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地区，古称梁州，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东汉应劭《地理风俗传》解释道：“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名梁州。”晋常璩《华阳国志》之华阳，即本《禹贡》，因西南位于华山之南，大体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重庆市、甘南、陕南以至湖北部分地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页16，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
在历史上，人们对这一地区有一种习惯性的印象，即为蛮夷之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描写“蜀道难”的诗作（参见马强《唐宋诗所反映的蜀道历史地理》，《文博》1994年2期。），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然而这样的印象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文化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吗？古代的文明记忆许多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文献无征，我们可以凭借的手段非常有限，只有通过考古学的物证，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去逐渐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所幸的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田野实践，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使我们今天有可能对传统的认识提出挑战。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我们试将古代中国西南的历史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来加以考察，从而从欧亚文明的整体视野去勾勒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交通、交流的发展轨迹，初步分析这种交流的历史背景，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一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
从中国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中国西南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单元。具体来讲，其西部为横断山脉地区，即沿青藏高原东南缘的西藏东部和四川、云南西部一带，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形成闻名于世的高山峡谷地带；北部以东西向的、被称为“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为界，与八百里秦川互为南北；东北部的大巴山系将西南与中原阻隔，东面的巫山、沅水、乌江等重重障碍，削弱了其与东邻江汉平原等的联系；南面与中南半岛接壤。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地跨中国地势的一、二两级阶梯，境内河流纵横，地形多样，孕育出复杂多样的民族及文化。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属于“南夷”和“西夷”的范畴（有关南夷和西夷的划分，可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页86-10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统称为“西南夷”。这一块区域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由《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见一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太史公的描述，给了我们今天认识古代西南民族一个基本的体系。童恩正先生即根据这段描述，将巴蜀之外的西南夷划分为滇、夜郎、邛都、昆明、徙、笮都、冉駹七大系统（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公元前四世纪末，秦灭巴蜀，巴蜀地区率先开始了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至迟在西汉中期以前，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在中原人士的心目中，已不把巴蜀地区视为徼外蛮夷，但在此之前，巴蜀仍应属西南夷的范畴（直至秦灭巴蜀之际，时人仍视巴蜀为“异类”，如《战国策?秦策》称蜀国为“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华阳国志》“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等，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除巴蜀之外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的活动年代，关于其下限略有争议，如有人认为应为西汉成帝河平年间，以金城司马陈立任牂牁太守、斩夜郎王兴及其妻父翁指与儿子邪务为标志（王海平：《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3期。），亦有人认为应为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以唐蒙入夜郎、汉置犍为郡为标志（席克定：《从考古材料探寻夜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3期。）。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大体在西汉中期以后，夜郎已经融入汉文化，应是没有问题的。滇的情况亦大体相近，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汉兵击灭滇国东北之劳浸、靡莫部落，“以兵临滇”，滇降汉为臣，汉置益州郡，但仍赐滇王王印，允其“复长其民”，到西汉后期，随着汉人移民的大量进入，郡县制不断巩固，滇国也就离销声匿迹不远了。至少到西汉晚期，尽管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仍有土著势力存在，但随着境内主要民族汉化过程的基本完成，西南地区已大体纳入到中央统一政权的势力范围。
但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在西汉中期以前，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政治、经济体系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反，考古学和历史文献材料表明，早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西南地区就与周边地区存在交通，其后不绝如缕。我们可以将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史前时期
虽然我们考察的重点在于战国秦汉时期，但应当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西南地区和其他区域的交通和文化交流，就现在的资料和认识而言，是难以找到一个截然的划分点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区域交流与互动，是建立在更早时期的基础上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就更早时期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作一简单交代，具体情况在本书第二章《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史前时期的一些考古学发现表明，西南地区很早就与周边地区存在交流与互动。横断山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据研究，可以分为诸多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址类型，“它既有本地文化的特征，也有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和东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4期。）。此外，一些考古学文化因素已经被学界所熟知，作为西南地区远古时期对外交通的证据，如粟米等农作物，石刀、彩陶等器物，圜底式、半地穴式木骨泥墙建筑及石砌建筑，石棺葬、二次葬、砍肢葬等埋葬习俗（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9期；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4期；霍巍：《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限于资料和认识能力，我们目前尚无法清晰地描述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与外界交通的细节，但即以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肯定这种交通是存在的，其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今天尚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造成的史前时期的族群移动。从路线上讲，沿横断山脉南北向的交通可能是最主要的，这为后来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的交通奠定了基础。
