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严重脑震荡，脑子里的某些东西完全被撞乱了。也许可以治好，但要花很多钱，基本上是个无底洞。宝来父母来了北京，老两口说就是把人卖了也凑不出医生要的那个数。我姑父洪三万给了一万，那时候一万不是个小数目。我姑父出了病房就哭，疼得揪心，见人就说我挣这点钱容易么，又不是工伤。宝来父母这辈子一次性见过的最大的钱也就是这一万块，他们没什么好说的。那三个人没抓到，那女孩也没找到。我前前后后录了好四次口供，想起任何一点细节我都告诉警察。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对那女孩很好奇，问我是否肯定她就是“立正坐好”。我想起宝来在电线杆子下说的最后也是唯一的那句话，我绝望地摇摇头。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做梦都希望自己能够肯定。
凶手没抓到。这样的案子几乎从来破不了。治疗一段时间后，宝来被接回花街老家。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昏昏沉沉，最清醒的时候脖子底下也得围一块毛巾，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源源不断地流下来。
宝来的事情让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那一天树叶光秃，枝头一丝风都没有，初冬的阳光无边无际。下午起来后米箩陡然有了兴致，一个人上上下来好几趟，把屋顶扫了，桌子和板凳都搬上去，收拾停当让我和行健一起捉黑A。每个人都想把气氛调动起来，但几句话之后复又沉默着抓牌了。满手的扑克牌，一张张往外出，谁都不知道黑桃A去了哪一家。没了宝来，猜不出来了。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牌都出完了都没看见黑桃A。
“怎么会呢？”米箩嘟囔着，“我数过牌了，一张不少，明明看见黑桃A的。”
三个人一起找，桌子底下、板凳底下、衣服兜里、屋顶上，所有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找到黑桃A。见了鬼了。行健和米箩狐疑地看我。我双手一摊，哗的泪流满面，好像我等这些眼泪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决定立刻下去给家里打电话。
还在酒吧斜对面的那家报亭，阳光晒得报纸和杂志的页角卷起来。我对着电话说：“我想回去念书。”
我妈说：“头还疼吗？”
“疼。”
我听见我妈对我爸说：“儿子还想念书。”
我爸说：“头疼念啥书！”
“我可以跑步，一天跑三次。”我说，依然是泪流满面。“我不想待这里了，一天都不想待了！”
我妈说：“儿子，那就回来。”然后她对我爸说，“我说回就回，那可是咱亲儿子。”
我爸接过电话说：“说好了，要念就念到底。”
我说：“我念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