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叫上几个人，陪他二人吃饭。对襟衣孙雨虹是个呆子，虽在县城工作，却很少在餐馆吃饭。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一年除了工资绝无其他收入，最近几年，县里财政吃紧，连逢年过节的活动也免了。局长去问县长要活动经费，县长说搞啥子活动？我正在为筹措工资发愁，你们不要工资，我就将你们的钱拨去搞活动。局长说过年了，总得搞搞活动热闹热闹。县长说你不会把城郊的农民秧歌队、龙灯队弄来热闹。局长说现在不比以前了，人家来了也要补贴哩。
县长心烦，说你自己想办法，只要不说钱的事，想咋弄咋弄。正是这样，孙雨虹他们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菜上来了，很丰富的一桌，有鸡，有鱼，有野兔，还有对虾，有清炖王八、天麻炖火煺、铁板烤鸡。上这些菜时，连老板也很惊讶，乡上很少这样招待人了，这二人是何方贵客，哪路神仙？老板斜斜打量二人，也没看出贵人真身。菜上得快，上一个老吴牙缝里咝的吹一声，上一个咝的吹一声，菜上完，老吴牙缝酸酸的涩涩的了。
孙雨虹被老吴尊为上座，孙雨虹推辞不愿。老吴说孙老师我是晓得的，十几年前你曾在我们桂花箐这里教过书，画画、写字没得人不晓得。你是文化人，你不上座谁上座？孙雨虹被老吴说得心里暖和和的，一下子找到文化人的感觉，这个感觉已经早就麻木了。他不由得挺了挺腰，挺了一会儿觉得不舒服，又将腰恢复到舒服的程度。老吴不断地给两人夹菜，不断地劝酒，孙雨虹不好酒，却看重桌上好菜，一年当中难得吃到。他眼光不断向桌上扫描，腹腔一阵痉挛，咙喉也发痒，清口水不断涌出。但喝酒的人礼节多，你敬我，我敬你，说一堆热情洋溢的客套话，就像失散几十年的亲兄弟。孙雨虹调整自己表情，尽量斯文，一个文化人，在饭桌上失态就让人笑话了。他就尽量敛目收心，等喝酒的人说吃菜呀，别光喝酒时，才快快夹一筷菜。乡里餐馆的饭桌不会旋转，那盆清炖王八放在他的对面，他几次想去舀汤，又觉不雅。老吴看到他的眼光，老吴站起身来，把他的碗接过，亲手为他舀了满满的汤，又将一块很大的甲鱼舀进去。老吴说孙老师别笑话我们粗鲁，酒席上无文雅，你多吃点吧。孙雨虹心内又是一阵感动，一阵湿热，耐住性子，一勺一勺将甲鱼汤喝了。
老吴知道文化人的习惯，吃完饭，他叫餐馆老板开了两间素雅房间给他们休息，直到下午三点，才亲自来请他们去文化站。出门，见一辆微型车停在门口，老吴执意请他们坐车，孙雨虹说路不远，走着去吧。老吴硬将孙雨虹拽进驾驶室，自己和别人坐在后面。孙雨虹在文化局几乎没座过车的，坐驾驶室的是领导，让他坐了，他心里又是阵感动，觉得这个老吴还真不错，对文化人这般敬重，这是他多年没遇到过的。他在文化馆工作，县里有什么活动，局长叫他去，去了就是写标语、写会标，完了就走人，从来没人拿他当回事。他想这个老吴要是当自己的领导，就舒心快意了。想想人家咋会去清得连虫虫、蚂蚱都没得的地方当领导，又笑了。
下午，孙雨虹和赵晓江要回县城了。老吴又将那张车调来，专程送他们，有人朝车里塞火腿、活鸡、天麻。老吴说乡里土俗，也没啥像样东西，一点心意。孙雨虹正要推辞，乡文书小赵气喘吁吁跑来，乡长，你媳妇找你说你老母亲病了，麻烦让乡里的车送一下。老吴生气，说街头不是有班车么？你帮我将她们送到班车上去。孙雨虹心里热起来，说让老人家来坐吧，我们去座班车。
老吴说这咋行呢？又不是没有班车，误不了事的。你们是客人，是为工作的事来的，否则请都请不到。孙雨虹的眼睛热了，忙背过身去。连赵晓江也感动不已，不断地和乡长握手，说着感激的话。
