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新青年》的创办时，我曾把陈独秀与蔡锷相提并论，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点意思：1915年，谁在保卫共和？武有蔡松坡，文有陈独秀。前者面对的是硬环境，打的是硬仗；后者面对的是软环境，打的是“软仗”。为共和国创造合适的软环境的工程可以慢慢来，也不是心急就可以奏效的；硬仗却是刀兵相见，必须在帝国与民国之间分出个你死我活。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打的是这样一场硬仗，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保卫战，是历史前进与倒退的一场争夺。它的意义许多人都不理解，但蔡锷知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锷的确是保卫共和的元勋，是共和国的再造者。虽然那个共和国最后还是亡了，但那是后来的事，历史不会忘记她的卫士们为她所做的一切。而且，正是由于蔡锷领导的那场护国战争，才使得后来想当皇帝的人无一胆敢公然加冕。
二
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离开北京，然后从天津到日本，又取道上海、香港转河内，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组成，誓师讨伐袁世凯。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要进入那段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蔡锷其实很难。
从力量对比看，蔡锷与袁世凯简直不成比例。镇压二次革命以后，袁氏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当时中国的主要精锐部队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而蔡锷只身回到云南，除了声望和旧部下之外，可谓一无所有，他所依靠的是自己在云南的旧班底，也就是唐继尧的势力。当然，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蔡锷对他甚厚，他对蔡也不薄。但此时的唐继尧已获封开武将军，授侯爵。他的父亲为此兴高采烈，对袁氏感激涕零，所以力劝儿子不要反袁。如果不反袁，唐继尧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享他的富贵尊荣，做他的南天一霸。但他还是决意与蔡锷一起举事，仅此而言，唐继尧的人格就不可低估。但是，这一切事实上是有条件的，涉及权力和地位，人的内心常常会非常复杂。
提起护国战争，人们总是把它与蔡锷联系在一起，但众所周知，护国军的一切誓词、公文和布告，都以唐继尧领衔。护国之役的真正首领是谁？这没有疑问，但如果着眼于形式，却似乎是唐继尧。也就怪不得后来唐继尧为自己建造了“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这其中，当然体现着蔡锷不为个人争权力的高尚人格，但事实上也有无奈的苦衷。蔡锷入滇后，梁启超曾一再要求他从唐继尧手里夺回大权，以便指挥部署。蔡、唐商讨谁出征谁留守时，梁启超又一再去电，建议唐出蔡留。梁启超与蔡锷毕竟是师生，自然要更多地为蔡锷设想。而且，梁启超的想法也是对的：没有权力，如何举事？但是，在这件事上，老师的确不比学生更高明，正是因为涉及权力之争，稍有差池，就会出现不可想象的后果。所以，蔡锷没有听老师的话。在举事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已宣布独立，就应该另行组织政府，原先的将军、巡抚等官衔已不适用，应设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蔡锷坚决反对，认为那样会让人感到他们是为了权力，反而妨碍护国大业。权力机构的事，应该待各省响应之后，由各省公议。既然议决恢复民元的都督之制并以都督统帅三军，唐继尧提出让蔡锷当都督，自己率第一军开赴前线。蔡锷又坚决拒绝，他说唐继尧在滇主事多年，一切都驾轻就熟；自己此来为的是救国，理所当然应做先锋。这一切都说得合情合理，也是真话，但其中也有苦衷：他不能因为取代唐继尧的地位而坏了护国的大事。蔡锷此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挽救共和的大业需要唐继尧的地盘，需要唐继尧手中的军队。所以，才出现了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的感人场景。最后，还是唐继尧就任都督之职，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也许，正因为蔡锷不争权位，才保证了护国之举的顺利进行。
有一种说法是：护国军从云南出发，唐继尧只交给他“三千羸师”，两个月的饷银。在川南一带鏖战半年之久，二三月间战事十分激烈，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一再催促补给，而唐继尧却没有给前线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护国军起的时候，闹得轰轰烈烈，到底有多少人，当时不知道；他拍出来四处求援的电报，亦只吹他有几多军队，几多器械；后来战事完了，从军中字纸篓中，找出他支配军队的清单，不过三千一百三十个大人。他不单初出兵是这么多人，始终是这么多人，不曾得一点接济；好几月后，才有几省独立响应，但是远水不救近火，他只能以孤军奋斗，好像下围棋，走得没有眼了，你想这是如何的危险。”说一点没有得到接济，大概不是事实。因为蔡锷在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踌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那么，护国军入川之后，至少收到过十七万的供给。但是，正如蔡锷所说，杯水车薪，护国军的处境异常困难。
困难也不在于唐继尧不卖力，而是以一省之力支持护国军的军费开支，都督大人实在无力解决。唐继尧已经为此把全省的教育经费挪用，以致全省中等以上学校都以放长假的形式暂时停办，公务人员只领取少量伙食费，欠薪一年之后还没有结清。
就在这种情况下，蔡锷以叙永为大本营，坚持战斗，在泸纳之战中击溃袁军，因而震撼全国，使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赢得了护国战争胜利。这是古今中外战史上的奇迹。以三千之众，对十万雄兵，于几个月的时间里摧毁了中华帝国，迎来了中国民国的复生。其奥秘何在？蔡锷靠的是什么？
护国之所以成功，军事力量的确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之所以能够胜利，关键在于民意。因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英雄人物如何顺应民意而发挥作用，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考察当时的时局，袁世凯拥兵数十万，手握国家最高权柄，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事实上却不得人心。人心所向不难发现，当筹安会发起时，许多人就痛心疾首，当袁世凯一步步破坏共和而走向帝制时，多少人愤懑于胸，但是，人心常常在强权面前很无力。如果没有真正的英雄，民心往往只能在暗处叹息。历史的一些细节很值得注意：云南军队中的中级军官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从筹安会发生就非常气愤，他们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且试探唐的意向。唐继尧部下那些中下级军官决心反抗帝制，却不知道上峰的意图，曾经秘密开会多次，议订了四项办法：“一、当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蔡锷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曾说到他抵达昆明时的情景：“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而在此之前，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却是“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正如梁启超所说：“洪宪帝制发生，大家看五色国旗，被人扯破了，很生气，很悲愤，当时想做蔡松坡的事业，有同样见解、同样理想的人，谅来不少，但是都没有做出来……”因此，蔡锷义旗一举，可谓人心大快，各省很快纷纷宣布独立，使得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共和国死而复生。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心是重要的，但英雄也是重要的。没有英雄登高一呼，人们也许只能徒唤无奈，任袁世凯复辟称帝，眼睁睁看着共和国夭折于摇篮之中。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常常为英雄提供机遇，或者说，也常常呼唤着英雄，但英雄总是少之又少，一些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胆识。蔡锷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对理想的执着，而且是他超人的胆识，和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
