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颠倒名实关系，鼓吹天意决定认识的谬论。董仲舒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事物由名词概念所决定，而由名词概念所反映的认识又为天意所决定，这条神秘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提供认识基础。如前面所揭示的，汉代经学不仅用烦琐的言辞来注释儒家经籍，而且还采用阴阳五行象数，以无类比附的方法解释《周易》等典籍，以宣扬阴阳休咎之应，祸福灾异之事，用神学迷信麻醉和欺骗人民。
和汉代经学家的烦琐注经、象数类比的方法不同，王弼首倡“得意忘言”说，为魏晋玄学唯心主义认识论奠定基础。“得意忘言”是汉魏间“言不尽意”说的发展。东汉时选拔官吏是采用乡闾评议，公府征辟，地方察举的制度，因此对人物的评论是国家的重大问题。但是，评论人物并非易事，有的人看来英俊，实际平庸，也有的人则“大智若愚”。如果以形貌取人则往往失于貌相，所以当时有人提出要瞻外形以得神理，才是识别人物的可靠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可以意会，不能言传，这就是“言不尽意”说的由来之一。
王弼认为，本体“道”并不是一般人的认识对象，“从事于道者，以无为君，不言为教，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老子·二章注》）。只有依靠圣人的神秘主义直觉才能与“道”同体。但是，王弼又认为，本体“道”的外现、“末有”是可以言状的，要能体认“道”也必须由此入手。所以他又吸取了前人的“言不尽意”的思想，鼓吹“言”是“末”，“意”是“本”，即重“意”轻“言”的思想。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结合申引《庄子·外物》的思想说：“言生于象（“象”，指《周易》卦象、爻象，代表一类事物。），象生于意。”语言由《易》的卦象产生，“象”又由“意”（思想）产生。而且，“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象”是表达思想的，“言”则是用来说明“象”的，二者都是得“意”的必要工具，是不可缺少不能取消的。进而王弼认为，“言”、“象”既然是得“意”的工具，而不是“意”的本身，那么，滞于“言”、“象”，就会反而失去本义。解《易》应当不滞于“言”、“象”，而应去体会其中所蕴涵的意义、思想，如果只停留在语言本身就失去说明“象”的作用；只拘泥于卦象本身，就失去表达思想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明白了“象”的意义，就应把语言忘掉；已经得到“意”，就应把卦象忘掉。忘掉不是丢掉不要、简单否定，而是以“末”显“本”，得“本”而不执著“末”。王弼所讲的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是通过解《易》提出来的，也成为了他注释经籍、会通儒道学说的基本原则。王弼的观点总的说来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但却是对汉代经学的言教符合天意和烦琐哲学的一个否定。
（五）关于名教思想的演变
在政治思想方面，汉代经学着重鼓吹儒家纲常名教，魏晋玄学则主张“自然”先于“名教”，并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补充儒家学说，进而和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相调和。
儒家的礼法思想经过农民起义的冲击，作用减弱，王弼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提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必须符合“自然”的思想。他认为纲常名教是有局限性的，应当抓住本体，摆好“自然”和“名教”的本末关系。王弼主张“名教”是根据本体“道”建立的，“道”的本性是“自然”，所以“名教”也是“自然”的产物，政治礼法制度就是根据本体“道”而“立名分以定尊卑”（《老子·三十二章注》），只有符合“自然”，“名教”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示、发挥出来，专制统治才能巩固。王弼还宣扬，必须依靠体现“道”（不是体现“天意”）的圣王，才能使人们获得不同的名分地位。圣王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指“自然”的一面，“无不为”指“名教”的一面。圣王根据“自然”原则，进行“名教”设施，确立名分，分职设官，治理国家；同时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教化人民，使人民的思想行为符合“自然”原则。显然这和汉代经学的君权神授的理论不同，而是通过本体“道”的高于一切的支配地位，从哲学上论证等级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永恒性。
嵇康、阮籍受到当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排挤和迫害，公开反对司马氏，因而也强烈反对当时被弄得虚伪透顶的儒家“名教”，主张崇尚“自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他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认为人们应当超出“名教”的束缚，不尚虚荣，不为追求名利而为非作歹。但是，嵇康仍然认为“名教”不可废，上下尊卑等级制是合理的。阮籍认为“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通老论》），达于“自然”，必能“通于治化”，这更是主张调和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了。
