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主要的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根源于我对如何更好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点思考。这些年来，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发展中也存在某些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研究同社会生活的联系相对薄弱。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面却十分窄小，通常局限在少数同行专家之间。广大群众接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往往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故事或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以传播历史知识为职志，有的甚至公开申明是在“消费历史”或“戏说历史”，但人们偏偏误认为所讲的就是历史的真实。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但我们不能禁止人家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必要的虚构又正是文艺作品同史学著作的本质区别之一。所以，倒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传统习惯，更加努力地写一些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的东西。十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其中说：“史学工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以史学界以外的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只是作为史学界一部分同仁交换研究心得的手段。”这当然十分必要，但却远远不够。“史学家还要善于跨越史学界，关注社会，关注群众，重视对全社会提供对于当前社会生活有借鉴意义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认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努力去学习写一些随笔、小品之类的杂文，就是实践上述想法的一个具体行动。
不过在史学界这个圈子里待久了，要走出去却并不容易，步履蹒跚地走几步，实在也走不多远。但情况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短文发表了几篇后，颇有一些熟识的和不太熟识的、搞历史的和并不搞历史的朋友，表示读过或关注过这些文字，有的甚至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在过去发表学术性论文中是很少遇到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去年6月的一天，在一次会议上，令狐安同志递给我他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已经发表在2011年第11期的《中华魂》上，这里照录如下：
读李文海杂文有感二○一○年三月仇谤喜谀谁报忧，空文崇尚未知羞。
巧言令色为亲信，逆耳犯颜若寇仇。
钓誉沽名何日止，弄虚作假几时休。
渐习渐惯愁难改，如此怎当孺子牛。
令狐安同志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诗人。他在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写了不少充溢家国情怀、关心百姓生活的诗。如他写的《愤闻某地卖官成风有感》、《讽某地政绩造假》、《斥贪官污吏》、《武松无奈大虫何》、《忧某市被征地农民二首》等诗作，痛快淋漓地无情鞭挞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情深意切地表达了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关切和热爱。在上面那首诗中，他从历史现象中联想到社会现实，凸显了历史同现实的紧密联系。我一向认为，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些历史规律、有一些历史经验、有一些历史真理，仍然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贴近，至今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南宋诗人陈渊有诗云：“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今天的人们可以从古人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的智慧，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到生动的历史借鉴，这正是史学的魅力所在。
今年恰好是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覆亡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革命的人民推翻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清王朝，但历史并未因此就截然割断，一个新的时代仍然要在旧基地上逐渐成长。新旧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前辈曾经的辉煌，用发展的要求去努力挣脱先人留下的因袭的重担，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神圣的职责。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一些短文，算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点痕迹。
毛泽东同志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致蔡和森等》，见《巨人的性格——毛泽东的书信》，5页，北京，地震出版社，1992）如果通过这本小册子，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一些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聊以消闲”之余的意外收获了。
2012年3月31日于世纪城时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