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实主义，我想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
一、当代文学漫谈
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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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当下的边上，去谈所谓的当代文学，实质上颇类于站在还不到秋季的果树下，畅谈未来并不确定的丰景样。那所谓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现今现时的一种笼统创作。仿佛，只要有当下的存在，就必然有当代文学的存在，哪怕文学只是一堆喧虚的文字或板结的垃圾，因为有时代景况、时间实在和文学理论的筋骨存撑，当代文学就有了文学的环光和文学史流彩的意义。和树木必然会因为岁月成为他物一样，当代文学似乎也多少含了物质不灭定律的生命转化，只是那棵树木、那片林地，在未来是转化为普通的家具，或是房梁檩木，那就是另外的他说别议了。《诗经》也曾经是过当代文学；唐诗宋词也曾经是过当代文学；明清小说在明清的年月，自然也是那个日月岁时的当代文学。我们曾经挂在嘴上被奉为大师的鲁、郭、茅，巴、老、曹，无论今天他们的声名和作品，遭遇何样风雨和口水的洗劫，该立的立起来，该倒的倒下去，但他们都曾经是过往的当代文学中的铁和木。今天的我们，如此钟爱沈从文，钟爱萧红和张爱玲的创作，宛若钟情于故宫偏房中的锦绣华丽，可无论如何地开口说话，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生命于世时，也是那一时节当代文学异音的丰饶与高歌。再去说1949年之后的“红色经典”、“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等，在其以当代文学的容颜问世时，也都是红火热辣，蒸蒸日上，有着吃过唐僧肉的发酵，仿佛每一粒文字，每一式样句，都如仙丹般光亮久远，生生不息。然而，随着岁月的叠加更替，时代如日月黄昏般你来我往，七上八下，霞光转为浮云，浮云也闪现了霞色，终于的，也就让我们看到，一旦当代文学脱去当代的衣着，走入时间移后的序列，有的高山依然高山，海大的依然海大。而有的，曾经繁茂的林地高木，也不过是岁月历史中的一片枯腐荒芜。曾经是当代文学中的赫赫巨匠，后来也就是文学史中的一桩枯木而已。曾经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后人却发现那不过是一段虚肿的年月，仿佛文学股市的泡沫，终将会有一日的坍塌和干瘪的落实。
这不免让人想到今天的当代文学。
人总是要有命运的。当代文学也是有其命运的。“有的人死了，他却永远活着。”之所以永远活着，那是因为他真的活着时，有着后人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而文学——当代文学，倘是渴求在时过境迁之后，还可真的活下去，那自然也须它表现出某种无可替代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是一时一地、一个作家独具个性的独特性，而是一个时代、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作家群体、文学集体的独特性。只有这日月同辉的独特性，才是当代文学最为正天正地、大天大地的当代性，而不仅仅是时代中的时间性与事件性。
唐诗整体的独特，自然不简单是因为一句话是五个字或是七个字，不是平仄音律的严整和规范，约是那诗句中集体神韵的味道和丰富，是把中国汉字意韵共同推向高峰的不可比攀性。明清小说的独特性，不简单是后人把短句变成了长言，把诗韵词意变成了藤缠蔓绕的故事，而是沿着故事的路径，开始了写作对人和社会未曾有过的认识和想象。屈原因其在当代时对现实的悲愤而在后世永远独特着。李清照因在她的当代对人生的寂伤而在后世独特着。汤显祖和关汉卿，他们当年的嘹亮，因为穿透了俗世而到今天依然独特嘹亮着。说起文学来，总是要和具体的作家、作品纠绕缠连在一起。当谈到现世现时的当代文学时，比论最多的，自然是要和三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周作人、老舍、萧红、张爱玲等等尺寸并论后，而显出彼此的高下曲直来，仿佛今天的作家，果真男的没有当年人家的个子高，女的没有当年人家的貌样秀，可却忽略了三十年代文学集体最为独特的一点是，他们身处那样荡动不和的时代里，成就多是通过散文和中短篇小说表达出来的。在他们的散文和中短篇创作中，几乎每个人的写作目光都在追寻和探讨他们自身和其精神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而今天，组成当代文学的作家们，他们作散文，写短篇，制中篇，最终的成就多要移往长篇上。而长篇和中短篇的写作是完全不能一样的，长篇可以让你在叙述、形式上左腾右移地探索和实验，中短篇也可以让你尝试和实验，但那个平台要小得多，这就要求你要把目光更为聚精会神地焦在某一点。比方说，小舞台是更能让人集中目光的，可是大剧场，一不留神观众就望到了别的地方去。说长篇，也就像了那个大剧场，人聚多了，目光并不一定都能焦在舞台上。还有更为内在的，在今天的长篇创作中，我们确实不知道大家共有的某种独特是什么，读者失去了对作家共有特性的掌控和把握。我们能说出每一个作家鲜明的差异和个性，但却死去活来的，不知这些作家的个性汇在一起时的共性与独特是了什么呢，如了溪流汩汩潺潺的响，相汇后却不是奔奔腾腾的流。
