框，里面印着如下文字：兹以此文件证明此人受斯大林同志直接领导和委派
不得拘禁或审问
授权此人着便装、携带武器、运送违禁物品，如毒药、爆炸物和外国货币
此人可进入保密区域，可征用各类设备，包括武器和车辆
此人如受伤或死亡，即刻通知特别行动局多出来的这一页，官方的正式名称叫“机密行动许可”，但更通俗的叫法是“影子通行证”。有了这页纸，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游离在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之间。只有几个人拥有这样的特权。这样的通行证哪怕是内务部的高官都无缘一见。
雨点落在通行证上，溅湿了一小块地方。
卫兵眯着眼睛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好一阵才反应过来。然后他看着手里的枪，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搁。“我很抱歉。”他赶紧把枪插进枪套。
“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医生？”佩卡拉问。
“发生了事故。”卫兵解释道。
“怎么回事？”佩卡拉说。
卫兵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基地的人半小时前把我叫到这里来看门，他们说医生很快就到，要我第一时间放他进来。不管发生了什么，我相信纳格斯基上校能控制好局势。”卫兵停顿了一下，“你真的是调查员佩卡拉吗？”
“有哪里不像吗？”佩卡拉问。
“只是--”卫兵笑得有些尴尬，用拇指挠着额头，“我以为那是杜撰出来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了吧？”佩卡拉问。
“当然！”卫兵后退一步，扬起手臂，做出准许通行的姿势。
基洛夫踩下油门，把车开入基地。
好几分钟，嘎斯车行驶在又长又直的路上，周围什么建筑物都没有。
“这个地方真是太隐蔽了。”基洛夫说。
佩卡拉哼了一声，表示赞同。他望着路边的树木，枝叶斜着身子弯下腰来，好奇地打量着两位不速之客。
接着，正前方终于出现密林环抱的空地和一些低矮的用砖砌成的房子。
车子开进一个满地灰尘的院子，有一间小房子开了门，冲出来一个人。他穿着跟卫兵一样的军服，跑到嘎斯车旁边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
佩卡拉和基洛夫走出车厢。
“我是萨马林上尉。”他自报家门。他长着一头像亚洲人一样的黑发，嘴唇很薄，眼窝很深。“走这边，医生，”他喘着气说，“你得把药箱带上。”
“我们不是医生。”佩卡拉说。
萨马林有些慌张。“我不明白，”他说，“那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调查员佩卡拉，特别行动局的，这位是基洛夫少校。纳格斯基上校邀请我们过来参观基地。”
“很抱歉，参观可能要取消了，调查员，”萨马林说，“我会向你解释原因的。”
萨马林领着两人来到一个大水坑旁边，坑里的脏水已经被抽了一半。正中间停着纳格斯基设计的坦克，履带几乎全部陷到卡其色的泥巴里，只剩下炮塔还留在外面。炮塔侧面涂着白色的阿拉伯数字“3”。两个人站在坦克旁边，在雨中缩成一团。
“这就是T34？”佩卡拉问。
“是的，”萨马林说，“这里，”他指了指水坑里的泥浆，“是我们用来测试坦克的地方。”
雨下得更大了，雨点重重地打在树叶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土壤的潮气沉积起来，让空气也变得凝重，乌云滚滚压在他们的头顶。
“纳格斯基呢？”佩卡拉问。
萨马林指着坦克旁边的人。
距离太远了，佩卡拉根本看不清谁是纳格斯基。
佩卡拉转身对基洛夫说：“在这里等着。”然后便走到坑边，顺着湿漉漉的陡坡滑了下去。他的背上和手上沾满了污泥，黑色的外套上也沾上了棕黄色的泥点。到达底部，佩卡拉站起身来，污水从他的袖子里倾泻而出。他朝前走了一步，便发现脚上的鞋子陷进了淤泥里。他像苍鹭一样一只脚踩在泥地里，伸手在淤泥里摸来摸去，把鞋子扯出来穿上，然后朝坦克走去。
经过几分钟的跋涉，佩卡拉从一个水坑走到另一个水坑，终于来到坦克跟前。距离越近，越能感受到它气势逼人。虽然下半截身子都埋在泥坑里，T34坦克的高度还是令人咋舌。
佩卡拉看着两个头发蓬乱的人。跟他一样，都成了泥人，其中一个穿着白色的实验服，另外一个穿着棕色的羊毛外套，毛领子上全是泥巴。但他们中并没有纳格斯基。
“你是医生吗？”穿着实验服的人问。他长着四方脸，灰色的头发。
佩卡拉向他们讲了自己的身份。
“哦，调查员佩卡拉，”对方展开双臂，“欢迎来到疯狂小屋。”
“是来调查的吧，”另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憔悴的人说。他的皮肤跟珍珠母一样洁白，“你们的人效率还真高。”
“上校在哪儿？”佩卡拉问，“他受伤了吗？”
“没有，调查员同志，”灰色头发的人说，“纳格斯基上校死了。”
“死了？”佩卡拉喊出声来，“怎么死的？”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都不愿意开口。
“他在哪儿？”佩卡拉问，“在坦克里吗？”
灰白头发的人解释道：“纳格斯基上校没在坦克里面，他在坦克底下。”
他的同伴指着地下：“你自己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