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阿格妮丝，汉语名字李安雅，后者是她只读过五年书的外婆取的。她喜欢别人叫她安雅。安雅生长在外婆的四合院里直到八岁，父母回瑞士才把她带走。如果不是一张洋毛子脸，她站在中国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回答问题，没人会发现她不是中国人。
“我的成绩很好，语文、算术都考一百分。”说到这里她总算心情好了一点。“你不相信？”
相信。可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所以我说：“刚刚那个人——”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火车又重新开动了。他显然不是他。但是那个中国的“他”是谁呢？她嘴角刚聚集起来的一点笑意又熄灭了，让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有点儿残忍。“对不起，我就是随便问问。”
“没有事情，”安雅用这别扭的四个字表示她并不介意，“就算你不想听我也打算跟你说的。”
“嗯？”
“我难过得快憋死了。”
我隔着一只大衣袖子倚在车窗上，安雅抓着另外一只袖子在大衣里靠着我。为了避免这个造型让对面的一老一少起疑心，刚进包厢我就此地无银地对她们解释：这位小姐冷。
安雅一开口我就知道，即使我一声不吭，她也不会放过我，她有如此蓬勃的倾诉欲望。她必须说出来，就像小周逮着我不撒手一样，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貌似可靠的从中国来的、说汉语的听众。甚至问题都和小周类似：爱情，两个人，何去何从的未来。那个她担心以身殉情的小伙子叫高歌，南京人，我的江苏老乡。世界真是小。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高歌的姨妈和安雅外婆邻居。每年寒暑假高歌都到姨妈家来，除了到处逛，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外婆的四合院里玩。后来安雅去了瑞士，回北京的次数依然很多，继续见面。再后来，高歌去了德国留学，他们见面更多了，有了爱情。他学的是汽车制造，汽车制造业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毕业了高歌也舍不得走。但是安雅想走，这个在欧洲待了快二十年洋姑娘偏偏想去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她只喜欢北京，她觉得真正像家的地方。她像涂眼影的小姑娘这么大时，就清晰地知道了什么能让她安妥，在四合院里一坐她能坐一夜，啥也不干就两眼望天。我想不出北京空气污染成那样的天有什么好看的，不过那会儿空气要比现在好一点。八十多岁的外婆身体很好，安雅用下巴指指对面的德国老太太，比她还硬朗。外婆立了遗嘱，小四合院归外孙女，谁也别打算抢。
“你的专业是？”
“古典建筑，祖传的。”
“那北京的确是个好地方。”
“北京的老建筑都快拆光了，新楼房盖得又高又土，难看死了。我才不会因为学建筑才回北京呢。我为了生活。”
生活，一个宏大的词。
“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实实在在地每一天都开心地过。不是，那个词叫什么？对，讨生活。我不讨生活。过好日子不需要那么多钱。”
这话要是被劳苦人民听见了，肯定一堆板砖伺候过来。但我理解这个经过欧洲中产或者小康生活之后，被培养出来的朴素的生活见解。有时候的确不需要穷凶极恶地捞钱也能过上好日子。更要紧的是心境。当然这也让人不舒服，她还有个瑞士爹娘呢，还有个四合院可以继承。在北京城里，有一个四合院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比我更清楚。
跑题了。说说你那男朋友吧。
“他让我待在这里，不去北京。要死要活地不允许。我们吵了一年多。”
“坚决不妥协？”
“不妥协。他对我好，可是我去北京不影响我对他好啊。我们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我们都年轻，可以两边跑，八个小时我就飞过来了。他不答应，威胁我要自杀。”
应该不是特例吧，生活在德国的瑞士人安雅不能接受这个威胁，但她担心，刚刚跳车的小伙子把她吓坏了。为什么不能满世界跑呢？她不理解，我现在喜欢北京，我就可以去；哪天不喜欢了，回来呗。他非要让我给一个更正大的理由，哪有那么多像山一样大的理由？你觉得这里可以发挥自己，好，你待在这里；我觉得北京好，就去那里。世界这么大，就是为了让我们到处跑的。我们都得听自己的，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她和小周的情况似乎不完全一样。小周、小魏和高歌，你能看出他们就是个中国人，在外面待了多久都是；这个安雅，哪怕她在四合院里终老，也是个混了好几次血的。大家都听自己的，方式不一样。
“那个啥，我那小老乡，真自杀过？”
“吃过安眠药，开车时还想撞过树。我也知道，他是舍不得我离开。他说他离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我这也不算离开啊。对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上车前他们又吵了架，安雅用了个成语：天翻地覆。原因是高歌见到了她买的车票，担心她是要去机场，这趟车的确经过法兰克福机场。安雅不过想见见朋友，说说话散心，这几天吵架吵得她要崩溃。为了避开高歌，出门发现天冷都没回去加衣服，直接来了车站。
“我换了好几个车厢才到这里，”安雅说，“在路上我好像看见他在跟着我。”
可能她多虑了，我没看见一个高个子中国小伙子站在门外过。现在让她放心的是，起码高歌没出事。这就好。她早就不哭了，开始跟我讲他们在北京和法兰克福的生活。她在讲述这些生活时，我恍惚觉得她就是小周，两个重叠在一起。也许大家的生活不过如此，大同小异，也可能是我困了。
也该困了。昨天晚上三点半睡，早上七点半起，像我这样每天必须八小时的人，这一夜只睡了一半。在车里和小周聊天时还好，有早餐的两杯咖啡顶着，小魏现磨的咖啡味道醇正。小周不住嘴地说，隔三差五征求我的意见，该怎么办。可惜卑之无甚高论，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只能说，听自己的，再为对方考虑一下，然后顺其自然。我自己都知道，这其实是屁话，等于没说。但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一种陌生的生活，现在我只能是一双耳朵。对安雅，作为耳朵我也勉为其难，困意像浓雾弥漫全身，我的脑袋开始对着窗玻璃乱点。
“困了？”安雅中断她的倾诉。
“有点。对不起。”
“没有事情，”她说，“我也困了，昨晚几乎一宿没睡。”她停下来，往我身上靠了靠，闭上眼。“睡吧。”
对面的老太太和涂眼影的小姑娘早就睡着了。睡着了的老太太一手拿书，一手拿着拐杖。小姑娘在梦里还跟着音乐缓慢地晃动脑袋。对她们来说，我们俩就是两个哇啦哇啦不知疲倦地制造低分贝噪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