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禹确信，如果皇帝能这样做，就一定会感动和影响其他阶层的人，促使他们也减少为数众多的妻妾人数。
尽管贡禹对汉代统治阶级多妻妾原因的分析是粗浅而疏略的，他提出的方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多妻妾现象。然而封建皇帝广选民女，确实加剧了这一劣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贡禹之论有其合理之处。在统治阶级视多妻妾为正常现象的当时，他就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其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已属可贵；而在“君君臣臣”的专制时代，敢于无所顾忌地抨击封建皇帝，更表现了其胆识与勇气。
刘向的婚姻思想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活动于元帝至王莽执政时。刘向一生著述颇多，传世之作有《新序》、《说苑》、《洪范五行传》以及《列女传》等。他的婚姻思想则主要见于《列女传》中。
刘向写《列女传》的动机，是试图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等级意识的集中体现“礼”，来更严格、更广泛、更深入地规范婚姻关系，以达到“布教化”、“正世风”的目的。因而，他的婚姻思想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原则，带有浓郁的正统婚姻观念色彩。
着重阐发“礼”在规范婚姻关系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内容。
刘向把“礼”加以具体化。首先他认为应重视婚仪程序，而不能马虎苟且从事。刘向在《列女传》中收入先秦时召南女子申氏的故事：申氏因夫家迎女之礼不完备，断绝了婚事，且曰：“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对此，刘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夫礼不备，终不肯从；要以必死，遂至狱讼；作诗明志，后世称诵。”①（①《列女传》卷四《贞顺传》“召南申女”条。）其次，“礼”还表现在婚后妻子应当恪守遵循的某些规范上。刘向对遵循“妇人之义，保傅不来，夜不下堂”，最后为火烧死的宋伯姬褒奖备至，誉其是“守礼一意”的楷模与典范。②（②参见《列女传》卷四《贞顺传》“宋恭伯姬”条。）再次，“礼”还是婚姻关系中等级性的体现。刘向承袭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论，认为如果在婚姻关系中违反了体现“礼”的等级原则，就会遭到“天谴”。如，他把鲁庄公二十年齐国发生大灾，看成是齐桓公“以妾为妻，嫡庶数更”所致。③（③参见《汉书·五行志上》。）最后，“礼”还指对婚嫁中某些禁忌原则的遵循。刘向认为，“同姓相婚”是违“礼”之行。即使国君，亦应遵循。否则，“君行于上”，就会导致“臣非于下”④。（④《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主张女子恪守“贞节”，从一而终是第二个内容。
刘向承袭并发展了先秦儒家和董仲舒所倡导的“男尊女卑”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女子不事二夫、从一而终的观点。他在《列女传》中一共收录了从一而终的“贞节烈女”十余则，占该书所褒扬的妇女总数14%。如此大规模地颂扬“贞烈”之女，在当时确乎是空前的。
在刘向看来，女子守“贞”的最基本标志是夫死不改嫁。他引述了这样一件往事：先秦时宋人之女嫁给蔡人。婚后丈夫患了“恶疾”。女方母亲打算让女儿改嫁他人，此女却说：“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刘向极力赞扬宋女的行为，说这使“后人美之，以为贞顺”⑤。（⑤《列女传》卷四《贞顺传》“蔡人之妻”条。）与“贞”互为表里的是“顺”。刘向认为，“顺”的含义是丈夫虐待妻子，妻子却能忍辱负重。《列女传》中收录了一则黎夫人的故事。黎夫人出嫁后，丈夫感情冷漠，夫人“甚不得意”。有人劝她：“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黎夫人却认为这样做不合“妇道”，决心“终执贞壹”，从一而终。刘向对黎夫人的言行推崇备至，他说，“妇人守壹，终不肯归”的行为是值得后人深思和效法的。⑥（⑥参见《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黎庄夫人”条。）部分是因为官方的首肯和提倡，部分是由于以故事集的形式编纂成书，刘向《列女传》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流传很广，内地诸郡国和边地，无不受其影响。这在西汉一代，是独一无二的。①（①如在内地，山东嘉祥武氏祠中就有刘向在《列女传》中表彰的一个贤女———“无盐丑女钟离春”的画像（洪适：《隶续》卷五，见《隶释隶续》，374页）。《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简789亦有“分列女传”语。）
杜钦和谷永的婚姻思想
杜钦，字子夏；谷永，字子云。二人均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汉后期的政论家，主要活动于汉成帝统治时期。
成帝一朝，封建政治已相当腐败。从个人品格上看，成帝本人又是西汉诸帝中纵欲无行、放荡不羁最甚者。史载，他的后宫宫女数以千计。特别是赵飞燕姊妹入宫后，接连害死成帝妃子所生子女，使“金殿玉室”的后宫，笼罩在恐怖、猜疑的氛围中。加之，赵飞燕姊妹挥霍无度，间接加重了朝政的混乱。杜钦、谷永对这种局面十分担忧，因此，把论述的焦点集中于封建皇帝的婚姻关系上。
杜钦和谷永十分强调皇帝婚配的重要性，并将其与社会治乱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后妃制度，“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曷常不由女德”②。（②③④《汉书·杜钦传》。）统治政权的瓦解和倒台，归根结底是因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竭泽而渔”的残酷剥削，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乱。后宫内部的争宠纷争、钩心斗角，只能加剧这种矛盾，却非矛盾的根源。杜钦和谷永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他们的论述显然夸大了皇帝后妃的作用。