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是由许多作家独具特色的个性组成的共性同建的，而不是那些作家个性+个性=个性的方式形成的。诚如树林需要树林的特征样，而独特的树林还需要林地中有无数棵彼此完全个性的树。可今天，当代文学的作家群，多都个性鲜明、棱角清晰，然彼此汇在一起时，却无法组成一片让人一目了然的独特林地和高木，大家只是田野路边完全不一样的树，各自为政，气象散乱，是一棵树和一棵树，而非连结相依的一片浩瀚的林。树归树，木归木，倘要归木成为林，那是还要耗费一些周折和时日的。因为林地并不是各样树木堆积多了便成林，真正的林，是一棵棵个体的树木都有了共性方才成为林的。
当代文学要想在时代后移中仍然辉亮着，那是需要在当代都有势有阵的，有林之阵势的。可文坛有许多粗大的树，却就是没有那样林地的阵和势。大家个性十足，倒是共性不足了。都是有枪有准，但却不射在同一方向上。这一点，自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后，当代文学多元的乱局形成了，可却是多元后的共有失去了。八十年的文学是有共有而缺少多元化，而今天是多元而无中心共有了。人家说，自由是个好东西，不当时也就是一片乱草和沙地。今天间，当代文学的现状可能就是这样儿，每个作家都在用自己的写作抒情和投选，其结果，是众声喧哗，一片散沙，各抒己见后仅见一片嘈杂和麻乱。当然着，今天还有一种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写作也在辉辉煌煌展摆着，比如声满华厦的“主旋律”创作和为市场与繁闹而努力的年轻人的写作，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某种集体主义创作的延续和翻版，以泯灭个性和作家的独特为己任，如同饭桌上的乱炖或者大拌菜，这里也就不去议说和谈论人家的长短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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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代文学缺少一种共有的独特性，不可脱开当代性，而只去说那单就文学趋向的话。与当代联系说，与现代比较说，上世纪的三十年，似乎是作家想写什么就可写什么，想怎么去写就可怎样去写的。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作家与时代，是作家太知道可以写什么、不可以怎样去写了。到今天，当代作家是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也不明白应该怎样去写了。谁都晓白的，当代文学不可作家人人都去深入刻写当代现实的话，可当代文学如果一味地躲避当代的现实与历史，怕也愧对当代文学的称谓了。表面看，我们今天的文学与社会、与人心是纠葛连结的，可我们稍稍走进去，探问寻迹地读，却又发现另外的事。原来自九十年代后，被我们一再称道的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其实和我们当代、当下的现实竟是都无直接关联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旧址》，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王安忆的《长恨歌》、《纪实和虚构》，张炜的《古船》，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苏童的《米》，格非的《人面桃花》，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及后来者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玉米》等，这些被批评家一再言说称道的作品，与现在时的中国现实和经验，其实都无直接的因果与想象。
并不是说当代文学和当下的现实、人心联系就是好作品，而是说，最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与时代、人心、现实有意无意地疏远与隔离，总让人觉得当代文学缺少某种力度而多于机巧。我们不能说，当代文学疏远当代现实就是它的独特性，不能说，当代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不探究当下的人心灵魂是它的共有性。但从这些最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作家和当代现实的对应关系与精神，看不到当代作家面对现实时的立场和态度，听不到面对今天中国如此丰富、怪诞、复杂的现实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集体的声音和曲调。
