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多的时间内，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总的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形势还是好的。当权的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本人，态度也还积极。因为共同抗日，人民也有了较多的自由。一时间，各党派和社会各界都对国民党寄予希望，希望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国民党政府能厉行民主改革，实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武汉失守，国民党退缩到重庆，日本人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战区的进攻，蒋介石却又故伎重演，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而逐渐转向防共、反共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法令，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民主权利，被它限制或取消了。
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不仅遭到共产党的反对，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而且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并主张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共同研讨形势之发展，实际是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于是有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之举。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便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
“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中有我，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1939年11月下旬，中国青年党之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之罗隆基（后退出国社党）、胡石青，第三党之章伯钧，救国会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黄炎培、江恒源、冷遹，我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之张澜等人，在重庆集会，拟订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信约》提出：“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同时又提出：“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拥护蒋（介石）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简章》则规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推举我和黄炎培将《信约》和会员名单送蒋介石。后黄炎培因蒋决定召见时正巧去了泸州，便由我一人于这一年的11月29日去面见蒋介石。我递交《信约》，并着重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介石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提出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谈话是由参政会的秘书长王士杰引见的。在我汇报中提到沈钧儒时，蒋还插话说，他（指沈）恐怕同你们不一致吧？意思是沈钧儒与救国会偏“左”，与中共关系密切。当时在重庆的政界人士有不少人也持此看法。我答复说，都说沈钧儒“左”，但我以为还是同我们在一起好，无碍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蒋没有再说什么，就算得到正式允许了。我与沈钧儒相识于民国初期同任张耀曾司法总长的秘书，私交已久，他的人品为我所深知，故在蒋面前讲了这些话。
到了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仅是发了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是动起了真刀真枪。他们不仅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摧残民主，排斥和消灭异己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做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使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大为失望，而对中共当时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同情。
再说到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本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所有决议，对于国民党当局并不具有约束力，它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国民党当局本应该在参政会里多吸收非国民党人士，以多听取多方面之意见和呼声。但在参政会内，原本国民党籍的参政员就占多数，他们还嫌不够，这时蒋介石又把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伯钧等非国民党人士排斥在外，而增加国民党内的亲信。这新的参政员名单一发表，很使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大为失望。我也很不痛快。一天，我由我的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散步，走到离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中。这里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张嘉璈的公馆，张君劢住在他弟弟张嘉璈的家中。张君劢是参政员，也是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的首脑。我正要同张谈这件事，黄炎培来了，紧接着左舜生也来了，都是不期而遇。于是四个人一块议论这件事，都叹息蒋介石没有出息，竟如此蔑视社会各界的舆论，瞧不起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对此深表不满。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这些人虽有了一个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接着大家又提出，由我去联络章伯钧，把他也拉进来。章刚刚被排斥出参政会，当时代表第三党。后来我去了章家，一谈就妥，谈到救国会沈钧儒等人，大家的意见他们可以加入，但要缓一步，等这个统一组织成立之后再加入。为什么？主要是重庆政界人士当时一般认为，救国会是左派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他们也参加创建这个新组织，就有成立新的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后来救国会沈钧儒等人真的缓了一年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再如张澜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由于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一个派，所以也没有马上加入，直到成立之后才由我去邀请他加入的。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酝酿的情况。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谈到面对当前的形势，深感各党派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寓所）召开成立大会，我和黄炎培、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问渔、冷遹、杨庚陶等十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选举到会的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我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原为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创议人之一，由于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怕国民党反对，没有同意沈钧儒和救国会马上加入。
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在重庆成立这种性质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立即取得合法地位，更不可能公开活动，而很可能被国民党当局扼杀的。于是大家商议决定，派我到香港去办报纸，在海外建立言论阵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伺机公开民盟的组织。鉴于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承担了这一任务。但是，要到香港办报，谈何容易，经费从何而来，就是个大问题，民盟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3月28日，我受众人之托，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他的大力支持。5月20日，我到达香港后，得到了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海外组织的热情协助，开始报纸出版的筹备工作。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由我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其时黄炎培已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澜继任。十二条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后，作了一些修改，成为“十大政治纲领”。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海内外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进一步结合”，并认为民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时，由陈友仁、陈翰笙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英、美及其他国家发消息。这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便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重庆国民党政府则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国民党各级报纸不准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正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发表演说，向报界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一事，“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绝无其事”，诬称梁漱溟是在香港招摇撞骗，并发动国民党在港的报刊指骂民主人士为“第五纵队”，还策动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
事已如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于是年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的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开了一次茶会，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确有其事，梁漱溟是受盟中央之委托去香港办报的，《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紧接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罗隆基等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正式中央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或异党分子”；“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自由”；“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等政治主张。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独立的政治社会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之初，其组成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我为首的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只是第二年即1942年，沈钧儒和救国会才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凡加入同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两重党籍，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入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依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
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确是抗日战争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曾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称赞“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说到我自己，当时亦有一段记述文字，颇能说明我参与发起组织民盟之动机和认识。这段文字是：“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始于此。”
至于我主持的《光明报》，一直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停刊。我个人也在这时才逃离香港返回广西桂林，经历了一番风险。
关于民盟组织的发展和演变情况，留待后面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