向秀、郭象屈服于当时门阀士族当权派司马氏集团的淫威，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竭力鼓吹“名教”即“自然”。他们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庄子·大宗师注》）“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他们认为“名教”是反映“自然”的工具，“名教”本身就是“自然”的表现，“自然”和“名教”没有高下之分，而且只有通过“名教”，政治才能圆满地体现出“自然”来。这是为垄断政治、任达放纵、卑劣虚伪的门阀士族行径作论证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魏晋玄学与汉代经学在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学风方面都表现了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玄学方面看，是由其核心思想的展开而形成的。玄学的核心是有无本末的问题，即有和无何者为本，何者为末的问题。本末的另一说法就是体用，本末之辨也就是体用之辨。由此中心思想而展开表现在各个领域和方面，从有无（本末、体用）出发，表现在天道观上为天与人、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区别，在伦理上为道与德、性与情的区别，在认识论上为言与意的区别，在政治思想上为名教与自然、有为与无为的区别，也就是说，“无”为本、体、天、形而上、道、性、意、自然、无为等，“有”为末、用、人、形而下、德、情、言、名教、有为等。所以，魏晋玄学的“有”“无”意义极为广泛，反映了各种矛盾和关系。抓住魏晋玄学的“有”“无”“本”“末”的思想，也就掌握了魏晋玄学的思辨哲学的钥匙。
三
我国前期专制社会中官方哲学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演变，有其自身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批判继承关系，但是，归根到底，这种演变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只有揭示社会根源，才能了解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
东汉以来到魏晋时期，由于农民起义斗争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经济仍有所发展，南方经济有了重要的开发，北方民族进一步大融合，社会向前发展，历史有了进步。同时，胚胎于东汉、定型于魏晋、僵化于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使我国专制社会进入了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时代，社会阶级斗争尖锐，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统治阶级亟须不断变换思想统治形式，寻找统治人民的新式武器。
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农民起义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对汉代官方神学的批判。东汉后期政治日益黑暗，广大农民彷徨、挣扎在死亡线上，“万民饥流”，“百姓饥荒，更相食”。从汉安帝以来，民变纷起。到灵帝时，张角领导的规模极大的太平道农民起义，震动了整个统治阶级。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占领汉中近三十年。张燕领导的黑山军，众至百万，声势浩大。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王朝也被他们推倒了。东汉王朝被摧毁，儒学也随之威严扫地。农民大起义，严峻地表明了儒家名教已不能维系人心，也深刻地暴露了根据名教标准选拔出来的官僚的腐朽昏庸、低劣无能。于是，重新编制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就成为统治阶级面临的迫切问题。当时农民起义领袖所借以发动和组织农民的旗号是黄老道教。黄巾起义军奉行《太平经》，张鲁在汉中以《老子》为教本，于吉在南方领导群众斗争，也教人“读道书”。当时这种以神仙方术和《老子》中“谷神不死”、“玄牝之门”等神秘语句的结合的宗教，起着反抗汉朝官方哲学——谶纬神学的作用。以镇压黄巾起义军起家的曹魏集团，也竭力防止道教的传播，曹植在《辨道论》中就透露了魏国曾把方士集中起来“聚而禁之”的防范措施。农民起义斗争，教训了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必须修改汉代经学的谶纬神学形态；也使他们意识到必须重视利用《老子》，改变道家的内容，以安抚、欺骗、麻醉广大农民。
同时，汉代唯物主义者，自司马迁以来，扬雄、桓谭、张衡、王充直至仲长统等人，其中如扬雄就企慕玄远，抗志玄妙，推崇《老子》的玄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评论思想界各家的优劣时最推崇道家，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文记·太史公自序》）主张学术以道家为主。这在唯物主义者那里是有代表性的。御用哲学家们为了反对唯物主义，也迫切需要利用道家的哲学。王弼就一方面利用汉代唯物主义者喜谈玄言和天道自然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一方面又把阴阳五行思想和象数学，归于虚无本体，这就使它的唯心主义理论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高度，从而带有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
