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婚姻法规也相应地作出了规定，限制某些亲族之间的通婚。包括：
后母与子之间。《公羊传》桓公六年何休注引汉律说：“立于奸母，见乃得杀之。”见诸实例者有，汉宣帝时，乘丘侯刘外人“坐为子时与后母乱，免”①。（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汉元帝时，美阳令王尊处理了“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案。②（②据陈直先生考证，“假子”即前母子。详见《汉书新证》，398页。）美阳女子自诉云：“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王尊遂将此男定为死罪，并取其尸体悬挂于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③。（③《汉书·王尊传》。）由此推知，直系血亲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为法律所禁止。
（2）婶与侄之间。汉律称此行径为“报”，这显然来源于先秦时期的有关说法。《左传》宣公三年杜预注引汉律称：“淫季父之妻曰报。”犯有“报”行者，往往要被处以极刑。东汉人仲长统说：“今令……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坐。”④（④《后汉书·仲长统传》。）李贤注：“鸟兽之行谓蒸报也。”可见，犯“报”之人，与杀人和谋反之人一样，要处以死刑。
（3）姑与侄之间。西汉时梁王刘立与其姑刘园子乱，“有司奏立禽兽行，请诛”⑤。（⑤《汉书·文三王传》。）此外，汉婚律还规定了某些同一辈分的亲族之间也不能通婚。这包括同产兄弟姊妹和非同产兄弟姊妹。如西汉时期，赵敬肃王刘彭祖与其女弟及同产姊“乱”，“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⑥。（⑥《汉书·景十三王传》。）
从现存史料看，宣帝时期对“乱”行的惩治较轻，武帝和元帝朝以后，乃至东汉末年，处罚相对较重，基本用死刑来惩治。
同时，还可以看出，“乱伦”行为多是统治阶级成员所为，在查考到的汉代此类案例中，统治阶级成员占78%以上。这表明，有悖于伦理的各种“禽兽行”呈现出较明显的阶层集中趋势。
二、规定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制定相应的解决纠纷的方式
汉婚姻法规规定，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对几乎全部家产都有支配权，不仅房产、地产等不动财产归其所有，而且，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积聚的钱币也为男方占有，甚至妻子劳动所得收入也不能全由自己支配。在离婚时，妻子只能带走自己的陪嫁物。如《礼记·杂记下》郑玄注引汉律云：“弃妻畀所遗。”可以看出，在法律意义上，完全由妻子支配的财产只有若干陪嫁物品而已。
夫妇双方的最重要义务是生育子女。“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也”①（①《礼仪·昏义》。）的观念在两汉时期十分流行。这是由于在小农经济结构中，人口增殖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极重要因素。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数”问题，用法律规定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在人口数量下降时还要用诏令重加申布。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诏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者，禀给如《律》。”还规定：“胎养具为令。”②（②《后汉书·章帝纪》。）即在母亲怀孕期间，由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食物，以利生育抚养。地方官员对不养子女的父母依律惩处。③（③东汉时新息长贾彪严治不养子女的父母，数年之间，“人养子者千数”（《后汉书·党锢列传·贾彪》）。太丘长陈寔（字仲弓）一日遇两案：“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贼主，何如骨肉相残’，遂先治民不养子案”（《世说新语·政事》）。）
汉婚律规定了夫妻之间应负的法律责任。西汉初年，汉婚律尚沿袭秦律中的连坐之法。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尽除收律相坐法”④。（④⑤《汉书·刑法志》。）但过了十余年后，又“复行三族之诛”⑤。（④⑤《汉书·刑法志》。）夫与妻任何一方犯“大逆”之罪，另一方连坐。《汉书·景帝纪》如淳注引汉律云：“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西汉时汲侯公上广德即“坐妻大逆，弃市”⑥。（⑥《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除大逆而“弃市”外还有其他连坐法规。农民、手工业者等被统治阶级起义反抗，其家属要受牵连。《汉书·李广传》载：“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汉平帝时，连坐的范围有了缩小：“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⑦（⑦《汉书·平帝纪》。）东汉相沿依旧。⑧（⑧参见《后汉书·光武纪上》。）
军队士卒逃亡，事连其妻。西汉时是否有此项法令，尚难断言。东汉时此项法令无疑是施行了。东汉后期，曹操对“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的士亡法，“更重其刑”，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但后来曹操发现，仅凭连坐之法并不能阻止军队士卒的逃亡，便在事实上取消了士亡法。如鼓吹士宋金逃亡，“即止不杀金母、弟”⑨。（⑨《三国志·魏书·高柔传》。）又有一亡卒妻，“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大臣卢毓力驳之，曹操裁决说：“毓执之是也。”①（①《三国志·魏书·卢毓传》。）
