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时，四川工业基础薄弱，是典型的农业省份。1949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为4351亿元，其中工业仅731亿元，占168%（《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当代四川大事辑要》，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发展工业及其相关产业是四川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到2004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已达到269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第一产业下降到13942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3%（漆先望：《2006四川经济展望》，第3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工业已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四川正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
四川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初，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1956年完成了对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管理体制；1958年到1960年开展以全民大办钢铁的工业“大跃进”；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加快工业发展等，其间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
一“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
（一）背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的“一五”计划不得不照抄苏联经验（如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并得到了苏联的大力帮助。“一五”计划顺利完成，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五”期间四川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6个，限额以上的项目16个，再加上省的重点项目，共计93个。五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677亿元，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工厂、矿山、交通干线。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4754亿元，比1952年的1608亿元增长了1956%（《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当代四川大事辑要》，第11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但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苏联经济模式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建国后各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尤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毛泽东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些、好些，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快些、好些，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认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好办的观点，在中央占了上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59-66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957年进行了整风“反右”和在党内严厉批评“反冒进”的斗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受到压制，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在继续严厉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二）全民大办钢铁的工业“大跃进”
1958年4月16日至21日，中共四川省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通过《为提前实现〈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而奋斗》的决议。大会全面贯彻中央成都会议的精神，集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争取提前三年或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争取在五年内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求在五至七年内，全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127亿元-145亿元。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的可能，工业总产值实际达到这一指标的时间，是四川“三线建设”完成后的1975年。
为了实现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省一届二次党代会提出“大中小结合，以小型为主”、“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县县办厂，乡乡办厂”的方针，各地自1958年4月份起开始“大办地方工业”，各县、区、乡、社办的农具厂、化肥厂、小煤窑等先后兴办起来。据当时的统计，到5月底，全省兴办企业148万个，到7月底就超过了42万个。由于各地县乡小工业企业的纷纷崛起，增加了工业总产值，改变了各地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其中少数基础较好、原料充裕和技术水平比较成熟的企业，以后发展成为当地工业的骨干；而大多数则由于工程仓促上马，受资金、原料、能源、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后来都未能继续办下去。四川省委于1958年9月7日至11日在重庆召开扩大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关于1958年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把完成钢铁生产指标规定为“全党当前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有铁矿的县区以上机关、工厂等单位都要搞钢铁试验田；把原有高炉区的高炉周围加建一批小高炉，土高炉较多区应增加一些有机械设备的高炉，将它们作为骨干组织无数的高炉群，争取到该年底建成1000到1500个有机械设备的高炉。
省委为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作出的《关于1958年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全省大建土高炉、小高炉，掀起了全民炼钢炼铁的高潮。土高炉数量从9月中旬的15万多座上升到7万座以上，还建成“洋高炉”306座、平炉2座、电炉21座、大小转炉118座；全省的大小冶金企业由139个猛增到689个。仅全省上山炼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就达八百多万人。各工厂、机关、学校也纷纷组织炼铁生产队，下乡建立炼铁厂或参加炼铁生产。还发动了以群众“献废铁”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抗旱”运动。1958年9月29日夜，根据各地上报当天产量的总计，加上“预借”次日的部分产量，凑成日产铁102万吨，产钢5500吨的“新纪录”。新华社于次日报道说，四川已成为全国第九个日产生铁“万吨省”。到这年12月12日，四川即宣布钢铁生产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由于各行各业“为钢铁元帅让路”，全社会人力物力大量超常规投入冶金矿业部门，使直接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日用工业品部门发展受阻，食盐、糖、肥皂和乳制品的产量相继下降，群众生活受到直接影响。同时，大量农民参加炼铁和各种“大办”，直接影响当年秋收，并使城镇人口剧增100万左右，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二百八十多万，工业劳动生产率则下降四分之一以上。从1959年起，多数“土高炉”相继停炉，大批炼铁的农民陆续回到农村。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一直持续到1960年。
