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大吹下了汽车站在原地就不动了，和在电话里表示的一样，他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充满了兴趣。在他看来，车站里出现众多来来往往的三轮车是不可思议的事。他的意思很明显，在机动车一统天下的年代，穿梭着人力三轮不是妨碍交通么？但是旁边的车夫显然等得不耐烦了，抓着他的胳膊让他上车，戴红袖章的值勤人员吹着哨子在赶呢。祁大吹看了看三轮车，还没数清楚车座是由几块木板简易地搭建而成就被推上了车。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但看起来五十都不止，头发花白蓬乱，大概早上脸都没洗，这当然是他后来才发现的。他还注意到车夫的裤脚已经绽开，为了不妨碍蹬车，用夹子夹了起来，像打了绑腿的老太太。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人。
出了车站大门，车夫问他去哪，祁大吹闻到一股蒜味。他一定把这种味道也列入了陌生的条目，因此仍旧保持着热爱人民的笑容，告诉车夫去师范大学。车夫又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祁大吹说当然，尽管是第一次，也不妨碍他深刻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应该说此次访友让他大开眼界，在南北走向的淮海路上他看到了无数辆三轮车，像交警一样悠闲地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他活了二十五年也没见过如此多的人力三轮。如果他们都穿仿古的短打或长衫马褂就好了，擅长发散性思维的祁大吹进一步想到，若是满大街跑的不是人力三轮，而是黄包车，干脆是八抬大轿或四抬小轿就更妙了。那样他就可以跷起二郎腿晃晃悠悠地进入民国、大清朝，一直驶进开元盛世。手机的铃声打断了他思古之幽情，发过来的信息上问他还要多长时间能到。他把这个问题推给了车夫。车子正行驶到离开车站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车夫说快了，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祁大吹不愿放过任何一个了解陌生城市的机会，他乘机往两边看了看，看到向东的那条路边不远处有一棵巨大的悬铃木，枝叶繁茂，遮蔽了几乎整整半幢楼房。这是他进入这座城市见到的最大一棵植物，很兴奋。但车夫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沿着淮海路径直骑下去。祁大吹想，一定得找个机会参观那棵悬铃木，然后无奈地回了信息：半小时。
半个小时后，我在师范大学门口见到了祁大吹。祁大吹是我的大学同学，原名祁辉。此人生性健谈，据他母亲说，祁辉生下来就哭个不停，说话也比一般小孩子早得多，且张开了嘴巴就很难合上，睡着了还说梦话。因此，他在入大学的第二个星期就挣下这个称号也在情理之中。祁大吹当时正在研究校门口的那棵年逾半个世纪的悬铃木，他在树前比划来比划去，把门卫的警惕性都给调动起来了，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他们很可能找他麻烦。在此之前三轮车夫陪他游览了几乎五分之一个城市，古运河沧桑的历史感差点让他跳下车子。因为辛苦，车夫收了他四十伍块钱的车费。他抽出一张新版的伍十元人民币，让他不要找了，还感谢他一路生动的讲解。祁大吹见到我就让我给他拍张照片，他要让自己永久地站在悬铃木下。他不无艳羡地表示，能生活在如此古朴的城市真是莫大幸福，他半个小时内就看到两棵巨大的悬铃木，这在他生活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有点纳闷，据我所知，本市只有校门前有如此巨树，哪来的第二棵？祁大吹的解释让我笑出声来，没错，他先前看到的就是这一棵，而从车站到师范大学步行也不过五分钟。他被那个车夫痛快地宰了一回。
在以后的生活里，祁大吹为此耿耿于怀，他常在电话里向我表示他的忧虑，认为如此民风有朝一日会毁了这个古朴的城市。他不心疼那伍十块钱，但从此以后坚决不坐我们的人力三轮了。这当然是后话。现实的话题是，我做班主任的那个班上，一名来自长沙的男同学也向我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姚远很不礼貌地问我，徐老师，你认为这里的三轮车何时能够取消？他的意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马路上还奔波着前农业时代的交通工具，实在有点不像话。你看人家北京、上海，档次稍差的轿车都限制跑出租。
若这么理解你就错了，姚远的问题来自他来校报到那天的经历。
考进一所相对偏远的大学，让一向志存高远的姚远同学很不自在，在火车上他几次都想半途而废，换一辆车返回长沙。坐在孙子旁边的祖母只好不间断地鼓励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动用了一大堆古典文学知识，比如，“浅处无妨有卧龙”，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还有凿壁偷光，等等故事。老人家把她退休之前教诲初中学生的所有典故都想起来了。她对孙子说，小城有小城的好处，形容古典，民风淳朴，在这地方读书，既学知识又学做人，一举两得。姚远的祖母一路诲孙不倦，才顺利把他带到目的地。下了车他们原想步行进校，入学通知书上清楚写明只有短短的一段路。但祖母一路都没闲着，现在功德圆满了才感到疲劳来势凶猛，走不动了。恰好这时过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夫大概被姚远一米八的个头蒙蔽了，上前恭恭敬敬地问他：先生，要人力三轮吗？
坐在三轮车上姚远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了，诚如祖母所言，这是一座古朴甚至有些典雅的城市，尤其是运河两边陈旧的民居让他开心，青砖灰瓦，瘦弱地站在河边，却给人铁骨铮铮之感。这里的人民又如此好客，三轮车夫都那么殷勤辛苦，主动帮他们拎行李，而且价钱便宜公道，车夫说了，只要两块钱。姚远不无感激地看了一眼坐在他身边的祖母，此刻她老人家已经累得闭上了眼。他感叹那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古训的精绝，在火车上他差点就上自己的当了。
车子拐了一个弯，来到喧闹的校门口。三十多岁的车夫主动帮他们把行李拎下车子，姚远看到了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劳动人民的手。祖母也打着哈欠下了车。姚远把两个硬币给了车夫，车夫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顽强地伸着右手，两枚硬币在他手心里熠熠闪光。怎么回事？姚远不明白了，不是说好了两块么？车夫谦恭地微笑了一下，说一个人两块，两个人当然就是四块啦。姚远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而祖母则立刻警醒地制止了第二个哈欠，开始找钱夹。她知道一个外乡人应该做的是息事宁人，更为重要的，她想保住自己一路上苦口婆心建起来的功业。付过了两块钱，她发现孙子垂头丧气地坐在行李箱上，一副高考失败的模样。她不知该如何劝孙子了，车夫只一只手，就把她在孙子的想像里搭建的美好城市给轻而易举地推翻了。
祖母担心的事终于没有发生。姚远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进了校门。他和自己斗争了很久，思考了很多问题，诸如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偶然性与必然性、自我意识与亲情关系、现象与本质，等等。尽管大部分都没能想明白，但他无疑体会到了思维的乐趣，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同学一样，他喜欢上了大学的生活。经过为期两天的仔细观察，姚远的祖母才忐忑不安地打道回府。车子开动之前她问姚远想通了没有，姚远笑着让老人家放心，他喜欢大学。这里要注意姚远的措辞，他说是喜欢“大学”，而不是“这里”或“这个地方”。事实也是这样，姚远一直不能从车夫那只大手的阴影下走出来，它扼杀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所有审美细胞，在校园里姚远是个优秀的大学生，出了校门立马成了愤青，看校门口的垃圾筒都不顺眼，他对张着大嘴的企鹅垃圾筒说，闭上你他妈的臭嘴！更别提人力三轮，在他的选择范围里只有三种交通工具：出租车，自行车，和自己的两条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