其次，杜钦和谷永又为皇帝提出了择妇标准。他们认为，容貌是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标准是所选之人应具有“贤德”，“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③。（②③④《汉书·杜钦传》。）此外，还要看是否“宜子”，即具有较强的生育能力，从而保障皇帝世系延续。他们说：“礼，壹取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④（②③④《汉书·杜钦传》。）而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是“急复益纳宜子妇，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⑤（⑤《汉书·谷永传》。）他们认为，遴选后妃遵循这两个原则，不仅大有益于国家，也能使皇帝本人延年益寿：“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盛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⑥（⑥《汉书·杜钦传》。）很明显，杜、谷二人上述之论是针对成帝“好妃匹之色”的个性及皇后赵飞燕久不生育而发的。
最后，杜钦和谷永告诫皇帝注意男尊女卑的原则，不可让后妃恃宠，干乱朝政。谷永说：“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慎也。……诚修后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贵者不得嫉妒当宠……后宫亲属，饶之以财，勿与政事。”①（①《汉书·谷永传》。）杜钦则发挥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观，指出，皇帝不信大臣，宠用后妃涉足朝纲，乃是对“天道”的背离。这是因为：“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或妇乘夫，或臣、子背离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他建议皇帝随时注意“正后妾”和“抑女宠”②。（②《汉书·杜钦传》。）
在他们影响下，朝臣纷起响应，如匡衡认为：“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③（③《汉书·匡衡传》。）
可以看出，杜钦、谷永等人论及方面虽然较为狭窄。但是，他们的论述却向人们展示了在汉代封建专制政体中，皇帝婚姻状况的某些特点。
东汉时代的婚姻思想
东汉时期，豪族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为了通过血缘纽带，加强豪族地主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东汉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从而大大强化了家族权、父权、夫权等封建宗法理论。同时，一些富于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当时婚姻关系中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激热抨击。不过，囿于时代的局限，在这些人的婚姻思想中，进步与保守的内容往往交织在一起。两股波流撞击的结果，前者占据了明显优势，高视阔步地奔涌而下；后者则化为涓涓潜流，缓慢而又倔强地继续行进。
王充的婚姻思想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王充一生著述颇多，但除传世的《论衡》85篇外（其中有一篇仅存题目），《节义》、《养性》等著作都已散失。
王充婚姻思想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其一，王充主张在婚姻关系中贯彻“门当户对”的等级性原则。但他不是从社会伦理观念出发论证这个问题，而是以迷信心理作为解释的手段。王充指出：“类同气钧，性体法相因自相似。”所以，地位“富贵”之男，就必然会娶“富贵”之女。如果两人之相（即其地位）不同，而缔结婚姻，不是有“立死”的变故，就是要出现“豫亡之祸”。①（①参见《论衡·骨相篇》。）这样，王充就为婚姻嫁娶时门当户对的合理性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其二，王充反对婚姻关系中的乱伦行为。他不相信当时民间流传的“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的说法。王充的依据是，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人伦规范。“夫乱骨肉，犯亲戚，无上下之序者，禽兽之性，则乱不知伦理”，因此，齐桓公断不会行此丑行。他又说，如果齐桓公真有这样的“禽兽”之行，那么，其罪恶就会“厚于桀纣，而过重于秦、莽也”②。（②《论衡·书虚篇》。）
可以看出，王充的婚姻思想具有相当保守的内容。作为东汉时代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并富于批判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颇有建树的。但是，在婚姻思想上，他却没有提出有价值的观点。
《白虎通义》中的婚姻思想
东汉初年，今文和古文两派在经学著作的训诂、名义、内容、意义方面争论不休。为了统一分歧，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东汉政府在白虎观开会讨论，班固（东汉安陵人）③等人记录了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撰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通过汉章帝的钦定，因此，它反映了最高统治阶层的意愿，是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延伸和扩大。其中包含的婚姻思想，也基本上是对董仲舒、刘向等西汉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家婚姻观的继承和发展。
③于班固的生年和籍贯，学术界尚有分歧。（1）关于生年。现时人们把班固和班超的生年均定为公元31年。设如此，则班固和班超是同年出生的。这只能用两种情形来解释：或者班固和班超是双胞胎。但史书记载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相反，称班固为班彪的长子，称班超为少子。或者班固和班超是同父异母。但班固、班超以及班昭都互以“同产”（同一父母的兄弟姊妹）相称，可见，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此，只能从汉代人年龄算法去判断，按，班超卒于公元102年，史载是时他71岁，但这实际上是虚岁，循此前推，则班固生于公元31年，班超生于公元32年。（2）关于籍贯。学界有四种说法。一曰出自北地（今甘肃庆阳北）。明人张溥在《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在班孟坚集》中持此说。二曰出自茂陵。乾隆年间修《凤翔府志·古迹》云：“茂陵在右扶风，乃东汉班、马、耿、窦，诸勋故里。”三曰，出自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今人有关班固的著述，都依据《后汉书·班超传》中班超，