哲学形态的变化和现实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踩着黄巾农民身躯上台的统治者曹操，鉴于农民起义的教训，实行了一些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他大力压制汉末结党标榜，追求声名的风气，并废除了东汉以来由豪强地主操纵垄断的推举官吏的察举制度，提出尚才不尚德的用人标准，极大地破坏了名教之治。为了取消地方分裂，建立统一的专制帝国的统治，曹操迫切需要建立强大的政权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于是，他在政治上竭力推崇名法，贬抑儒教，“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傅玄传》），“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三国志·魏书·杜附子恕传》）。先秦诸子中与法家相关的名家也获得重视，“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为了从理论上论证检察名实，扩大君权，裁抑大族的需要，魏初名学相应地盛行起来。但是，曹魏削弱、压制豪强地主阶级特权的政策遭到了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抗。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的选拔人才的方法，不久就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到了齐王芳时，统治阶级内部纷争不已，曹魏集团也逐渐变成了新的贵族，门阀士族势力日益扩张，君权削弱，少数当权大臣如曹爽、夏侯玄、何晏等贵族把持政权，皇帝形同虚位，于是又从综核名实转向提倡无为的政治理论。他们一面主张君主无为，大臣专权，一面又提倡名教，以维护自身的统治。这样，开始鼓吹“自然”的夏侯玄，宣扬“无名”的何晏已经不反对名教，而王弼更是从哲学的高度把二者统一了起来。及至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晋王朝，又不敢讲“忠”，而标榜以“孝”治天下。与这种政治状况相适应，“名教”也被抬了出来。但是，已经提出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被认为更符合门阀士族的需要，所以，御用的哲学家们更是巧妙地把道家的自然和儒家的名教统一起来了。名家至此也就归本于道家，转而成为玄学了。
汉魏间思想的变迁，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些经学大师和玄学家立身行事的需要。东汉后期的社会大动荡，带来了典章残缺、文教荡然、纲纪衰坠。萍浮离乱的客观条件，打破了儒家礼法，“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序》）。学者“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一些经学家也开始离经叛道，权变其法。例如，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马融终因饥困难忍而应大将军邓骘之召。后来，更是“奢乐恣性，”“达生任性”，声色犬马，不拘礼节，俨如风流人物。马融开始以老庄并举，并强调庄子的“达生任性”，这标志着经学大师们已经开始冲决经学的樊篱而趋向于道家思想了。两汉的“端委绅”博士沿着这条道路逐渐演变以至后来出现了魏晋的“玉柄麈尾”名流了。
特别是魏晋间自正始以来二十多年，政局极度紧张。为了躲避是非，一些名士多遗落世事，逍遥自足，苟且偷安，而玄学清淡遂成为一种避祸妙法。而且，玄学家标榜心胸务为高远，心神超然无累，高唱重神理而遗形骸，贵“得意，勿忘形骸”（《晋书·阮籍传》），这种谈尚玄远，还可为他们的骄纵放达行径作辩护。同时，玄学清谈，迂诞浮华，又可故标清高，用以震慑世俗，使人产生“如野鹤之在鸡群”之感，以哗众取宠。这样，魏晋玄学也就成为当时玄学家的利己的伪善的处世哲学。
总之，在魏晋的历史条件下，《周易》的神秘主义，《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庄子》的蔑弃礼法态度适应了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这三部书号称“三玄”，成为风靡一时的必读书。王弼以老子哲学解《易》和《论语》，援道入儒；嵇康、阮籍公然师法老、庄，愤世嫉俗，反对虚伪礼教；向秀、郭象突出崇尚庄子，宣扬顺世主义。一时间，道家昌盛，儒学沉寂，从儒家正统思想的消长衰盛来看，汉代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已被否定；同时，也表明儒道合流成为必然趋势，用道家的思辨哲学来补充和阐发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成为门阀士族官方哲学以图解脱危机、统治人民的必由之路。
［原载《哲学研究》，1980（3）］第一章略论汉代经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
汉代经学是汉武帝以后直到东汉覆亡的地主阶级官方哲学。东汉末年汉代经学趋于衰亡，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汉代经学的衰亡，固然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冲击和自然科学家、唯物主义者的批判，以及由于通经致仕的利禄之途的被改变所致；但是，从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看，也有其内在的根源。除了汉代经学内部分为今古文两派外，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有两个突出的弱点：一是神学迷信，西汉中期是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在西汉末和东汉时更发展为谶纬迷信；再是烦琐哲学，并且由于严守师法、家法而更加窒息生机。我们简略地剖析一下汉代经学的弱点及其衰亡，将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了解科学的哲学思维和学风对于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