当代文学不能都和当下现实相联系，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的主要作品也不该大都和现实相疏离。疏离了当代的现实，也就自然地分散了当代文学应该具备的共有性和独特性。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当代文学潮，其实都和其时其地的现实扭结在一起。葛葛绕绕，瓜瓜藤藤，千丝万缕，近乎每棵草都必须和土地相连那层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与辉煌，是因为那一时期俄罗斯的作家在集体关注着俄罗斯大地那时的民族命运与苦难。后来美国文学的繁荣，是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作家都在寻找自我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和坐标。继而拉美文学的崛起，是因为拉美作家都在用拉美的文学方式在探究他们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作家集体疏远当代现实时，同样可以产生出优秀的作品来，但却不可以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时代来。伟大的文学时代，可以产生一批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伟大作品的诞生只能是个案和异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在时，也许着，就正处在一个离伟大的文学时代还有距离的懵懂上，大家都在将醒未醒的美意中，究其实的表现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们，都正在无意识地疏远着当下的中国现实和当代的中国史。正是从这个角向方位上说，近年来，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余华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劳》、张炜的《刺猬歌》、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和李锐的《农具系列》等，给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新的讯息与信号，那就是，可能这些优秀的作家们，从现实的正面关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时，虽还没有写出他们最有力度和最具个人写作代表意义的作品来，然而大家都已从集体的疏离懵懂中渐醒渐悟过来了，至少在面对中国的现实与昨天的过去时，开始面对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表白，开始有了明确的作品与写作的路径和通向。
当代文学共有的独特性，是由每一个作家个性的写作组成的。但作家的个性中，不能排除每个作家面对现实的立场与态度。面对共同的现实与历史，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与态度，也才会有同一块土地上形态各异的写作与声响，同一块林地中，千姿百态的树木与花草。有阵有势，有共有与丰富，有个性与差异，也有其共同的独特与不同。这种共有的独特性，是面对文学的历史长河去说的，也是面对宽阔的世界文学去说的。共有的独特性，不仅需要作家不同的写作与实验，还需要作家面对共同的现实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是共有或相近立场上的不同表达和写作，是不同曲调面对现实共有的声动和笔触，或高亢、或委婉，或一唱三叹，曲径通幽，再或含而不露，或歌或讥。总之说，不可以每个作家面对现实时都横眉冷对、直切饱满，或剑剑封喉地写，然也更不可，最优秀的作家的优秀之作多与当代现实风马牛和花草木。
当代文学共有的独特性，不一定只是面对共有的现实与历史时，才可以写作和产生，但当代文学不能集体地逃离与脱离今天的现实与历史。现实是当下人心与灵魂的产地与根源，偏离了直切的根源后，小的说，是一种舍近求远的事，大的言，怕是一种逃避求安了。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自八十年代末，新探索小说的勃然兴起后，二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艺术加安全的路。因为艺术，所以安全；因为安全，更为艺术。十年前王安忆曾感叹，中国文学的结构、叙述、语言、技巧等等，什么都不缺少，就是缺少一种文学的情感。我理解王安忆说的关于文学情感的话，一是作家在小说文本中所透出的那种对人物、故事的爱与恨，二是作家面对现实的热情和激情。因为面对现实没有了激动与激情，面对文本人物时，自然是会冷情、零情的。然而话又说回来，也许正是作家疏离现实后，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写作路径与去向，也才有可能在笔下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技巧的探索与实验，也才使我们长期受掣于社会意识的文学创作有了一番新天地。可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语言、叙述、结构、技巧都已空前了，炉火纯青了，你还探索实验什么呢？车有了，马有了，连装载心物的车厢都是华丽灿烂的。那么着，总不能让文学的马车四蹄空袭地奔。一辆、几辆可以不装载荒谬、复杂的现实去，但不能所有的车，都不装载现实的心。也还许，你是装载了现实的生活呢，可在你最是光影的马车上，装的并没有你多少关注现实的心。也还许，这样一个时候已经到了呢，到了最活跃、最前沿、最成熟的作家开始关注我们社会现实的时候了。
到了需要从他们开始，让中国当代文学显出一种共有独特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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