回到家，孙雨虹开始写调查报告。这是局长交待的活，让他们实地调查一下，酒米乡文化站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成危房了，能不能修缮一下使用，文化站发生的事严不严重，影响大不大。全县的文化站几乎都垮了，只有酒米乡和几个乡的文化站还支撑着。一旦房子成了危房，文化局是断无钱来修建的，自己的职工还住在老楼房里，在过道上煮饭吃，咋可能去修文化站呢。局长从内心也希望能保留着文化站，如果上头突然要抓文化站的工作时，留着几个也可以应个急，所以就叫孙雨虹带着赵晓江去实地调查，调查，写个报告。也有个决策依据。
三
老陈知道文化局已经同意卖文化站的事，老陈心里又难过又焦急。文化站虽然不是文化局的产业，但文化局怎么能轻易地同意卖自己的文化阵地呢？当初酒米乡建文化站时，是分管宣传、文化的刘副县长亲自出面协调的。建文化站时，由于经费短缺，他天天和舂房子的民工泡在一起，自己拿钱买了烟、买了酒，招待民工。忙时，和民工一起挖地基、挑土上墙，累得皮都脱了几层，人又黑又瘦。房子盖起来了，钱也没有了。他天天吃住在又潮又湿的新房里，自己买了石灰自己抿墙，自己填地皮，一天流的汗可以用桶装，石灰把衣服烧得像风干的塑料纸，一拽一个稀巴烂，用来做抹布都不行。等地皮填得平展展，房子抿得亮堂堂时，他躺在床上睡了几天几夜。
老陈要去找乡长，想起找乡长他就发怵，他知道乡长肯定知道自己去文化局反映过了，乡长不知道会怎样大发脾气。乡长骂起人来是谁也不敢劝的。老陈爱面子，一想到乡长当着别人大声骂人时，老陈就背脊发凉、脸上发烧，甚至觉得身上也抖了起来，但他不能不去，这事只有找乡长。
那天从乡长那里回来，老陈哭了。老陈觉得心里很憋闷、很委屈，尤其想着乡长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他、羞辱他时，他心里难过到极点。老陈愤怒时就想摔东西，可家里也没有多少可以摔的，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台彩色电视机，老陈爱看电视，尤其爱看文艺频道，所有的歌舞晚会文艺节目他一个不漏都要看完，他相信看了那些节目对他搞文化工作有帮助。他一进门就摔东西。其实是踢东西，他踢板凳、踢草墩、踢灶台，踢得他脚尖火辣辣地疼。板凳被他踢到墙角，有一个还踢了飞到水缸上，草墩他踢到大门外，他还觉得不解愤，想真正砸一回东西。眼光落到电视机上，他匆匆瞥开，又落到电视机上，他还是匆匆瞥开。如果他有钱，那天他肯定要真正地砸一回电视机，那样他心里的郁闷和委屈可能就能舒缓、释放了。但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能砸电视机，他打了自己几个嘴巴，打得脸火辣辣地疼，他清醒点了，他强迫自己走到大门外，他蹲在门口的石坎上。门口的阳光很明媚，几大棵白杨树投下斑斑驳驳的迷幻的影子，几只蝉在不知什么地方孤独而尖锐地鸣叫，老陈蹲着蹲着就流泪了，几大颗混浊、苦涩的泪顺着他黝黑的脸悄无声息地流下来，流着，流着，他竟抽抽嗒嗒地哭起来，一个大男人抽抽嗒嗒地哭，是很叫人伤感的。
老陈想我有什么错？我不是为自己的事，儿子在乡上当临时工，如果和书记、乡长搞好关系，也可能会转正的，可自己也没去向他们说情。人是活一张脸的，自己再差，也算是个文化人，人前人后大家也是尊重的。今天乡长那种愤怒，那种说话的尖酸刻薄，那种当众羞辱自己的话，想着都愧得慌。乡长也太霸道，说你有本事你去告，县上、市里哪道门都开着。文化站我卖定了，卖了也不会死人。当时他也和乡长顶了起来，他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勇气，说你卖不掉，搞文化没得错，只要我老陈在，赌你卖得掉。乡长当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把办公桌拍得咚咚响，说这话是你说的？我们走着瞧，卖不掉我这乡长的帽子就甩给狗去戴。
