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理顺、弄清中国文学和许多外来文学的关系，弄清我们今天写作的方向，彻底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路线。就是说，我们要写“我们自己的小说”，要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中国文学”。要有“纯正的中国文学”，就必须要弄清楚那些对我们产生过影响的外国作家和我们过去的文学是什么关系，和今天的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和明天的文学可能是什么关系。
一、拉美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催生剂
陈众议（陈众议，1957年生， 浙江绍兴人。中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研究者， 作家。1989 年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阎连科
阎：众议，你是学者，又是翻译家，同时，又自己创作小说和散文，一句话，走向创作的内部，你是内行；走向外部，你是专家。这让我和许多同行朋友，都感到对你既感尊敬，又感嫉妒。既然你有这样多重的身份和学识，我想关于我们这次对话，索性就放开来一点，随意地谈，即兴地聊，你说呢？
陈众议(以下简称陈)：你太客气了，连科。要说尊敬，我们彼此彼此；要说嫉妒，那该换一个角度。作为文学工作者，能写出好作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能和你敞开心扉谈文学，是我的荣幸。这世界愈来愈焦躁，愈来愈功利，天天像赶集，连静下来喝茶聊天的时间都被剥夺了。说实话，整天忙于读书、赶稿子、开会，打发许许多多的难违之约、难却之情，和你谈文学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旅游。
阎：那我们就随意地聊吧。和你相识，可以上溯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在中国红得如文学之火炬，不仅点燃了中国新时期的探索小说，也让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曾经有些偏激地说，拉美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催生剂。准确地说，今天我们的文坛，即文学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和拉美文学密不可分。你同意是拉美文学和欧美文学催生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这种说法吗？我常想，如果没有拉美文学，今天的中国文学会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俄罗斯文学，中国的文学又会是什么样儿呢？没有《红楼梦》，没有鲁迅，中国文学还会是什么样儿呢？今天世界上一切有意义的文学，都离不开伟大的传统和有效的借鉴。所以，每每提到拉美文学，提到俄罗斯文学，提到欧美文学，我们有许多作家不屑一顾，而我，说心里话，总是充满着敬仰和感激之情。
陈：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具体说来或许可以上延到中国现代文学。维新派以降，尤其是“五四”以降，中国文学确实更大程度上接受了外来影响。只消看看鲁迅、胡适那一代作家文人的著述，这一点就格外清楚。新时期中国文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尽管骨子里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你，外来影响只局限于形式或者观念，而骨子里却是本土的、现实主义的。我记得你曾将现实主义比作兄弟姐妹。在你看来，它既是天堂，也是地狱。这是刻骨铭心的。我想王蒙、莫言等大多数优秀作家对现实主义都有刻骨铭心的感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当代中国作家根本不具备无病呻吟的资格，也无须无病呻吟。无病呻吟是贵族、小资的特权。
阎：是这样。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就有着密不可分的纠葛和关联。虽然这种联系，是一种恩怨情仇的关系，是一种伴随着争论甚至骂声的存在，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变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是西语专家，是博尔赫斯作品的重要译者，除了翻译有大量的博尔赫斯的作品，还有论述博尔赫斯的专著。你能从博尔赫斯作品的角度，谈谈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影响吗？
陈：我想他的最大影响是使我们的一些作家开始和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
阎：博尔赫斯在拉美作家中是什么样的坐标和地位？
陈：在拉美当代作家阵营中，博尔赫斯是个贵族作家。至少在大多数拉美作家和读者眼里是这样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博尔赫斯是异端、是个别，因为在当时拉美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如今依然)。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尽管博尔赫斯得到了欧洲同行的认可，但在拉丁美洲他仍然是少数，读他的书或可提供“某种邪恶的快感”。我们知道，所谓“作家们的作家”，并非指博尔赫斯高于其他作家，而是就其作品的源泉而言。也就是说，他的创作源泉并非我们所说的生活，而是图书馆，是其他作家的著述。因此，所谓“作家们的作家”是说他的创作都是“关于其他作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的小说更像评论：一半是哲学思考，一半是形式探讨。前者往往从某位作家的某个作品或概念切入；后者则围绕前者展开，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阎：略萨的话，让我想起去年我同北京作协的朋友到阿根廷时，都非常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找博尔赫斯的故居。