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方东树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七年出生。“幼承家范，年十一，效范云《慎火树》诗，惊其长老。年二十余，用功心性之学，又学古文于同里姚鼐。”（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在姚门同学古文者有管同、姚莹、梅曾亮、刘开等人。乾隆五十八年，入县学，补弟子员，逾数年补增广生。多次应乡试不售。阮元总督两粤，嘉庆二十四年，延修《广东通志》，不久告竣。曾主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道光四年，五十三岁，入阮元幕中授经，写成《汉学商兑》，批评汉学，倡程朱理学。六年归里，又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等。十二年，再赴粤东，旋归。十三年，姚莹延请编校其曾祖姚范《援鹑堂笔记》，客姚莹官廨。十五年，校毕。十七年，复赴粤东，客两广总督邓廷桢幕中。嘉庆以来，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道光十八年，多达四万余箱。粤中大臣请厉禁洋烟，“先生著《匡民正俗对》陈所以禁之之道，劝制军邓公复奏，不从”（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十九年，始作论诗专著《昭昧詹言》。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方东树归里，著《大意尊闻》、《解〈招魂〉》，继续写作《昭昧詹言》。二十二年，“夷人犯顺，东南数省皆被祸，大帅多退避，先生时时痛心切齿”（《方仪卫先生年谱》），作《病榻罪言》。时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此书极论制夷之策，遣人上之浙江军门，惜方议抚不能用”（《方仪卫先生年谱》）。方东树一生坎坷，身世之感，国家之恨，时时郁积胸中。时姚莹有《又与方植之书》说：“翁年七十有二，生平未尝处一顺境”，“翁不忧一身，而悲愤时事。”方东树《复姚君书》说：“孤穷于世，乃至无一人可共语，胸中蓄言千万，默默不得吐。”方东树晚年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贫亦甚。咸丰元年，八十岁。三月应邀主祁门东山书院，五月去世。
桐城派作为清代有深远影响的古文流派，形成于康熙乾隆时期，嘉庆时期又有发展。桐城诸人创作古文、评论古文，但也写诗、论诗。姚范《援鹑堂笔记》多有论诗处；刘大櫆曾编选过《盛唐诗选》、《唐诗正宗》；姚鼐因王士祯《古诗选》，编有《今体诗钞》。方东树《昭昧詹言》就王士祯所编《古诗选》和姚鼐所编《今体诗钞》所收作品一一具体批评，采录桐城诸老议论甚多。是书成于方东树晚年，集中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吴闿生《昭昧詹言序》认为，“其书所载，极宜分别观之。盖所录方、姚诸老微言要旨至多，而植翁自抒所见则不免臆断虚之习”，对方东树的诗学评价甚低，不符合实际情况。方东树的诗学是其生平论学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方东树尊祟理学，与此相联系，主张立诚有本；尤其遵从桐城派古文理论，以文法论诗，颇有特点。方东树对明代以来的诗学多有考察，有些看法似不无矛盾，但总的说来，和桐城诸老一样，比较偏于格调说，唐宋兼采。方东树论文，注重现实，“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方宗诚《仪卫轩文集目录后识》）。其以文法论诗，尚格调雄奇，甚至可以说与其身世现实感慨不无关系。
一主张立诚有本
正如桐城派论文，方东树说诗，极重视作者修养。《易传》讲“修辞立其诚”，方东树用之于说诗，作为对诗人创作的基本要求。他说：“诗虽末艺，而修辞立诚，不可掩也。”（《昭昧詹言》卷十一，本节以下称引仅标卷数者皆此书。）所谓“立诚”，主要是指内心实诚，情意真挚。他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卷一）“要之尤贵于立诚，立诚则语真。”（卷十四）这方面，方东树推重陶渊明、杜甫。他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卷四）“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之。”（卷四）“试观杜公，凡赠寄之作，无不情真意挚。至今读之，犹为感动，无他，诚焉耳。”（卷一）他批评“相如、子云、蔡邕，皆是修辞不立诚”（卷三），“至明代空同辈，则全是客气假象”（卷一）。“阮亭多料语，不免向人借口，隶事殊多不切，所取情景语象，多与题之所指人地时物不相应，既乏性情，不关痛痒，即是陈言。”（卷一）“阮亭……多用料语衬贴门面，肤滥不精，苟以炫博而已。乍看已无过人处，入而索之，了无真情胜慨。”（卷一）“作诗必用本题故典及字句作料，乃是钝根。王阮亭一生不悟。”（卷一）
