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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何军权的父亲何明华
时 间：2006年12月28日
地 点：何军权家
采访人：泉溪
何明华，何军权的父亲，祖籍重庆市垫江县白家乡莲花村。1959年参军，在西藏自治区服役。1962年复员。荆门市农业局原种场职工，现已退休。
何明华说，何军权的故乡应该是在重庆市的那个小山村里。1976年7月，何明华挑着一担箩筐，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乘船沿长江东下时，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山水，那个当时叫四川省涪陵地区垫江县白家公社莲花大队四队的地方，就远远地留在了这条江的上游，留在了这一家人的身后。父亲何明华之所以坚持认为那是自己的这个幺儿子生命出发的地方，是因为何军权此时像一颗胚芽一样生长在他母亲的肚腹里。他参加了这次举家迁徙——孕育他的地方是那片祖先的山水。
时隔三十年后的2006年深冬，何明华回忆起那次迁徙时居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一年他年近七十岁了。老爷子戴着那种雷锋式的冬装军帽，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外面还套着一件大衣，臃肿而实在。他的脸呈黧黑布满皱纹，但声音却有着金属一样的质感，铿锵而果断。回忆起那次跋涉一千多公里，改变了家族历史的迁徙的原因，他说，没办法，要活命哪！何军权头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候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没现在这么严，只是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最好，当时干部们宣传说“一儿一女是鲜花，多儿多女是冤家”。但生三个四个的家庭也很多，国家管得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有一天，我们在田里做农活，休息的时候坐在田埂上扯闲话，不晓得怎么就扯到生娃娃的事上了。生产队长开玩笑，说，不是我欺负人，何明华屋里的（方言，妻子。）就是抱个磨子压都压不出（孩子）来了。
讲到这里，老爷子嘿嘿笑着，一副得意的样子。是不是那个时候军权就已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了呢？或者说，老爷子骄傲于自己最终打破了生产队长的预言，并让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世界冠军？总之，老爷子讲到这里时皱皱巴巴的脸笑成了一朵灿烂的老菊花：
我们离开老家一是我们那地方人多地少，劳动价值不高，一年忙到头只分得到、三百斤粮。孩子一多，人都养不活。相比之下湖北田多人少，劳动价值也高，粮食也多些。再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年轻气盛，又没读多少书，脾气暴躁得很，与干部们打交道动不动就喜欢“蹦”起来。说好听点就是爱打抱不平，说不好听些就是爱和干部“抬枯扛”（抬枯扛：方言，指话不投机）。我们家一共有五弟兄，四哥当兵转业后分配在荆门炼油厂工作。我就想，干脆走了算了。于是就给我四哥写了封信，说你们如果能找到接收的地方的话，我们就到湖北，呆在老屋里不行。四哥在他们单位上是个干部，与工厂周围的生产队关系也很好，就找了一个地方让我们过来。1976年，我们全家离开老家，搬到了荆门。军权那时候还没有生，揣在他妈肚子里，我挑着一担箩筐，他妈牵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一路上走路、坐船、搭汽车。7月25号我们一家来到荆门。
我们先是在革集村住了几个月，借的人家的房子住的。那是一片丘陵地带，村子里横七竖八着几座房子，旁边长着几个大树还有几片水塘，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水田。田肥得很。初来乍到，条件苦得很。腊月17军权就出生了。军权出生后我们又搬到原种场。那里是荆门县农业局专门培养水稻种子的单位。刚到荆门，人生地不熟。虽然我四哥在炼油厂，但毕竟不在一起，那段时间就漂着，难得很。去给军权上户口，公社管户口的一个女同志说，你看我们这里有哪个像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生娃子。你已经有两个了，这个娃子上不成户口！我一听，倔脾气又上来了。想，这娃子又不是在湖北怀的，我们也不晓得这里管得这么严啊！我就对她说，那你看怎么办呢？把他捏死了算了？说是说，那个女干部还是很快就把户口上了。
我问，您当时多大年纪了？
老爷子说，快四十了。
我说，在我们这里，那个时候四十多岁生孩子的也有，但不多。
她是欺生，看我们是外地人。老爷子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虽然语气平和，脸上也挂着笑容，但想像得出当年他的愤怒和执拗。
