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兵行动很快，没过多久，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有几个朋友的小聚，邀我来参加。他们想认识我，有些事还需要我帮忙。我想这最后一句话，恐怕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目的还是想让我和那位北大毕业的责编刘畅然见面。
见面地点还是玉泉路附近，这里餐馆多，又在地铁旁边，又几乎离我们每个人的家都近。卫兵还邀请了一位《北京晚报》的老记者，我们三个人先到了，刘畅然还有些事羁绊，要晚来一会儿。春天刚到，卫兵请大家吃火锅。
热腾腾的火锅端上来，摆满各色食材的白色盘子放在了桌子旁边的小推车上。卫兵向我介绍那位老记者：“我和老赵认识十来年了，以前我们一起跑司法口儿时就老见。”老赵是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把自己刚出的书送了我一本。我心里暗想，是不是每个文人的人生最高境界都是出书呢？无论卫兵还是老赵，都为此有许多筹划。
没过一会儿，刘畅然匆匆赶来。这是一位瘦高的中年人，有一张长脸，长相虽然算不得英俊，但是极为平和，有一种安然的气质，跟我见到的那两位北大毕业生骨子里和脸上都流露出的傲气有很大不同。他像一位古典书生，而这种书生气，跟舒依哲又有不同，舒依哲总有些特立独行，而他显得更为普通、平和。
卫兵向我介绍说：“畅然是北大毕业的才子，满腹才华，编过不少好书。”刘畅然谦逊地笑笑，向我点点头。卫兵也向他介绍了我，说：“你们两个人都交换一下电话，以后有事常联系。”我掏出名片送他。他抱歉地说：“我没有名片了，我给你写一下吧。”他是空手来的，身边什么也没带，我赶紧从包中掏出纸笔，递给他。好家伙，他不仅写了办公室电话，还写了家里的电话。通过卫兵介绍，我知道他是北方人，自己独居，在单位附近有套房子。好像为了给我俩制造谈话的机会，卫兵正跟老赵热烈地谈着什么。刘畅然问我报社的情况，问我都什么书可以上我们的报纸。我俩就彼此的工作就这样聊了几句。陌生人见面，谈工作就像谈天气一样自然，有话说，不至于冷场，又能透露些个人信息。
此后，我俩就没再说什么，这顿饭卫兵是主角，他引导着话题，三个男人更有话题可说，我也偶尔插嘴，但跟他们丰富的阅历相比，自己显得幼稚，多数时候还是插不上话。吃到最后，卫兵说：“畅然，你把这些都吃了吧。”他把几个盘子里剩下的生菜生肉什么的递给了刘畅然。刘畅然也没有推辞，接过盘子，自嘲道：“我比较能吃，饭桶。”我还没见过身材这样匀称的饭桶呢，不由得笑了笑。
这顿饭在愉快的气氛中分手，卫兵、我和刘畅然搭了老赵的车走了一段，然后刘畅然先下了车。等他走后，卫兵问我对他感觉如何。我说他有一种童真气。卫兵深以为然，说：“他是这样的人，为人很真。我觉得你俩有共同点。”
然而，刘畅然并没有主动给我打来过电话，所以他写的这些电话号码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觉得，一个四十岁还没结婚的人，一定是个寻梦的人，那个梦肯定美丽迷人，我不是那个美梦。我就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人的梦，同样我也是个追寻的人，不是在追梦，而是在追寻一种踏实的感觉。
我以为我和刘畅然的事就这样完了。没想到后来有一天，刘畅然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打开电子信箱，有人给我发来一封邀请函，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出版界论坛。活动在一家宾馆举行，络绎来了很多记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大家都互相搭话，彼此交换了名片。会议开始前，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主持人介绍完嘉宾和记者，大家开始漫谈。几位嘉宾都发了言，谈了出版发展方向和问题。我听了一会儿，觉得没多大意思，中途就退场了。结果第二天一上班，就接到了刘畅然打来的电话。他说：“昨天的活动，我看见你了。本来打算开完会请你吃顿饭，结果后来才发现你走了。”
我十分惊讶：“你也去了？我怎么没看见呢？”他说：“我就在你右侧隔着五六个人，可能昨天我穿的衣服比较暗，不容易发现吧。”
我像个梦游的人，怎么回想也想不出昨天我旁边不远处坐着他。主持人曾经逐个介绍来宾，我也不记得说到他。我遗憾地说：“我真没看见你。如果看见了，我会坚持到开完会的。”我俩都笑起来。见他并没有说再改日请我吃饭的意思，我就跟他打了个官腔：“以后你编什么书，寄给我就是了，我尽量帮你宣传。”然后，他谈了谈自己正在编的几本书，两人就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当然，以后他也几乎没给我寄过什么书。
我也没有追问过卫兵，刘畅然是怎样看我的，为什么不再联系，因为这没有多大意义。经过多年历练，我现在已经可以控制自己情感的发展，我立志要做个理智战胜情感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不犯错，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犯错了。情感再美丽，也是一条河流，需要在河道里流淌，雨季泛滥，将造成水患。理智就是情感的河道，甚至是情感的大坝。人们需要风调雨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