夫妻已经离婚，一方犯“不道”之罪，并不牵涉另一方。如，西汉后期“久典尚书，号称详平”的廷尉孔光，在判定淳于长“不道”案是否应牵连已离婚的妻妾时说：“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因此，不必追究其妻妾的法律责任。②（②参见《汉书·孔光传》。）
汉婚律规定，在多妻妾的家庭中（主要是统治阶级），妻与妾的位置不能颠倒。西汉时孔乡侯傅晏因“坐乱妻妾位，免”③。（③《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为了稳定家庭关系，汉婚律对战乱、灾荒和瘟疫之后夫妻子女等家庭成员流离失所的状况，制定了一些保护性措施。这类规定多以封建皇帝诏令形式体现出来。如东汉初年光武帝和明帝几次下诏，规定因动乱而被略至他乡的女子有权回归本家，任何人都不得阻挡。④（④参见《后汉书》，《光武纪上》、《明帝纪》。）
同时，家庭内部的夫妻争斗和其他亲属之间的纠纷也受到汉律的限制。西汉时，南郡地方官吏曾上报了一件这样的案子：女子何侍与许远婚后关系不睦。何侍父何阳有酗酒之习，稍不如意，就詈骂不已。许远无法忍受，谓妻：“汝翁复骂者，吾必揣之。”何侍也不相让：“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后许远揣何阳，何侍“因上堂搏姑耳再三”。大司徒鲍昱据婚律决断此案：夫妻所以养姑者也，今女婿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于凡庸不迁怒，况所尊重乎，当减死论”⑤。（⑤《风俗通义》佚文，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421页。）
汉代盛行改嫁与再嫁之风，由此引起的一个家庭与社会问题是后妻对前妻子女的嫉恨与迫害。汉婚律对这一问题也有涉及。东汉顺帝时，太尉庞参夫人嫉前妻之子，“投于井而杀之”，洛阳令祝良“率吏卒入太尉府按其事，乃上参罪，遂因灾异策免（庞参———引者注）”⑥。（⑥《后汉书·庞参传》。）
处罚最重的是家庭内部辈分较低者对辈分较高者的侵犯。杀父、母、季父、兄等均要弃市。如梧齐侯阳城戎奴“坐使人杀季父，弃市”⑦。（⑦《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驺丘侯刘毋害“坐使人杀兄，弃市”。殴打父亲则处以枭首之刑。①（①参见《太平御览》卷六四〇引董仲舒《春秋》决狱。）精神病患者误杀母也无例外地处以枭首。《太平御览》卷六四六引《廷尉决事》云：“河内太守上民张太有狂病，病发，杀母弟。应枭首。遇赦，谓不当除之，枭首如故。”
三、对后嗣合法性的规定
汉婚姻法规只承认父母亲生儿子的承嗣之权。西汉时，益都原侯刘广死，子刘嘉嗣。后来查明，刘嘉并非刘广之子，遂因此被免侯。②（②参见《汉书·王子侯表上》。）又如，营平侯赵岑“坐父钦诈以长安女子王君侠子为嗣，免”③。（③《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东汉时亦有此类事情。《风俗通义》云：“陈留有富老，年九十无男，娶田家女为妻，一交即气绝，后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时年尊，何一夕便有子。’争财数年不绝。”丞相丙吉亲自出面决狱，确定此子确系陈留富老所生，“因以财与男”④。（④《风俗通义》佚文，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421页。）
四、规定皇族成员与非皇族成员之间的通婚
汉婚姻法规允许皇族与非皇族之间建立婚姻关系。按汉婚律规定，皇族女子的丈夫都是当朝列侯和中级以上的官吏。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低于公主。对公主不敬，往往会丢掉官爵。西汉芒侯耐申“坐尚南宫公主不敬，免”⑤。（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丈夫杀死公主，不仅本人要被处死，家庭其他成员也要受牵连。东汉时，班始尚清河公主。在杀了清河公主后，班始被腰斩，同产均遭弃市。⑥（⑥参见《后汉书·班超传》。）
虽然皇族可以与非皇族通婚，但诸侯王却不能娶皇帝宫中的掖庭出女或其他诸侯王傅婢。汉婚姻法规对此限制相当严格：“禁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⑦（⑦《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乐成靖王刘党》。）汉婚律对擅自娶掖庭宫人的诸侯王，要处以削地和贬侯。为何汉律中有这类规定，汉代人未作说明。从两汉实际情况推测，或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掖庭出女和其他诸侯王傅婢对皇宫、王宫中情形较为了解，她们出嫁其他诸侯王，有可能将宫廷秘事散布出去。二是限制和约束统治集团成员依仗权势，过分胡为。
五、规定离婚条件
“有一种说法认为，汉律规定，女子婚后要绝对服从丈夫，丈夫有随便打骂、奴役以至转让妻子的权利”①。（①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上册，19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这并不完全符合汉代实际。当时，由于封建的夫权还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丈夫和妻子都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只是夫方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妻方。
流行的观点认为，《大戴礼记·本命篇》说的“七出”是汉代男子与妻子解除婚姻关系的条件。实际上，汉代男子离婚权与《礼记》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从目前存在的史料看，有如下几个方面：
妻子对公婆有忤逆不满的言行或其他“不孝”的行为。汉人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不事舅姑，悖德也。”证之于史，西汉时，鲍永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②。（②《后汉书·鲍永传》。）东汉时，姜诗之妻没有及时给姜母打水，姜母表示不满，姜诗便“责而遣之”③。（③《后汉书·列女传·姜诗妻》。）由此看来，殴打、詈骂公婆则更是丈夫出妻的“事借口
