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还选举出张澜等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等十三人为中央常务委员，由常委中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的确扩大了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加入民盟，大幅度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这次会议后，还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了民盟总支部和支部，如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1945年春，民盟中央指示我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的民盟工作。不久即在广西贺县八步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推选我和陈此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莫乃群等人为委员，由我负总责。由于当时交通阻塞，东南总支部的工作未能积极推进。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至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全国约有盟员三千人，其中无党派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的百分之七十。
问：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哪些？它在民盟历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答：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首的国共两党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时召开的。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民主同盟纲领》三个文件，明确主张“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其主权永远属人民全体”，“国家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并提出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地方自治等关于国家体制的纲领主张；会议还呼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亦即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内战的危机以及党派团结、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等等。这次大会还总结盟的组织工作经验，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规定了盟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盟员入盟和退盟的具体办法等等。大会增选了史良等三十三名中央委员，连同原有的三十三名中央委员，共计中央委员六十六名；还增加了五名中央常务委员，共计十八名中央常务委员；仍推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还有其他部门的负责人。我仍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大会还决定出版一种日报，以加强宣传盟的政治主张，推动全盟的工作。会议结束后经过积极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于1946年2月在重庆正式出版。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政治组织趋向成熟。大会提出的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否定。会议宣布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战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巩固和发展盟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这次大会仍推选左舜生为秘书长，那么梁先生是什么时候接任秘书长职务的呢？
答：那是在民盟“一大”之后，因为参加政协的代表问题，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之后，左舜生是青年党的头头之一，便也跟着离开民盟了。而我这时正从广西抵重庆，民盟中央诸同人推我接任，我曾再三推辞，但其时我正图为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出力，最后接受了，仍言明只干三个月。在这里，我就自己在抗战胜利之初的心境和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的内情略说几句。
1945年8月至11月，我仍留居广西贺县。国共两党和谈、签订“双十协定”以及民盟“一大”的召开，我都不在重庆。但书信来往密切，情况我都知道，很为当时国内出现的好形势所喜。两年后我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自述，可看出我当时的心境：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1945年8月），在广西贺县之八步，闻胜利之讯；又闻国共两党当局会于陪都。窃喜外患既除，内争可泯，凡八九年来矻矻以图救眼前者，至此可以休息；而建国大业开始，夙日文化研究之愿当偿。当时分函故旧，悉道此意。顾不料十一月抵渝，遂闻东北接收以遭遇障碍而有撤退之讯。国内之争国际之争相牵合，大惧中国将为西班牙之续，乃又不能不从国人之后，谋取和平，是有参加政治协商之事。
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即与商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名额问题相关联。1945年10月，由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并由国共双方商定出席单位和名额。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计36人。在分配民盟的9个名额时，青年党李璜、曾琦、左舜生他们提出，民盟9个名额中青年党一定要占5个名额，理由是青年党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来的第一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支持青年党这么做的，想利用这件事分化瓦解民盟。青年党的这种无理要求，民盟内部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概不同意，中共亦表示反对，相持不下。国共两党的代表再次商量，双方同意让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保留5个名额；民盟9个名额不变，由国民党让出1名，共产党让出2名，另外增额2名。这样出席政协的代表名额就变成：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共计38名。最终还是中共多让出名额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青年党从此便从民盟分了出去，左舜生自然就不能担任民盟的秘书长了。这一职务在空缺一段时间以后，便由我担任，一直到1946年底。
问：梁先生有没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您可否回忆一下当时印象较深的一些事情？
答：我是作为民盟的九名代表之一出席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出席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大多数已是中年以上的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代表已经作古。除我之外，民盟的其他8名代表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张申府等都已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故去。中共的8位代表，现在也只剩下邓颖超、陆定一两位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历时二十多天的政协会议，在各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很有成效的。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即：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的协议；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真的得到实施，中国的历史将要改写。但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政协的协议都成了一纸空文。
问：听说梁先生在政协会议闭幕不久，曾二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请您谈谈这次会见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有哪些重要的交谈？
答：1946年春我二赴延安是因为当时自己有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设想而无把握的话，在重庆无法细说，出于上次与毛泽东长谈留下的好印象，很想去延安一吐为快。当时重庆、延安之间常有美国军用飞机来往，交通是方便的。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一个人再去延安与中央领导人见见面，谈谈，看看。周立即同意我去。到延安谈些什么，我没有细说，周也没有追问。
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下了停战令，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否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统，否定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映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意愿。一时间，似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事项就在眼前；仿佛今后中国的前途即与欧美同一个路子，两大党一个上台，一个下野，轮流执政。民盟有些同人历来热衷于此，国共两方面亦都没有公开提出反对，双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至于美方代表马歇尔自不必说。而我个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而又无法反对，或者是提不出完整的主张加以反对。因为这，我决定去延安向中共的朋友们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不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关系，就算是立此存照吧。
赴延安很快成行。记得飞机先飞北京，住一夜再由北京飞延安。同机的除延安的美国代表外，记得还有画家尹瘦石和其他一些人。到延安第一天即见到毛泽东主席，寒暄后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内找十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十个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能记得的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我先说了重庆的情况，由于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局面好，大家劲头很高。接着便转到我要陈述的本意。我说，在重庆的各个方面，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互相反对，台下的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听的人没有公开持反对态度的。我在民盟的各位同人，更是如此，有不少人一直是多年来盼望着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直是赞同的。但是，经过自己三十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认为特点很不相同；尤其是中国的现状，最不能同欧美相比的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旧的，几千年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这一落后局面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固有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也不顶用。因此中国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各搞各的，那样政局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不可能办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的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又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什么建设也没有搞。我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后来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军需、武器。对国民党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而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地迅即进行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处说一句，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但谈到现状，我说到国民党、国民政府，却没有点到蒋介石，这一点记得清楚。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垮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的的确确，我那时是做梦也未曾想到，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内战；特别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也从此站了起来。这次我在延安呆了十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匆匆返回重庆了。
问：1946年这一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正面临着战与和的紧要关头，作为国共两大党之外的第三方面的主要政党民盟，为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做了许多工作。梁先生其时正在民盟秘书长的任上，梁先生对这一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有何记忆？
答：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我作为民盟秘书长，受民盟总部的委托，偕民盟总部秘书处主任周新民（后任副秘书长）一同前往昆明调查此案，我们克服许多障碍，深入调查，最后写出了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