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标说，他曾经带过，一带就超标。按照防护条例的规定，超标就必须离开岗位。但他们能就此离开么？他们不能不干。鼓楼医院一年要接诊200多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这个量大概是10年前的四五倍。“这么多病人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看着病人不做呀！”
有一次北京有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机会难得，徐标本想全班人马关门上会。结果，想来想去，不行呀，真来了病人呢？最后还是留了一组人坚守他们的“24小时”承诺。
有人问过徐标，放射性的侵害你们不怕么？他说，“讲的难听一点，我们这些人活到50岁也好，60岁也好，只要活得精彩。职业病我们心里明白，白血病、癌症，我们也晓得，但是病人一来，想不了这么多，分秒必争。”心脏病急性发作，没有客气讲，哪有时间叫你去考虑什么防护？
医院的陈副院长讲了一句实话：“徐主任，你们现在年轻身体很强壮，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会一大片趴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出一批人来。”
疲劳、辐射，接下来是又一个敏感话题——收入。
“我们的收入并不高。”徐标说，我答应大家上夜班要发加班费，话是这么说，但加班费从何而来？科里的年轻人一遇到手头紧就冲着我嚷嚷，哎，徐主任你欠我们多少钱了？”
“我们科里收入比较‘社会主义’。说句良心话，教授还可以出去会诊、讲课，总有一些额外收入，年轻人就只有靠工资了。他们一个月去掉日常消费还能有多少节余？现在一套房子几十万，怎么买得起？”他说，“我们和年轻人收入差距有一点，但并不大。”
“这就是团队的精神力量。其实真叫你离开一段时间，还不行。每一个人都怕失去这个环境。”宋杰袒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人道地去做事情，心情很舒畅。人做事情不完全是为金钱。业务能力提高，得到领导的认可赏识，得到病人的赞扬，这些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Δ心地
徐标孩童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总有吃不完的鸡蛋、鸭蛋。推算不错的话，他的孩童时期应该是被称为“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可以想见，那时的鸡蛋或鸭蛋绝对是有点分量的东西。乡民们对自己敬重的大夫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鸡蛋、鸭蛋了。从这些平淡的琐事上，徐标懂得了不容易。这里面既是父亲为乡民治病的不容易，也是乡民一片苦心的不容易。这些带着相互体谅和凄婉色彩的“不容易”，日久天长，一点一滴积攒在了他的心底。
后来，他在当地也做了医生。他忘不了一次抢救病人的事情。那是个农民，因为青霉素过敏喉头水肿，眼见上不来气了。当时他人小胆大，就拿最粗的静脉注射针头，从病人的喉头刺进去。接着就听到“呜”的哨音，一声长鸣之后这人救活了。徐标说，“这个农民真实在呀，过后他挑来了300多个鸭蛋给我。我说，乖乖，你们家有多少鸭蛋？他说，我把家里所有的鸭蛋全拿来了，一个不剩。”后来，300多个鸭蛋原封让农民挑回去了。但是不依不饶的老实人不能就此了事，他一定要徐标做他女儿的“干爹”。这个要求徐标不好再推却了，结果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给十来岁的女孩子就这么当了“爹”。这“爹”一直当到他离开家乡为止。
徐标走出了家乡，但是他不论走到哪里，孩童时的东西早就长在了心里。
鼓楼医院的同事们知道，徐标看病有个怪脾气，他专家门诊看15个病人，却开不出10张处方。
“我经常讲，任何治病首先要明确诊断。比如心绞痛到底是高危还是低危？心力衰竭处于什么程度？血脂高要不要吃药？……医生要给病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也经常遇到病人提‘抗议’的：徐主任，你这个病人看了40多分钟了。我想，人家是从外地很远的地方来的，要赶火车，赶汽车，你至少把病给人家搞清楚。诊断都不清楚怎么下药？病情不清开处方，那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
