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津保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开始是小组织、小团体，甚至是单枪匹马，个别活动。后来酝酿成立同盟会，才逐步联络，成立统一的组织。约在1911年冬，甄元熙向我传达，说汪兆铭（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在天津开会，正式宣告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立。由汪兆铭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胡任交通部长，白任参谋部长。财政部长是汪自己兼任，还是别的什么人担任，记不起来了。至此，京津同盟会才有了统一的指挥，组织形式也较前严密了些。
我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的联络点在北京东单三条。这里有一间京津同盟会开设的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负责人就是甄元熙。小店前边卖货，后边聚会，常有同盟会会员三三两两来这里碰头，其中不少是河南、四川、云南籍的保定军校入伍生，大多议论革命形势和军事举动。胡鄂公和彭家珍都来过这里。我是甄君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常到这里来听消息，议国事，传送革命书刊；有时也守店面卖货，记得还曾奉派到京郊购置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电灯，这便是时髦的家用照明用具了。
京津同盟会当时在北京地区也有军事举动，但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为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谋划刺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最有名的如刺杀袁世凯、良弼、摄政王等人的事件，曾经震动京内外。详细的情节已有史载，我只是想特别谈一下彭家珍刺杀良弼而壮烈牺牲的情况。1912年1月中旬，张先培等四人携炸弹刺杀袁世凯失败，均壮烈牺牲。消息传来，京津同盟会会员无不怒火满腔。东单三条聚会时常有人拍案而起，摩拳擦掌。几天后（即1912年1月26日），突然传来彭家珍刺杀良弼成功，但本人亦当场牺牲的消息。彭家珍是四川人，我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与他相识。彭做事精明，胆量过人。作为军事部长，他深知张先培等刺杀袁世凯失败的影响，便单枪匹马，以一死去夺取成功。良弼是清廷贵族主战派（力主用武力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气焰嚣张，早就是革命党人要除掉的一个目标。刺杀那天，彭家珍身穿清朝军官的服饰，怀揣炸弹，独自来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住所，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良弼好友、清廷驻奉天将领崇恭的名片，要面见良弼。正在这时，一辆马车由远而来，靠近大门口，一片“大人到”的呼声。说时迟，那时快，良弼刚迈步下车，彭已将炸弹投去。由于距离太近，彭当场身殉，良弼被炸掉一条大腿，受重伤，第二天死去。这一壮举，吓得清廷亲贵闻风丧胆，纷纷逃窜；同时也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志气。后来孙中山先生赐给彭家珍以“大将军”的称号。民国以后，彭家珍和张先培等五位烈士，合葬在今北京动物园熊猫馆之东北角，立有一座五面碑，每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后因北京动物园不断扩建，这座墓碑，竟不知去向了，颇为可惜。
问：梁先生，可以介绍一下民国初年，您在《民国报》当记者时期的所见所闻吗？
答：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了。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并不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当时赵铁桥等主办的《民意报》为同盟会机关报），但《民国报》同样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创办者和大多数编辑部人员是同盟会会员。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一同留学德国，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牺牲于上海。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时常用寿民或瘦民作笔名。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北京。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等版面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记得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一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
原来，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布，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他管辖范围内的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这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河南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纸缺乏经费之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成立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我在报社只做过短时间的编辑工作，主要担任外勤记者。别看我当时只是个二十岁的小青年，但顶着记者这个头衔，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可以说无处不去。我这段记者生涯所涉猎的北京政坛见闻很多，现择其要例举一二。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3月10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词，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个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愈演愈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对于“兵变”发生后的情况，当时各报都有所报道。我也就“兵变”当夜所见写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