“扶风平陵人”的记载，持这一观点。四曰，出自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见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认为，司马光之论合乎史实。第一，《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系扶风安陵人。第二，班固所作的《汉书·叙传》说，班氏家族西汉末年曾住昌陵。安陵在昌陵之西，平陵又在安陵之西。班家西迁，是不大可能逾安陵不驻足而住平陵。第三，《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彪去世后，班固曾奔丧返回家乡，即安陵。
《白虎通义》承袭了董仲舒的“三纲”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三纲六纪”之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①（①②《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在“三纲六纪”中，存在着十分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白虎通义》对此有详细解释：“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在这些纷杂的关系中，夫、妇关系尤为重要。《白虎通义》认为，“夫”与“妇”字音本身就含有尊卑贵贱的意思：“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②（①②《白虎通义·三纲六纪》。）所以，妻子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和受命于丈夫。在《白虎通义》看来，丈夫可以支配妻子的命运；而妻子却不能对丈夫有不满表示：“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③（③《白虎通义·嫁娶》。）
其次，《白虎通义》继承了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同姓不婚”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阐发。《白虎通义·姓名》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聚，皆为重人伦也。”因此，同姓相婚的行为实与禽兽无异。
再次，《白虎通义》对于婚仪过程作了若干用儒家观念理想化了的规定。《白虎通义》十分重视婚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它汲取了《易经》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说法，把婚姻关系放在人们的各种伦理关系之首。它认为，在婚礼范畴中，首要的乃是男子和女子的成婚年龄：“妇人十五称伯仲何？妇人质少变，阴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织纴之事，思虑定，故许嫁，笄而字。”④（④《白虎通义·姓名》。）但许婚并不意味着正式成婚。《白虎通义》撷取《礼记·内则》中“男子三十壮而有室，女子二十壮而嫁”的说法，认为男子和女子的初婚年龄应分别是三十岁和二十岁：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阳数奇，阴数偶也。……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盈，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①（①②③《白虎通义·嫁娶》。）
除去其中具有神秘色彩的五行观念，《白虎通义》能从人的身体生理发育是否成熟来考虑男女婚配年龄，这无疑是可贵的。
此外，《白虎通义》还十分重视父母和媒人在婚嫁过程中的作用。它认为，只有认真履行这两个手续，才是正当的婚姻：“礼，男娶女嫁何？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倡阴和，男行女随，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泆也。”②（①②③《白虎通义·嫁娶》。）
最后，《白虎通义》还沿袭了先秦思想家的看法，对原始婚姻关系作了猜测。可以看出，它参考了《商君书·开塞篇》中“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以及《吕氏春秋·恃君览》中“太古尝无君矣。其民众而群处，知母而不知父。无亲戚、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的论述，指出“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③。（①②③《白虎通义·嫁娶》。）这一看法暗含了原始社会母权制婚姻形态。
班昭的婚姻思想
班昭（公元49—120年），字惠班。其成年后嫁与曹世叔，故世人又称其为曹大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她在中国史学史上，以继承父、兄之业，续成《汉书》八表和《天文志》而为人们称道。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她则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妇学”著作———《女诫》的作者而闻名后世。
《女诫》凡7篇，全文1800多字。班昭在序文中谈到自己写这篇文字的目的时指出：“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惭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宅门，取耻宗族。”因此，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女儿对父亲、妻子对丈夫、女子对男子的无条件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