徐标说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从病历看，花费一万多元药费，住院20天，硬是挂了80瓶水，一天4瓶，天天不少。结果到底是不是冠心病也没搞清楚，他为这样的医生脸红，“气得我不得了。水，我不反对挂，少挂一点，挂一种药也就可以了。或者至少你把人家的病搞搞清楚呀。”
徐标凡是看到类似的病历就两个字：“气愤”。他实在想不通，“有些病人就那么一点钱，你不把这点钱花在刀刃上。他心绞痛，你首先要解决心绞痛的问题；他血管狭窄，你要给他解决狭窄的问题。你挂那么多水有什么用呢？”
下面的事发生在三年前。徐标说，那是晚上，外地电话告急，一位老红军在手术台上，起搏器安装出了问题。放下求助电话，他踩上油门就走。当时心急，车开到收费站时不慎碰坏了人家的起落杆。徐标当时深感抱歉，却又耽搁不起时间，随即压了身份证就急速上路了。
老红军会诊完了，当地的医生说，你既然来了，还有个病人也给顺便看看。徐标自然答应了。第二个病人是个农民。他诊断这人是感染性心内膜炎，是霉菌性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病，死亡率很高。同时这个病人肝功能已经衰竭，全身的淤血点很多，从病历看他用过了许多抗生素，但于事无补，说得难听一点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了。这时候徐标心里很清楚，他们这样的家庭恐怕已经被这个病拖累得一贫如洗了，眼下实在没有必要再往这个病里扔钱了。虽说这样的结论很不尽情理，但是徐标不能昧着良心诓人一个短暂的宽慰。于是，他很委婉地对农民的妻子说，你们不要给他吃那些药了，药又不好吃，你不如多买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补补身体吧。
病人的妻子表情凄楚，这个女人明白了，于是含着泪却万分感激地点点头。接着，这个把眼泪强咽到肚子里的女人，佯装着笑脸将一摞被她已经攥得滚烫的钞票塞给了徐标，说，大夫您辛苦了，这是一点会诊费。
徐标说，他一看到那叠钱当时就脸红了。那样散乱的票子，什么都明白了。这位农民的妻子一定是问了前面的人给多少会诊费，然后也要比着给。但是，这两份钱是截然不同的两样。第一个病人是百元一张的，钱很整齐。第二个病人的钱有50元的、10元的，甚至几块钱的……
徐标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为病重的农民和他可怜的妻子，为他们摧不垮的朴素和善良，为自己的什么也不是……“我几乎没有停顿，很快地把第一个人的会诊费，再加上那一堆凑起来的零零碎碎的第二份会诊费，一起塞到农民妻子的手里……”徐标说这时候他不敢想，他们求医的路是怎么走下来的？昂贵的治疗费又是从哪里凑到的？
那个女人半天没说话，她的身子是慢慢地瘫软下去的，直到膝盖挨在了地上。然后徐标说，她像是做了很对不住家人的事，无力地摇着头说，我把牛给卖掉了，把房也给卖掉了……
徐标把跪在地上的农民妻子扶起来。他没有勇气看那张灰暗的、抽搐的、挂满泪水的脸。他扭头走出病房的时候，听到身后女人用家乡的土话喃喃地自语：谢谢菩萨，救命之恩，救命之恩……
第二天早上，徐标赶到碰坏杆子的地方。收费站的人说要赔4000多块钱。因为那根杆子是进口的。他只好告诉人家，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块钱。他说，你们把账号给我，相信我，回去就汇钱。
收费站的人不信，说你不是医生么，不是去会诊的么，会诊还能没钱？徐标告诉他们自己去会诊了两个病人，但是第二个病人是个农民，他们太穷了，于是自己把钱都留给他们了。
“看来世界上有好人那。”徐标说，那个收费站的站长姓袁。年纪不小的袁站长想了一会儿，说，“你走吧，杆子不用你赔了。你为我们的乡亲做了件好事。我们感谢你。”我说那怎么行呀？搞坏了东西一定要赔的。袁站长很坚决地说，“怎么不行？做善事的人，行！”
那个收费站他倒是来来回回总经过，但后来徐标一直没有再见到过袁站长。徐标每次路经时总是托人转告一声“老站长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的问候，不知道那位姓袁的老站长都听到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