1960年4月14日至26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万人规模的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六级干部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代表省委作《大办钢、铁、煤、运，大力支援农业，大搞技术革命，把工业生产推向更高峰》的报告。布置当年产钢150万吨的任务，紧急动员准备再一次开展1958年那样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要求年内全省一百多个有煤、铁资源的县都建起小高炉和小煤窑，没有资源的则采取划“飞地”的办法，跨县办钢铁。在5月召开的省二届人大三次大会上，省长李大章又向全省正式动员“继续开展和提高钢、铁、煤炭、交通运输小洋（土）群的群众运动”，还要求包括轻工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要办煤矿、办铁厂。但是，从5月起，全省钢铁生产量继续下降，省委于7月16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共抽调15万名劳动力到铁、煤和短途运输部门，并于17日起发起“夺钢大会战”。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前后，全省各行业也都掀起“大办”的浪潮。在基本建设方面，有国家重点项目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和川豫铁路成达段，还有一批工厂企业同时动工兴建，全省先后上马的铁路干线和地方铁路支线达一百多条；有5600多个建设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规模急剧增大，1958年基建投资总额达1413亿元，比1957年增长106倍。水利工程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全省同时施工的水库达四千座以上，中型水库有99座。但是，由于建设项目剧增，资金投入高度分散以及工程的地质和资源不清或因规模过大、布局不当，造成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困难，许多项目后来不得不停建。还有一大批工程，因仓促上马，设计不周，施工不善，质量非常低劣。即使是重点项目，也大都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等方式的“三边方针”，进度虽快，质量甚差（《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当代四川大事辑要》，第113、1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三）“大跃进”的后果与教训
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四川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基本建设，总计基建投资573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21倍。但是1961年工业总产值由上年的962亿元猛跌至5237亿元，而1962年又进一步下降到3886亿元，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还低93%。三年间，工业总产值虽然递增31%，其中重工业总产值递增588%，但却是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如农业，1960年农业总产值为5083亿元，比1957年的6065亿元下降了162%，粮食产量仅13395万吨，比1949年还低，粮食供应严重短缺；轻工业生产下降，日用生活必需品灯泡、火柴、肥皂、保温瓶产量大幅度下降（同上，第162、163页。）。
由于几年来强调“以钢为纲”，不计成本，加上只抓产值，不顾市场需要，管理制度废弛等，造成大量工业品质量下降、滞销积压。三年来滞留在工商环节，最后不得不降价或报废所造成的损失达11亿元。钢铁工业经营亏损达15亿元。基本建设由于布点设计失误和施工的错误而停建或废弃的工程损失达12亿元。上述损失占三年积累资金的52％，财政收入的502％。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使7万座小高炉遍布全省，并大规模砍树炼铁，全省林木资源锐减，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大跃进”的失败，不仅证明靠行政命令和通过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是行不通的，而且还证明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如果不计成本，不考虑市场，不顾生产、建设条件，盲目冒进，肯定是要遭到失败的。
二60年代初四川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在1961年至1963年连续三年间，四川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幅调整。除了在农村进行退赔、解散公共食堂、改变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外，重点调整城市经济。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大规模压缩城市人口
由于当时困扰四川经济的首要问题是粮食短缺，因此城市经济的调整首先是压缩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1961年压缩的主要对象是农村的工业和学校，全年压缩职工101万、停办学校四万多所、减少学生473万，但城镇人口实际只减少六十六万多人。
1962年加大了压缩的力度，对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除了重点煤矿的井下工种、重点企业的主要工种和一般企业的关键工种可以保留少数骨干外，其余一律动员返回农村，随同他们进城的家属也动员回乡。而实际上有的在1958年以前从农村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也被动员回乡。当年，城镇人口比上年减少1168万人，比最高峰时的1960年减少217%。
（二）急剧收缩工业战线
在压缩大批人口回农村的同时，基本建设和工业的收缩也逐渐加大。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仅为1960年的148%。工业压缩的重点也从县、社工业扩大到专区、县工业，包括钢铁、机械工业。全省约三千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手工企业，1962年压缩了一千二百余个。钢从88万吨压缩到40万吨，铁从160万吨压缩到20万吨，钢铁企业除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和成都无缝钢管厂以外，只剩下万福铁厂、威远钢铁厂和后山铁厂三个地方炼铁企业。
除了与农业和支农有关的轻化工业外，坚决压缩原材料消耗高、劳动生产率低、质量差的企业，因此也迫使许多企业为了生存而改善内部管理，注重经济效益。
（三）调整所有制结构
1962年4—6月，四川将1958年以后由集体和个体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律改为由集体和个体经营。全民所有制的手工业从1961年的72万个，减少为1962年的17万个，1963年再减少到3400个。1962年全省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0%，企业亏损数目降到10%以下。
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从1963年起开始回升。
（四）四川工业调整具有特色的五个方法
60年代初期，四川经济在经历了“大跃进”和连续自然灾害后，形势非常严峻。全党上下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各级党政部门都在集中力量纠正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整顿国民经济，力求尽快恢复生产，缓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四川省省委主要领导人认为，要使经济尽快走出低谷，工作的重点应在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整顿干部作风，加强基层工作等方面。在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后，省委、省政府提出，在工业战线上采取有四川特色的调整政策、方法。相对于全国来讲，这些调整方法只能算是川剧中的“折子戏”。当时省委分管工业的书记杨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来唱唱折子戏吧！”
四川工业调整具有特色的方法有五个，犹如五本川剧“折子戏”，它们是：在工交企业推行“定、包、奖”的奖励制度；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三定一顶”制度；加强企业基础工作和职工大练基本功的“两基”工作；在企业试行轮换工的“亦农亦工”劳动制度；加强工农业相互支援的“厂社结合”办法。
在工交企业推行“定、包、奖”的奖励制度，始于1961年，首先在一部分煤铁矿山如重庆鱼田堡煤矿、永川煤矿、荣县臭水河煤矿等企业中试行。定就是自上而下定劳动力、工具材料等；包就是班组向厂矿包生产任务、安全、成本；奖就是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实现“三包”的集体和个人，实行按月评奖、多超多奖。
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三定一顶”制度，是于1964年由重庆水轮机厂等企业创立的。“三定”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要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一顶”就是要独立操作，顶替班组成员。“三定一顶”制度在全川迅速推广，据1965年一季度的一次调查统计，全川专区、市属以上工交企业中，“三定一顶”制度的推广范围已达7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