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搬到了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后，蒋介石又在酝酿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中央苏区的形势是严峻的。
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的编制，由军团直辖师。一军团辖一、二、三师，第三军团辖四、五、六师，第五军团辖第十三师。同时决定成立第七军团，由十九、二十、三十四师编成。十九师是由我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十一军改编的，师长是周建屏；二十师开始是由闽赣军区的地方部队和闽北独立师合编而成，师长是粟裕；后来，闽北独立师又单独编为二十一师，师长是黄立贵。但是，七军团这时未能组建，这主要是由于在6月中旬，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由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一带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防守苏区北大门。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与十九师为主组成东方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入闽作战，收复闽西被占地区，并开辟闽北苏区，以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东方战线的战事紧张起来，红军总司令部移至泰宁。为了配合作战，我们闽赣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以及各独立师团，统归东方军就近指挥。这样，除原来归我指挥的十九师直接调给三军团以外，二十、二十一师仍在闽北一带配合东方军作战。8月中旬，方面军决定将二十一师六十一团编进东方军，二十师和十三师为抚东支队，同时，将我的一个五百人的独立团也调归前总直接指挥。东方军入闽作战是极其艰苦的斗争，当时时值酷暑，晴天骄阳似火，雨天泥水遍地，又远离根据地作战，粮食、物资都匮乏。虽然打了一些胜仗，自身损失也不小。8月底至9月中旬，东方军于延平、沙县一带以图赤化顺昌、邵武河以西地区，先后围攻延平、将乐、顺昌等地。这时，我奉命率领三军团第六师的两个团，围攻将乐。将乐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易守不易攻，所以久围不下。此时，我接到回调的命令。路经泰宁方面军总部时，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说敌人正在进行第五次“围剿”准备，黎川一带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要我回到闽赣军区去布置工作，准备迎敌。我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黎川一带我军防备空虚的形势，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这个建议被否定了。在这以前，毛泽东同志针对敌人进攻黎川一线的形势，也曾建议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些建议也未被采纳。
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是规模空前的。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人，北路军仍担任主攻，由顾祝同任总司令。其中陈诚指挥的第三路军，仍旧按照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路线，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作战。这次，敌人接受第四次“围剿”长驱直入的失败教训，采取了堡垒主义的作战方针。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圈，北部从赣江延伸到永丰直到黎川；西部沿赣江到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直至福建边界；东部和东北部在我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堡垒体系没有构筑完成，敞开一个大缺口。这样黎川一带便成为敌人觊觎的对象。黎川是当时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所在地，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指导下，采取“两个拳头打人”，希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闽赣军区的兵力几乎全部调到东方战线配合东方军入闽作战去了。我回到黎川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形势下，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已奉命撤出黎川城，顾作霖、邵式平同志都已经走了，只留了一个供销合作社，部队也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这时敌人已逐步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部署。9月25日，也就是我回到黎川后的第五天，敌周浑元军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猛攻，开始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9月28日，敌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即将形成合围，而我退路即将被切断的情况下，我部署了紧急撤退。在掩护伤员和物资转移出去后，我带着70人的教导队最后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的溪口。黎川就是这样失守的。从我接受任务回黎川到撤出黎川这八天的时间里，军委没有给我下达坚守黎川的指示，也没有明确的撤离黎川的指示。从军委的意图看，是不想丢失黎川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可是，由于主力部队分离作战，全部分散在外，黎川事实上是无力坚守的。9月25日，军委发现敌人疾进黎川时，才急令东方军立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准备出西北迎敌。东方军自延平、将乐、顺昌前线撤回泰宁时，已是10月初了。在这期间靠我70人的教导队顶住敌人三个师的进攻，如何有可能呢？或是被围歼消灭，或是撤退待机，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作出了后一种决断。我个人认为，黎川失守是不得已的，失守的原因当归之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谈到东方军入闽作战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并以停火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次胜利，可以说是达到了既定目的。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趁我北线主力暴露之机，将碉堡工事沿盱江继续向南一直修到南丰，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黎川……中央红军不得不以急行军的速度救援告急的北线。这样，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在福建的优势也因此丧失了。这一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李德此时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以后他担负了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工作，他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相结合，独断专行，军事上瞎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的《中国纪事》一书，采用了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手法，污蔑贬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自己的严重错误辩护、开脱。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也不得不承认黎川失守是由于一些领导者把红军主力东调西调，在军事上指挥失误造成的。
本来，在战争中，一城一池的丢失既有它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一般是不可避免的，此乃兵家常事。问题是如何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调整部署，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转败为胜。可是，敌人占领黎川以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们仍旧坚持消极防御方针，拒绝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委急调东方军北上，还是为了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在10月9日、22日连续部署了硝石、资溪桥战役。军委开始命令我到资溪指挥地方部队，分向东、北两个方向开展游击战，阻、扰敌人前进。后来，又让我指挥十九、二十两个师钳制金溪地域的敌人，以配合硝石、资溪桥战役。结果，由于敌强我弱，血战数日，两个战役均失利，红军遭到很大的损失。10月28日，军委决定成立七军团，“以寻淮洲为第七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指挥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七军团是我去着手组建工作的，当时战事十分紧张，组建后，未来得及集中即奔赴战场。我率七军团的部分部队奉命向金溪逼进，阻止敌人前进，掩护主力三军团集结进攻黎川。11月11日，我们便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组织指挥的浒湾战斗，战斗结束后即离开了七军团。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没有与寻淮洲同志见面，三十四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也没有正式编过来，属于我指挥的部队，仍旧是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
浒湾战斗的过程是这样的。1933年11月，敌一个师出资溪沿金溪公路向浒湾移动。军委命令我们归彭、滕指挥，打击这股敌人，军委的战略意图仍旧是，先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再“收复赤色黎川”。我们的任务一是钳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溪至浒湾的公路，阻敌向浒湾移动，待三军团赶到后，再一举消灭。11月11日，我十九、二十师进入阵地。十九师配置于北面高山地区，箝制浒湾敌人并准备与处于东、西、南三面的三军团形成合围，其余部队占领浒湾东北方向约十里路的八角亭一带阵地。粟裕同志率二十师在一面，我率几百人在另一面。敌人的这个师先期到达，我们当即与敌展开激战，将敌人阻止在一片森林地带。战斗过程中，粟裕率部队主动出击，缴获了敌人的机枪等战利品。次日晚，三军团主力赶到从东南方向包围了敌人。三军团赶到指挥部没有通知，直到第三天拂晓，我们听到枪声激烈，估计是三军团主力赶到，才立即主动配合，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后得知，彭德怀同志因感冒不能指挥，这场战斗是由彭雪枫同志指挥的。由于敌人已经在森林里构筑了工事，三军团的主攻没有奏效，伤亡700余人，无力再进行突击。敌人将我主攻部队击退后，终日用飞机对我阵地轰炸。到了晚间，守卫浒湾的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被围的敌人也集中力量向我防御阵地突围，我们的部队也伤亡了300人。粟裕同志的一个师摆了个长蛇阵，在宽大正面上阻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突出包围圈，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战斗的失利又一次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必然是处处碰壁，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地位。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不是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改变这种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而是丝毫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大批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浒湾战斗以后，这种斗争扩大到军队中，我则是首当其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