我也相信老爷子的话。欺生也算是我们人性中的劣根性，特别是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地区和时期，但我想，这件事可能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
后来不是也上了吗？我说。
老爷子笑了。父亲何明华。
老爷子继续说，军权出生后，蛮逗人爱，左邻右舍也都喜欢他。我也非常喜欢他。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月母子（月母子：方言，做月子的女人。）营养跟不上，奶水就不够。刚好革集村有一户刚从河南迁过来的人家，女人生了孩子，一点奶水也没有，就抱了孩子到处讨奶吃。讨到我们家，军权妈可怜那孩子，就天天喂那孩子奶吃。本来奶水就不够，再加上一根篾劈两半，军权的营养就明显跟不上，体质很弱。长得黄皮寡瘦，说话走路都迟得很。两岁半时，一天早上我给他穿衣服，不知怎么他咳了一声，吐了大拇指那么大一口血。我骇极了，把他抱到革集医院请医生看，医生让孩子住院，打了一天针。第二天，医生说，这孩子体质太差了，最好是输点血补充一下。我问那要多少钱啊？医生说60块钱1CC。我又问要输多少呢？医生说你要是有钱，就输个200CC。现在血库里没有血，你们自己去找血源，看有哪个愿意卖血没有？我一想，去哪找呢？病房里有个本地人，他说，革集村有个人卖血，你去找找看。我按他说的地方到村子去找，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人的屋。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大口阔，房子也破得很，一看就晓得家景很困难。我把买血的话一说，他就满口答应了。按医生的交代，我问了他血型，刚好也相同。我站在他们家天井里，他拣了一把断了背的椅子给我坐，他就站在那里与我说话。看样子是个老实人。也没有多话，枯坐了一会我就出门回家。在大门口，他突然交代我，让我莫做声，不要让别人知道了。干部不让他卖血，怕卖了血就没有力气做农活了。他让我第二天去找他的时候，往田头一站，啥子也不要说，他就知道了。（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容易。贫困、疾病像影子一样跟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了生存，或者说因为一种血脉繁衍的本能，人们在与苦难做着看不见的抗争。甚至这种抗争是不自觉的，没有清醒意识的。）第二天，我去找他，他果然正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里做农活。田里有很多人。我就往田埂上一站，也不做声。他见了我，也不做声，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放了工，他回家洗了一把脸就和我一起到了医院。那次，我咬咬牙，一下子就让医生给孩子输了120CC血。哎呀，那就管用哪！面黄肌瘦的人，血一输完，看着看着就红光满面起来。刚输完血，军权就在床上对我说，爸，我要出去玩。我说，你能走啊？他不做声，人还是有点虚。我就抱他出去，放在医院门口的花台的砖沿上。他当时就又蹦又跳，我心里好高兴。
军权调皮又犟得很。从小不爱哭，做错了事，你训他，他将头一扬，一双眼睛就看着你。训狠了，他也不求饶，只是流眼泪。
1980年，我们回四川老家给我父母亲包坟（方言，培坟的意思。），我就把他带了回去。一路上他看热闹，看稀奇，停不住。这以前他还没出过门。在宜昌等船时，我去给他买衣服，回来他就不见了。我和我四哥到处找，最后在江边找到了，他去看船了。他说，爸，好大的河，好大的船啊。我对他说，娃子，这不是河，这是江！这是长江！
他是第一次回老家，老家的人没有见过他。他胆子大，与堂弟在家里玩，人家学生娃放学回家从门前过，他们两弟兄就跟人家打架，别人跑了他们还赶，一直赶到人家屋里去打。我的那些堂姐妹表嫂们问，这是哪个的娃子？不得了了，胆子好大，赶到人家屋里来了！跟在后面的他堂弟就说是我大爸家的。表嫂们就笑，说，狗日的何明华，在荆门生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儿子啊。转过脸就吓他，说，来，我们把这个野娃子杀了吃了。军权一听，赶紧往回跑，跑进门就喊：爸，爸，他们要把我杀了吃了。我说，谁让你淘气了！人家是逗你的。
1981年8月23日，正是秋收的忙季。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一起来就出去玩了。我们大人忙得很，也没谁在意，反正跟平时一样。后来听邻居们说，他一个人围着屋前屋后转了几大圈，然后就跑到革集街上去找他的那些小伙伴们玩。玩了一会，回来吃早饭，三下两下扒了几口饭，对我说，爸，我出去玩了。我说，别淘气哦。他说，晓得。一眨眼就没影了。中午快到一点了，我们都收工回来吃中饭，他还没回家。我叫他姐姐去找，喊他回来吃中饭。他姐姐把他找了回来，又是扒拉了几口饭放下碗就往外跑。我说，去哪？他说，说，爸，我出去玩。我说，莫让人讨嫌啊。他说，晓得。一溜烟又出去了。
下午三点多钟，我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割稻子，挑草头。我正走在田埂上，只听远处“轰隆”一声响，像打炸雷。我抬头往响的地方看，只见远处升起一股黑烟，好像在放变压器的地方。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想，要是哪个碰到变压器上就完了，就没有命了。正想着，就看见一个人从田埂那边跑来，边跑边喊：老何，你屋里的娃子出事了，被电打了。