想起这些年搞文化站的艰难，老陈心里又难受。文化站图书室有千把本书，有几百册过期的杂志，那些书和杂志是建文化站时他去要来的，他骑着辆旧单车，跑县图书馆、跑县文化馆，找老同学、老朋友，这里要一点，那里要一点，然后自己用单车一趟趟驮回来的。那时工资低，舍不得坐班车，几十里的土路，不是爬坡就是过河。山区的坡路多，一个坡接一个坡，爬完这些坡，他人都累得瘫痪了。图书室开放了，来借书的人还真不少，再穷的乡也不乏读书的人，来借文学书籍的，尤其是科技书籍的人不少，好些借去科技书籍的都说有帮助，有的借了苹果栽培的书，学会了修枝、打杈，学会了人工授粉和套袋技术，苹果的品质明显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常常有人在路上拦住他，再三再四地请他去看苹果，去尝苹果，有的请他去看他们养的猪，都说看了科学养猪的书猪壮了、膘厚了，宰猪时一定要上门来请他去吃“泡汤”，把最好的里脊和腰花留给他吃。想到这些他心里就温暖。
那些年，上面还要求放电影给农民看，老陈为了学会放电影，他吃了很多苦，一个人慢慢摸索，终于学会放电影。那时候他的干事可多了，在坝里放电影，他用载重单车驮着机器，一个村一个村地放。看电影是农民的节日，天还没黑，幕布挂起来了，家家抬来了板凳和草墩认位子。他一进村，就这家扯、那家拽生拉活扯抢着让他去吃饭。哪家抢到他，那家人就觉得荣耀得很，把家里的那东西全拿出来招待他，临走会把大黄梨、核桃、板栗塞了一袋硬要让他带走。到山区时，他就租马来驮机器。他曾到一个叫擦耳岩的村子放电影，其实那不是村子，只有一家人在岩头上住，家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一辈子没看过电影，其实她是不能看电影的，她在年轻守寡时眼睛就瞎了，她一辈子的心愿是能“看”一场电影。他听到老人的心愿，心里强烈震憾了。他扛着机器，爬上那一个人走路也不能转身的悬崖上的小路，为老人放了一场电影。
当机器响起来时，老人激动得哭了，拉住他的手颤抖着摸着他的脸，说娃娃呀，难为你了。盼了一辈子，终于“看”到电影了，这不是做梦吧？这不是做梦吧？我明天死也值得了。说着老人枯井似的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话说得他心里酸酸的、甜甜的，一想起那个老人的卑微的愿望，他更加不能割舍文化站的工作了。
想起了那个叫王银花的女人，老陈心里一阵温暖，一阵苦涩。二十多岁时，男人去小煤窑挖煤被砸死了。男人暴死，给她心灵上罩上巨大的阴影，她和男人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长大，又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读到初中，两人感情极深。分家时，只有一间小茅屋，男人觉得对不起她，发誓要让她住上新房子。村子穷，男人就到外乡去当窑工，干了不到半年就砸死了。抱着男人血肉模糊的身体，她哭得死去活来。男人死后，她心灰意冷，守着八岁的儿子过日子，儿子聪明、懂事，读书成绩极好，她把全部心血、全部希望放在儿子身上，怀着对儿子的憧憬过日子。谁知绳子专拣细处断，儿子在暑假时去村外的一条小河里洗澡，竟然被突然而至的山洪冲走了，连小小的尸体也找不到。遭此灭顶打击，王银花从此变得半痴半呆，成天不讲一句话。原来漂亮、勤快、爱干净的人，地也不扫，衣也不洗，饭也不做，饿极了，抓把生包谷在铁锅里炒炒就是一顿饭。她目光呆滞，神情散乱，门也不出，地也不种，坐在屋里阴暗的角落里，半天不挪窝。有时深更半夜，会跑到坟地里，在男人和儿子的坟前坐一夜。村里的人叹息，说她命苦，男人、儿子死了，好好的一个人废了。