（2）妻子破坏了家族内部和谐、稳定的关系，包括争财物、分家、迫害前妻子、多言等。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口舌，弃离亲也。”东汉时，李充家境贫苦，“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其妻主张分居，“充呵叱其妇，逐令出门”④。（④《后汉书·独行列传·李充》。）蜀地广汉女子某因争财物，四处挑拨，伤害家庭和睦，其丈夫“即出妻，让财还弟”⑤。（⑤《华阳国志·广汉士女》。）京兆人冯衍之妻屡屡迫害其前妻之子，冯衍怒而“逐去”⑥。（⑥《后汉书·冯衍传》。）
（3）妻子对丈夫纳妾不满，即所谓“嫉妒”。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嫉妒，弃乱家也。”婚姻是具有排他性的人际联系，为了抑制妻子对丈夫多妻妾生活的不满，汉婚律赋以男子借此出妻的权利。这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时在已婚妇女的头上晃动。西汉时，元帝王皇后的母亲本是朝臣王禁的正妻，王禁又“多娶傍妻”，其妻表示不满，王禁便以“妒”为理由与之离异。⑦（⑦参见《汉书·元后传》。）东汉时，钟由之妻孙氏对钟由的妾张氏表露厌恨与反感之情，且“置药食中”，钟由“讯侍者具服，孙氏由是得罪出”①。（①《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钟会为其母所作《传》。）
（4）无子离妻。②
②瞿同祖先生不大赞同无子离妻的存在。他说：“除极少数的例子外，历史上以无子而被出的实不多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他在用英文撰写的专著HanSocialStructure（汉代社会结构》）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推测“无子离婚”似乎只是形式上的离异要求（38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1）。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无子而导致婚姻关系的结束，在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中都广泛存在。所不同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往往与原始人的“同一性”思维有关。列维布留尔指出：“在大量原始民族中，特别是在班图人中间，妇女不妊是一种真正的灾难，它是离婚的充足理由。……（因为）妻子不妊的土人的庄稼将受到颗粒无收的威胁，因此，他必须和她离婚。”（[法]列维布留尔（Léy-Bühl，Lién）著，丁由译：《原始思维》，4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在阶级社会中，男子娶妻最基本目的是生儿育女，延续子嗣，继承家产。所以，孟子提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传。考察汉代实际，无子出妻并非“实不多见”，而是相当普遍，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妇人有七弃三不去。无子，弃绝世也”。西汉后期，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写道：“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艺文类聚》八十五引）《东观汉纪》卷十九载，东汉人应顺，少与许敬相友，许敬婚后一直“无子”，应顺遂帮他去妻更娶。东汉明帝之师、儒学大家桓荣婚后无子，何昌助其去妻另娶。相传曹丕所写的《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的小序谈及刘勋去妻之事：“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玉台新咏》卷二）
妻子有偷窃的恶习，包括偷窃自己家中的财物和别人家中的财物。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盗窃，弃反义也。”证之于史，如西汉初年，蒯通说：“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遂之。”③（③《史记·蒯通传》。）王吉之妻摘取邻人树上的枣子，王吉即将其逐去。时人称：“东家枣完，王阳（即王吉———引者注）去妇。”④（④《汉书·王吉传》。）
（6）妻子家中有人犯法。西汉时，霍光女儿出嫁金日之子，未几，霍氏家族谋反事发，金日子遂“上书去妻”⑤。（⑤《汉书·金日传》。）汉末三国时，魏沛地人刘仲武娶妻毋丘氏，后毋丘氏家族成员毋丘俭拥兵造反，刘仲武乃“出其妻”⑥。（⑥《晋书·礼仪志中》
）
（7）妻子患有“恶疾”。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虽然在汉代史籍中还找不到实例，但汉人何休的说明应是有依据的，此其一。在汉代妻子可以用丈夫患有“恶疾”为理由与之离婚，以此推之，汉代男子亦应与有“恶疾”的妻子离异，此其二。据汉不远的晋代人虞博也说：“且妇人之有恶疾，乃慈夫之悯也”，“诚以人理应绝故也”①，（①《晋书·礼仪志中》。）此其三。故而，与患“恶疾”的妻子离婚在汉婚律上是成立的。
（8）妻子行为不检点，有淫乱之行。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淫，弃乱类也。”
（9）丈夫在政治高压下与妻子离异。这与皇帝是最大立法者密切相关。如汉桓帝诏以公主妻窦叔高，叔高便和其妻离婚。②（②参见《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三辅决录》。）
妻子的离婚权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丈夫品德操行不良。如东汉女子吕荣之夫徐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吕荣之父“积愤疾升，乃呼荣欲改嫁”③。（③《后汉书·列女传·吕荣》。）
丈夫患有“恶疾”。西汉时，曹寿患“恶疾”，其妻平阳公主与之离婚。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