三
蔡锷是一个有原则、有立场的现代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一点也不含糊。从他与袁世凯关系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到蔡锷作为共和军人的使命意识和鲜明的是非观念。
应该说，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蔡松坡集》，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由此可见，蔡锷东渡日本时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1913年到1915年，蔡锷在北京，袁世凯对他可谓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系列官衔，而且几乎每天召见，商谈政要。种种材料证明，蔡锷辞掉云南都督之职进京，是自愿的，未必是袁世凯的阴谋。袁世凯对他虽然并不放心，因而或有“槛虎于柙”之意，但并没有以管制监督而伤害他的尊严，而是在各方面关怀备至。正因为这样，蔡锷悄悄离开北京取道日本回到云南之后，在宣布云南独立的前一天（12月24日），还致电袁世凯“痛哭陈辞”，给他一个“最后之忠告”。
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经历了几度变化。他佩服袁世凯的才略，而且对袁有很高的评价。1912年1月12日，他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这样评价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定，此事自在意中。”《蔡松坡集》，156页。但是，在袁世凯面对革命高潮持观望态度，并企图借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还是民主的时候，他激烈指责“袁之狡谋”，“懈我军心”，甚至在《北伐誓师词》中直呼“袁贼”。不过，南北和议一旦成功，蔡锷立即又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他多次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即使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他依然反对武力讨袁，主张法律解决。可是，当袁世凯图谋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时候，他的态度又变了。1915年8月之后，复辟帝制的舆论甚嚣尘上，“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纷纷登台表演。这时的蔡锷则韬光养晦，终日沉溺于风花雪月，做出一副颓唐而不关心政事的样子。他一方面在与袁世凯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却已经把袁世凯看作仇敌，开始与梁启超等秘密商讨反袁大计。最后，他终于逃离北京，组织护国军与袁世凯刀兵相见。
蔡锷支持袁世凯或者反对袁世凯，都出于他的一贯原则，而这原则与他的政治理想连在一起，是他清醒的政治选择。在民国元年，他支持袁世凯，是因为后者在关键时刻能与清廷决裂，使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以和平的方式结束，避免了无数生灵涂炭。在民国初年的乱局中，他支持袁世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是因为那样更有利于共和国政局的稳定。但是，一旦发现袁氏试图破坏共和，改变国家的性质，他就要挺身而出了。在这里，还不只是公义与私情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为了私情，也更应该把袁世凯赶下台。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他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这不难理解，怎么可以让一个共和国的叛逆继续担任共和国的如此要职！但他始终不忘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1916年4月18日，他在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申明自己的态度，要求袁世凯退出政治舞台。他认为：“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他又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
可惜中国传统培养出来的政治家袁世凯，根本无法理解蔡锷。他曾问莫里循：蔡锷会不会统治中国？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你蔡锷不要权力，不想做统治者，为什么要来管闲事？
蔡锷并非什么都不要，他要一个共和国，他要共和国国民的人格尊严。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护国战争是“为国民争人格”。
护国战争起事之初，蔡锷对于成功几乎毫无把握。我的面前摆着蔡锷的老师梁启超的三份回忆：一份是1916年蔡锷逝世后在其追悼会上讲的；一份是1922年在南京讲的；一份是蔡锷逝世九年之后在北京讲的。
在蔡锷追悼大会上，梁启超在发言中说：“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曾经这样回顾蔡锷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1925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北京演讲《蔡锷与袁世凯》，曾经这样回忆：“他从北京到天津，由天津转日本，又由日本回云南；临别的时候，与我相约两句话：‘成功就下野，决不争地盘；失败就殉国，决不想亡命’；我们都觉得这句话，不过讲讲而已，见面的机会，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蔡松坡向国内国外的，都说是为争人格而战，这句话从何说起呢·老袁强奸民意，伪造几十万人的劝进表，以为全国人都像王莽篡汉时，大家劝进一样。松坡觉得这样一来，我国人在世界上，大没有面子了，他出头争一回已失的人格，原不打算成功。”说完全不打算成功是不对的，明知更大的可能是失败，却也要拼死一搏，却是事实。目的只有一个：为国民争人格。
如果只是梁启超的一面之词，也许并不可靠，但是，许多回忆都为此提供了证据。陶菊隐说，举义之前，蔡锷曾向滇军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族四万万众之人格也。”打败袁世凯，的确没有任何把握，但为了四万万国民的人格，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1916年1月31日，蔡锷在家书中写道：“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害，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四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这是中国特色，也是悠久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乱世，蔡锷是一个奇迹。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在中国历史上，手里拥有枪杆子而不靠它谋取权力，这的确是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