怎样才能内心实诚？方东树认为，要内心充实，精神贫乏容易导致虚假。他说：“诗以言志。如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卷一）“立诚则语真，自无客气浮情、肤词长语、寡情不归之病。”（卷十四）他讲到要“满”。这“满”，也是内心要充实的意思。他说：“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若第强索而为之，终不得满量。”（卷一）怎样才能做到内心充实？方东树认为，关键在于“有本”。所谓“有本”，指学有本源，行有本原。他说：“诗虽吟咏短章，足当著书，可以觇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卷四）学有本源，靠读圣贤书来培养。他说：“专学诗文，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卷一）“惟大家学有本源，故说本分语，虽一滴一勺，一卷一撮，皆足见其本。”（卷一）“既自家有才有学识，又必有得于古人，真传一脉，方为作者。”（卷一）“学古而真有得，即有败笔，必不远倍于大雅，其本不二也。”读圣贤书和修身联系起来，才能做到行有本原。方东树说：“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卷一）“诚身修辞，非有二道。”（卷一）“义理渊深处，则在乎其人之所学所志所造所养矣。”（卷一）他批评“若王阮亭论诗，止于掇章称咏而已，徒赏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论其人为何如，又安问其志为何如也？此何与于诗教也？”（卷一）“伪者作诗文另是一人，做人又另是一人。虽其著书，大帙重编，而考其人之本末，另是一物。此书所以愈多而愈不足重也。”（卷三）比如，“小谢（朓）所处之境，本无甚逆，因欲寄雅怀于诗，特地寻出‘怀旧无宦情’及别离等意以作诗本。其实，口中不要高贵，身恋之不舍。《朝雨》之篇，自供结状，……又其于君臣之际，经世之志，泛泛若浮苴漂木，太无情愫。”（卷一）“大约胸襟高，立志高，则命意自高；讲论精，功力深，则自然崇格；读书多，取材高，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卷十四）“非淹贯坟籍，不能取词；非深思格物，体道躬行，不能陈理。”（卷一）这方面方东树特别推重陶渊明和杜甫、韩愈。他说：“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之。质之六经孔孟，义理词诣皆无倍焉，斯与之同流矣。”（卷四）“渊明之学，自经术来。《荣木》之忧，逝水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东周可为，充虞路问之意。”（卷四）“杜、韩之真气脉作用，在读圣贤古人书、义理志气、胸襟源头本领上。”（卷八）“杜韩尽读万卷书，其志气以稷、契、周、孔为心。”（卷八）“读杜、韩两家，皆当以李习之论六经之语求之，乃见其全量本领作用。”（卷九）
立诚有本表见于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言者心声，未可强而能也”（卷一）。“古人作诗，各有其本领，心志所结，动辄及之不自觉。”（卷一）方东树推崇“直抒胸臆”，“从自家胸臆性直流出”（卷一），他说：“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卷一）“陶公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卷四）“《饮酒》二十首据序亦是杂诗，直书胸臆，直书即事，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酒也。阮公《咏怀》，杜公《秦川杂诗》，退之《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遗兴也。”（卷四）在他看来，无本不立诚为诗，则不免“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卷一）。“徒向他人借口，纵说得端的，亦只剿说常谈，强哀者无涕，强笑者无欢，不能动物也。”（卷一）“古人各道其胸臆，令人无其胸臆，而强学其词，所以为客气假象。”（卷一）方东树说：“阮亭用事，多出饾饤，与读书有得，溢出为奇者迥不侔。”（卷一）