那年县里要组织民间艺人的作品去省里参展，老陈接到通知，想来想去忽然想到王银花。王银花的母亲就是个很有名的民间艺人，不知多少年起，酒米乡的人就知道这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每个赶场天，都看得到在乡场的一家屋檐下，有个老人在屋檐的墙下和地下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剪纸，这些剪纸生活气息浓，朴拙生动，啥老虎帽、狗儿鞋、围腰、枕头、被面的图案，无不精致秀巧、招蝶惹蜂。王银花从小跟她妈学剪纸，她读过初中，不光实用性的剪纸，传统型的窗花剪得好，还能创新，剪出许多玲珑剔透、内容新颖的图案，惹得村里村外的姐妹常来看剪纸、讨窗花。
他知道了王银花的处境后，心里很难受，怎么灵巧娇好的女子命都不好呢？自古红颜多薄命，可她是大山里的野蔷薇呀，不该这样颓废的。她应该从苦难里挣扎出来，应该从苦难的沉重中重新焕发出生的欢乐，新的生机的。
他想，剪纸是民间充满勃勃生机和顽强生命力的艺术，是她积满尘垢的心灵里的一颗沉睡的种子，这颗种子有了水分的滋养，会膨胀、会发芽、会冲出苦难、忧伤的尘垢，开出艳丽的花来的。
他去找她，正如事先想到的，她目光呆呆的，任凭他把参展的重要、剪纸艺术的魅力，剪纸的艺术功能和获奖的荣誉说足说够，她就是一言不发，呆呆地望着空茫的山坡，那里是丈夫和儿子的坟地。他心里感到异常的沉重，哀莫大于心死。他一下子明白他不仅是要得到参展的剪纸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要用剪纸把她从沉重的无望的死寂中拉回来，使她恢复对生活的热情，使她从枯死的灰暗的泥土缝中萌发出新的枝芽。他被自己的想法而感动，他一定要拯救这个女人。
以后的日子，他天天上她家去，去了就帮她挑水，帮她收拾农具，帮她扫地，甚至做饭，他是不长于做家务活的，做起来笨手笨脚，不是打翻水就是打烂碗，切出来的洋芋丝有手指粗，淘出来的米还有好些砂子、谷子，做出来的饭半生不熟，她开头不理睬，任他去做。后来见不惯，抢过来做了，做起来得心应手，做起来就有了感觉，人都是欣赏自己和欣赏自己做的事的，哪怕是做一顿精致的饭。只要有了这个心态，心就会活泛了。他还找了许多旧画报给她看，她一本一本地翻着，翻着，呆呆的眼光里就有了涟漪；翻着、翻着，冰冷的眼里就有了暖意。她被那些优美的图片吸引了，那些优美的图案打开了她的冷漠心灵，融化了冰山的一角。
最后，她终于拿起了剪刀，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幅大型剪纸《百鸟朝凤图》，那幅剪纸在省里展出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了全省比赛一等奖。
此后的日子，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她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家里收拾得整整洁洁，地里拾掇得有条有理，人也打扮得精精神神，依然是布衣青裤，依然是布底花鞋，却洋溢着生活的乐趣。尤其对于剪纸，更加执著，如痴如迷，创作出不少佳作。
老陈想卖了文化站，自己干啥呢？连老窝都被端了，自己歇在哪里呢？一辈子并没有什么奢求，怎么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都这么难？卖了文化站，自己就啥也做不成了，只有一辈子在乡里打杂，今天去催款，明天去收粮，后天去搞计划生育了。一想到这些，他就心如刀绞，不，一定要坚守住，坚守住自己的一点爱好，一点心愿，一点信念。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