我扔下草头就往那里跑，田里干活的乡亲们也丢了手里的活往那里跑。跑过去一看，军权倒在变压器台子下面的草里，身上黢黑，都烧糊了，像火烧过了的糊柴头子。再一看，两个膀子没肉了，手板心也没有肉了，五个指头粘在一起了，胯骨上烧了两个洞，脚板心也烧了两个洞。
军权的母亲说，当时她跑到现场时，一看那情景，吓得人都傻了，大脑里一片空白。乡亲们直嚷嚷，叫着快抱去医院，但谁都不敢动手。不是害怕也不是不帮忙，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抱。后来，在场的村人私下里说，真担心一用力，这孩子就会像一架锈蚀的机器或者一张被大火烧过的桌子一样瞬间散架。父亲何明华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抱起昏迷在地上的儿子的。至今仍留在大脑里的只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是，又怕弄疼了他，又想快点把他抱到医院去。看着何明华抱着儿子一路跑远，乡亲们站在空旷的田野上，相互问：这孩子还有没有用啊！
送到革集卫生所，几个赤脚医生一看也吓着了，不敢收。革集离荆门城有几十里路，如果靠我抱着跑去可能娃子早就没了。我心里急得没主意了，恨不能抱起石头去砸天！革集街巴掌长的街，风一吹全街的人都晓得了。公社书记来了，说，你快点把孩子抱来，我去找辆车，拖到七医院去。只一会儿，书记带着一辆拖拉机来了。我就抱着军权，爬上拖拉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拖拉机就往荆门赶。我们俩爷子坐在车厢里，我低头一看，不晓得什么时候军权醒了。都那个程度了，他竟然没哭，脑子也还很清醒。一路上，颠颠簸簸。他说，爸，我疼。我就对司机说，师傅，麻烦你开慢点，这娃子疼。司机就开慢点。农村的土泥巴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再加上拖拉机颠簸厉害，走了一段，他又喊疼。司机不敢太慢，怕慢了误了去医院的时间，娃子有个三长两短，事更大。我就对军权说，叔叔开得已经蛮慢了。我又说，哪个要你贱的啊？现在才晓得喊疼哦！他听了，就不做声了。（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又表现出让人震惊的坚忍和不可战胜。因为神奇，所以它具有着无穷的魅力。）
到医院住了下来。第二天就动手术割膀子。第一次割了一只，他不知不觉么子（方言：什么的意思。），感觉都没有。第三天医生又来给他打麻药准备动手术割另外一只，他醒了，看见医生拿着针，他就举起剩下的那只手打医生，一边打还一边骂。我的心像刀子绞，就对医生说，能不能给他留一截啊？医生说，你看膀子上肉都烧熟了，留下一截弄不好会感染，一感染命都保不住了。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就这样两只膀子都割了，并且连肩胛骨也一起拿掉了。
说到军权的手术，老爷子心疼不已。他说，那时军权的肩胛骨其实是好的，他希望能留下来。他说，留下来，到底还能背个书包什么的，有肩膀人也好看些。但老爷子心疼归心疼，也不怨医生，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差，留下肩胛如果真的感染起来，说不定真的连命都保不住。说到这里，老爷子还是叹息不已。
是的，现在军权是没有肩膀的，他的头与上身构成了一种三角形的形状。2007年，何军权在北京出席电影《隐形的翅膀》首影式后，《隐形的翅膀》的导演和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及闭幕式执行总导演会见过他。他们在电影中看过他的身体。他们说，他站在游泳池边的跳台上有一种雕塑感。导演这样说，我却觉得那其实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残缺美，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
手术后，军权昏睡了一整天。第四天他醒了，看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插着管子。他崴了崴身子，那样子是想翻身。崴了几崴却翻不动身。好像感到身上有些不对劲，因为平时不是这样的。平时，他在床上打个挺就坐起来了。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眼睛瞪得大大的。问，爸，我的手呢？我说，哪个叫你手贱，它被电烧了，要不成了，割都割了丢啦。他一下子愣了，接二连三地问，没有手了我怎么吃饭呢？我怎么玩呢？问得我的心里好难受，眼泪直往下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颠来倒去地说，哪个叫你贱的呢哪个叫你贱的呢？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他看我不做声，过了一会又问，手什么时候能长出来呀？我只好骗他，说，等病好了之后就会再长出来，那时候你就不要再贱了。他说，好，爸爸，我再不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