可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询问了各方各面的人，大家居然都不知道有博尔赫斯这个作家，后来通过电脑查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个博尔赫斯文化馆，我们用三个小时找到这个文化馆后。询问工作人员，这些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居然也不知道博尔赫斯是谁，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这让我大感吃惊。后来，我们在阿根廷的玫瑰公园终于找到了博尔赫斯的石雕像。这个公园有上千座文化名人的遗雕，博尔赫斯只是其中的一员。尽管这样，我仍然以为，博尔赫斯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天赋和个性的作家之一。也许，人们会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更不高于其他的大作家，但他文学的个性，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从某种角度讲，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但同时，也给今天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放弃小说的其他审美功能，而只在小说的语言和形式上大做文章的现象。而且，这些作家都是很有才华的。我以为，直到今天，这些作家还沿着博尔赫斯的写作方式一以贯之地进行写作，这都与博尔赫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过深有关。就像一个病人，病被医治之后，得到了很好的疗效，可因为用药过度，留下了药物依赖症一样，离开博尔赫斯的思维和语言方式，就不再会进行别样的文学创新和写作了。
陈：是啊。一些作家对他推崇备至，甚至毫不掩饰地模仿他。
阎：无论是推崇还是模仿，博尔赫斯在中国实现了他最大的价值。这种价值，远甚于他在他的故乡阿根廷的影响。如果博尔赫斯能活到今天，能够亲自到中国来一趟，他会更直接、更宽广地感觉到他写作的意义。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在孕育他的母语的土地上，其作品居然没有在异域东方的影响大。这让我想到，某些历史阶段，几个人就可以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学，可以影响整个时代。博尔赫斯是如此，马尔克斯如此，略萨也是如此，中国新时期的探索文学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就中国当代文学和拉美文学扯不断的关系，你以为中国文学最应该借鉴拉美文学的经验有哪些？
陈：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联系到前面说到的博尔赫斯，我想文学从本质上讲同史学和哲学是永远难分难舍的，因此小我和大我这对冤家的相互倾轧永远制导着文学。用最最简要的话语说，文学永远都在逃避和介入之间进行钟摆式的摇晃。所有形式主义在哲学上都倾向于主观主义，反之则往往相对钟情于现实主义。当然这是一种笼统的、相对的说法。再说形式和内容、虚构和写实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拉美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博尔赫斯之所以花香墙外，主要也是因为他的非现实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多数拉美作家仍视其为“欧洲文人”。
其次是它的自由狂放。一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拉美作家一方面具有来者不拒、兼容并包的精神，就像他们的种族构成，这很契合我们的改革开放思想；但另一方面又非常执著于自己的个性。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矛盾统一关系。既要拿来，又不失自己。这在你这样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作家身上同样体现得很明确。
阎：你对拉美社会和那块神奇的土地比较熟悉，你认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我们这片土地与他们有哪些相似之处？
陈：要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想最明显的就是双方社会的发展水平。同属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许多问题和矛盾是相似的。而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它多么特殊，都始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并存，等等，使得拉美和我们文化杂色纷呈。如此背景下的文学应该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阎：这就说到了拉美文学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根源，除了社会发展的相似性，矛盾存在的相似性，我想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民间文化的相似性。这一点，我们在后边可以详细地分析和探讨。但就中国社会发展和存在的矛盾来说，这种相似性，大约也决定了文学土壤的相似性。如同我们在新时期之前，我们的文学，总是要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文学为蓝本一样。不过，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已经发展了三十年，现在，我想应该到了可以清理、也应该清理的时候了。
陈：你说的清理是什么意思呢？