二诗重文法
桐城派论文，主张言有物，方东树用之于论诗说：“言中有物，故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于君父、夫妇、兄弟、朋友、天时、物理、人事之感，无古今一也。”（卷一）主张言而有物，因而重诗中之意。方东树说：“以意求诗，玩《三百篇》与《离骚》及汉魏人作自见。”（卷一）“意已经前人说过，切忌袭用。”（卷一）主张“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卷一）。指斥“浅俗之辈，指前相袭，一题至前，一种鄙浅凡近、公家作料之意与辞，充塞胸中喉吻笔端，任意支给，雅俗莫辨，顷刻可以成章……万手雷同，为伧俗可鄙，为浮浅无物，为粗犷可贱，为纤巧可憎，为凡近无奇，为滑易不留，为平顺寡要……为用意肤浮无当。”（卷一）怎样才能做到言有物，有创意？方东树认为，“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卷一），“修辞立诚，未有无本而能立言者”（卷一）；“至于兴寄用意尤忌熟，亦非外铄客气假象所能办，若中无所有，向他人借口，只开口便被识者所笑”。上述“立诚”、“有本”之说，与此密切相关。
桐城派论文，又讲须言有序。言有序，主要指文章的组织经营，即所谓文法。“诗与古文一”（卷十四），方东树尤以文法说诗。他说：“言之无物，不立诚，若又不解文法变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达意，即成语录腐谈。”（卷一）文法非常重要，他说：“本领固重要，而文法高妙，别有能事。”（卷一）“如荀子义理本领岂不足，而文乃不如李斯。故知诗文虽贵本领义理，而其工妙，又别有能事在。”（卷一）诗之“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卷一）。他甚至说：“诗文别有能事在，不关义理也。”（卷一）他所说的“别有能事”，就是“文法”。
方东树讲文法，主张文从字顺。他指斥“浮浅俗士，未尝深究古人文律，贯序无统，僻晦翳昧，颠倒脱节，寻其意绪，不得明了。或轻重失类，或急突无序，或比拟不伦，或疏密离合、浮切不分、调乖声哑，或思不周到，或事义多漏，或赘疣否隔，为骈拇枝指，或下字懦，又不切不确不典，凡此皆为不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之病。”（卷一）所谓“文从字顺各识其职”，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方东树认为：“韩公《樊宗师铭》言文，可以移之论诗。”（卷一）
方东树讲文法，尤其注重具体的字辞、句法的讲求。他说：“字句文法，虽诗文末事，而欲求精其学，非先于此实下工夫不得。”（卷一）“字句亦为文家一大事。”（卷一）他说：“用意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坚老，仍不能脱凡近浅俗。”（卷一）“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卷一）同对用意一样，他要求字辞、句法避熟。关于字、辞，他说：“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卷一）“只是一熟字不用，以避陈言，然却不是求僻，乃是博览而选用之，非可以饾饤外铄也。”（卷一）“又虚字不可随手轻用，须老而古法。”（卷一）“谢、鲍、杜、韩，其于闲字语助，看似不经意，实则无不坚确老重成练者，无一懦字率字便文漫下者。此虽一小事，而最为一大法门。苟不悟此，终不成作家。然却非雕饰细巧，只是稳重老辣耳。”（卷一）关于句法，也就是造言，方东树尤其注重，他说：“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漏，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句子不能平顺，古诗“大抵有一两行五六句平衍说，即非古”（卷一）。句子之间，“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卷一）；“不肯平顺说尽，故用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卷八）。“俗人接则平顺衍，不接则直是不通”，“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语不接而意接。血脉贯续，词语高简”（卷一）。“离合虚实，参差伸缩”，“入不言，出不辞”（卷一），浑化无迹，不可端倪。方东树认为曾巩“篇法少变换、断斩、逆折、顿挫，无兀傲起落，故不及杜、韩”（卷一）。