2．殷商至战国中期
中原地区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由于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强势，周边地区纷纷与之发生联系，巴蜀地区也不例外。《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娶蜀涂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常璩的记述，未免给人以太过翔实之感，不敢尽信，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确与中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殷墟卜辞中有“蜀”字，周原卜辞有“伐蜀”、“克蜀”（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克蜀”两字互不相连，不能释为一词，此处姑称之。）。虽然殷墟卜辞中“蜀”之地望，诸家有争议，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其大体在“华山之阳”，亦有学者认为蜀非自称，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室及其卜人集团对这一大片华阳之地的称呼（诸家所论，具见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收入其《巴蜀考古论集》，页20-3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此不赘述。）；周原卜辞中之“蜀”，指西南之蜀，则无疑义，林向先生认为可补早期蜀文化之空白（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兼论“早期蜀文化”及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之二》，《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又收入其《巴蜀考古论集》，页1-1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文章略有改动)。）。结合上引《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商周时期巴蜀地区与中原持续存在联系，应当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也得到其他考古发现的印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现并发掘的新繁水观音遗址，在遗址第三层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年代大体在殷商到商末周初，晚期墓葬M1出土铜戈“与郑州二里岗墓中的戈和湖北黄陂矿水库工地出土的戈相比较，其形制相似”（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8期。）；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铜器窖藏，器型有罍、尊、觯以及戈、戟、钺、锛等（王家祐：《记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11期；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铜器窖藏》，《考古》1981年6期。），其中一部分为殷器，一部分为蜀仿制品（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12期。），总体的纹饰、造型，都与陕西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有相同的地方（沈仲常、黄家祥：《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2期。），其中的饕餮纹尊、牧正父己觯、覃父癸觯等，应为殷器，可能是战利品，或为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这些器物在四川出土，证明《尚书?牧誓》所载蜀参加伐纣之役应为信史（徐中舒：《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1962年6期。）。其他如广汉月亮湾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璋、琮、璧等玉石礼器，盉、高柄豆等陶器，都是商周时期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考古学见证。
除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以外，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对外交通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是羌人的南迁。《后汉书?西羌传》：“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按秦献公初立之年为公元前384年，秦国的军事行动迫使羌人进入西南，其所经路线，应沿所谓“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西南地区与中原乃至欧亚大陆的历史大背景发生了有机的联动效应，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文化交流的一次重大事件，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3．战国中期至西汉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由此开启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及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新阶段，进入童恩正先生所谓“狭义的西南夷”时期（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自此到西汉中期，西南地区的文化较发达地带——巴蜀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段渝先生指出，秦汉政权都对这一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进行改造，实行移民政策，并采用温和的、诱导性的手段进行文化变革（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罗开玉先生也根据云梦秦简涉及巴蜀的内容，结合文献记载，认为秦对巴蜀地区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并通过移民、徒徙、修建城市等措施进行抑制，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罗开玉：《秦在巴蜀地区的民族政策试析——从云梦秦简中得到的启示》，《民族研究》1982年4期。）。巴蜀地区的汉化过程，由于这种民族政策，过程比较缓慢，直到汉武帝大规模开发西南夷，才告完成，但其策略是稳妥的，效果亦是明显的。秦灭巴蜀及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实际对西南夷的其他地区，产生了示范和联动效应，西汉时期对夜郎、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统治和开发，实际都是仿效战国中后期秦国对巴蜀地区的民族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先开发地区逐个成为“华夏边缘”拓展的桥头堡和与其他西南夷民族联系的中介。
4．东汉、魏晋时期
东汉以后，西南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汉文化序列，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原乃至欧亚大陆联系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通过贸易、战争等进行。
蜀地在两汉时期系全国重要的手工业中心，丝绸、漆器等制造业发达，这对于中原以至欧亚大陆的商人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敦煌和居延汉简中有不少记载蜀地和河西走廊进行商业贸易的材料（李永平：《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04年6期。），更远的中亚地区，中国制造的丝绸、漆器多有发现，其中相当部分很有可能也是蜀地的产品，经胡商之手辗转运往境外（详参本书第九章。）。近来甚至有学者认为，早至西汉前期，蜀商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9期；秦立凯：《西汉蜀商经商能力初探》，《邢台学院学报》第20卷3期。）。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汉朝经营西域，中外交通大大发展的欧亚大陆历史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是新的历史形势下西南地区参与欧亚大陆事务的新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四川地近西域，且自前几个阶段以来，一直就存在交通的途径和传统，是否汉代四川手工业的发达与西域的需求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种关联，也是值得今后进一步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