阎：我是说，我们应该理顺、弄清中国文学和许多外来文学的关系，弄清我们今天写作的方向，彻底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路线。就是说，我们要写“我们自己的小说”，要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中国文学”。要有“纯正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弄清楚那些对我们产生过影响的外国作家和我们过去的文学是什么关系，和今天的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和明天的文学可能是什么关系。正是为了这些，我把这次对话看成是一次向你学习和讨教的机会。想一个一个地和你探讨那些曾经在中国文学中产生过影响的拉美作家。比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和鲁尔福等。
陈：那我们就尝试着一个一个地具体分析吧。
二、拉美作家的炫目光彩
陈众议阎连科
阎：先说马尔克斯。
刚才，我们谈到了博尔赫斯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某些关系，现在我们谈谈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比起博尔赫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似乎更为长远和巨大。我以为，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他让中国作家重新发现了艺术和土地的关系；二是他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民间资源”对于写作的意义；三是他和博尔赫斯等拉美作家一道，确立了个性在写作中的地位。
陈：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一位“土”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连他的叙述语言，都是外婆式的。而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淳朴、原始的叙事，造就了马尔克斯。“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不是很像我们祖辈讲故事的方式吗？“许多年前如何如何……”当然，这种语言一旦和它的所指——美洲的混沌状态相结合，也就天衣无缝地升华为高超艺术了。
至于民间资源，我想这和你说的第一点关系密切。民间资源往往蕴藏着更多的原始经验，而这种原始经验最契合文学的神话精神，也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第三点更是毋庸讳言。杂色土地孕育杂色文化。倘使拉美当代文学只有一个马尔克斯，只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那才怪呢。正因为拉美文化的混杂和多元，才为博尔赫斯那样的文人提供了不同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作家的个性首先也是由这方土地所决定的：南锥体的欧洲文化、中南美洲的混血文化、加勒比和巴西的黑人文化。但关键在于如何意识到不同，意识到个性。文学原理常讲的一句话便是风格即人。我们或可将其引申为个性即作家。反过来说，便是瓦格纳的名言了：“不要模仿我，不要模仿任何人。”尽管在一定阶段，尤其是初始阶段，模仿是免不了的，但一味地模仿别人，个性就无从谈起了。
阎：马尔克斯给了中国作家一种新的可能性。
陈：也可以说是可能性。我想补充一点的是马尔克斯赋予第三世界作家以信心。从本质上说，文化是超越性的，后工业时代超越工业时代，工业时代超越前工业时代即农业时代。神话精神，乃至宗教文化被取代是必然的。但它们积淀下的某些基因又是宝贵的，就像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印象。马尔克斯正是在描写拉美现实状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复活了那些原始经验。这为同处在前工业时代或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与前工业时代并存的发展中国家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其次，文化是分主次的。我们所谓的文化霸权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可避免的。就西方文明而论，从古希腊、罗马到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英帝国、美帝国等等，每一个都各领风骚若干年。它们各自代表了一定时期生产力的最高水平，是中心，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往往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取代性的。只有在后工业时代，也即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过去意义上的中心才相对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作家才有可能像马尔克斯那样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总结和表现一片大陆的历史与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成功不仅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家的鼓励不可低估，而且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少数族裔作家的鼓励也是不可低估的。
阎：就一个作家来说，他可能想不到那么远，想不到那么宽阔。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大多都是突然间的，顿悟式的。是那种看了人家的小说，方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种大悟，会有几种方式：一是“啊——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呀！”如同马尔克斯看了卡夫卡的小说那样的惊讶和感受。二是“哦——这样写能算小说吗？”像新时期汪曾祺的《受戒》问世之后产生的一片疑问之声。三是“天哪——这不是我的故事嘛！”这是我们许多常人所犯的错误和感受。
陈：有意思。你能具体谈谈三者的差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