方东树重点讨论了七古和七律的作法。他认为，七古、七律和古文在作法上类似。谈到七古，他说：“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之传绝，七言古诗，遂无大宗。”（卷十一）其所谓“诗与古文一也”的说法，正是在谈到七律的作法时提出的。
方东树认为：“七言长篇，不过一叙、一议、一写三法耳。即太史公亦不过用此三法耳。”（卷十一）所谓叙，“有逆叙、倒叙、补叙、插叙，必不肯用顺用正”（卷十一）。所谓议，要与主题有关，“豪语须于困苦题发之，失志时不可作颓废语，苦语须于佛仙旷达题发之，流连光景须有悟语、见道根，山水凭吊须发典重语，酬赠应答须发经济语”（卷十一）。“议也，或夹叙夹议，或用于起最妙，或用于后，或用于中腹。”（卷十一）所谓写，指描写。“无写但叙议，不成情景，非作家也”（卷十一）。“写也，或夹在议中，或夹在叙中，或用于起尤妙，或随手触处生姿”（卷十一）。叙、议、写三者结合，“其能处，只在将叙题、写景、议论三者，颠倒夹杂，使人迷离不测，只是避直、避平、避顺”（卷十一）。
关于起和结，方东树说：“诗文以起为最难，妙处全在此，精神全在此。”（卷十一）“起法以突奇先写为上乘，汁浆起棱，横空而来也。其次则队仗起。其次乃叙起。叙起居十之九，最多亦最为平顺。……若平直起，老实叙，此为凡才，杜、韩、李、苏、黄诸大家所必无也。”（卷十一）“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乃为匪夷所思，奇险不测，他人百思所不解，我却如此结，乃为我之诗。如韩《山石》是也。不然，人人胸中所可有，手笔所可到，是为凡近。”（卷十一）
七律应该说也有所谓叙、议、写的问题，只是不可能像七古那样恣肆。方东树特别讲到七律的写，他说：“诗人成词，不出情景二端。二端又各有虚实、远近、大小、死活之殊，不可混淆，不可拘板，大约宜分写，见界画：或二句情、二句景，或前情后景、前景后情，或上下四字三字、互相形容。”（卷十四）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之一“三四景，五六情，情景交融，兴会标举”（卷十七）。“第六首，思曲江。……中四句虚写曲江景物，浅深大小，远近虚实”（卷十七）。“第七首，思昆明池，中四句分写两大景、两细景”（卷十七）。“《登高》，前四句景，后四句情”（卷十七）。关于叙，他说：“固是要交代点逗分明，而叙述又须变化，切忌正说实说，平叙挨讲，则成呆滞钝根死气。或总挈，或倒找，或补点，不出离合错综，草蛇灰线，千头万绪，在乎一心之运化而已。”（卷十四）与前面所讲句法不容易分开。方东树注重七律的句法。他说：“句法则须如铸成，一字不可移易，又须奇警华茂典实，声响律切响亮。”（卷十四）声响于七律至关重要，他说：“声响最要紧，调高则响。”（卷十四）除此而外，关于七律的句法，方东树少有具体论述。显然在他看来，前面所述句法的基本原则，对七律也是适用的。
方东树尤其强调七律的章法，他认为：“诗之诸体，七律为最难，尚在七言古诗之上。……七律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合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难。”（卷十四）“章法不成就，则率漫复乱，无先后起结、衔承次第、浅深开合、细大远近虚实之分。令人对之昏昧，不得爽豁。”（卷十四）七律章法，具体说来，“起句须庄重，峰势镇压含盖，得一篇体势。起忌用宋人轻侧之笔，如放翁‘早岁那知世事艰’，须以为戒，而以‘高馆张灯酒复清’、‘风急天高猿啸哀’、‘玉露凋伤枫树林’等为法。震川论《史记》，起势来得勇猛者圈，杜公多有之。杜又有一起四句，将题情绪叙尽，后半换笔换意换势，或转或托开。大开大合，惟杜公有之，小才不能也。寻常五六多作转势，不如仍挺起作扬势更佳。结句大约别出一层，补完题蕴，须有不尽远想。大要如此，不可执著。结句要出场，用意须高大深远沉著，忌浅近浮佻凡俗”（卷十四）。前面所论中部分写情景，偏于内容，显然也可视作七律章法一端，起结与七古有相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