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经验，我们在作战会议上交流过。1939年春天，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作了介绍，并且指出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年夏天，我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时，除了察看附近的河防工事，还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一起探讨，充分肯定了这些经验。
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6月上旬的宋家川河防战斗。那是在我到达绥米地区以后不久，日军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地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相继失守。随后，日军又像以往一样，大炮、飞机终日对我河西阵地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力的还击，把汹涌澎湃的黄河变成了“皇军”的葬身之地。两天以后，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我大批援军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支增援部队是经我同意，连夜从边区内地调来前线的。他们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的，斗志非常旺盛。跟着这支部队渡河追击的，还有当时随我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访问我，要我谈谈对这次战斗的看法。我着重指出，要注意敌人战术的变化，还赞扬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随后，记者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他们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蹂躏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地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1939年八九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同志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
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面，毛泽东同志还附笔提示我：“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他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是很有道理的。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一些策略思想。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给我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指国民党中央，下同），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发表了我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痛斥了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1939年9月，王震奉党中央的命令，率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三五九旅出征两年，屡建战功，守备河防，更是一支劲旅。这年11月，王震轻车简从，来到延安。我们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王震向我述说了三五九旅辗转恒山地区，打击日寇的英勇事迹。他侃侃而谈，性格豪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和王震正式在一起工作的开端。记得当时王震带来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件黄呢大衣。他说，这是战士们追歼日寇时缴获的战利品，留个纪念吧。我向王震介绍了河防斗争的情况，一起商讨了防务。我还向他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复杂斗争形势，特别是绥米一带是当时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主要地区之一，我们在一起研究了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在以后的河防斗争中，三五九旅借鉴和发展两年来河防部队总结的“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等经验，特别是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这年11月下旬，日军1万多人，分四路又进占了我碛口、孟门等地，当敌一部2000余人集结河滩，放船漕渡时，我三五九旅河防部队突以机枪猛烈扫射。敌人鼠窜登山，复以大炮还击，妄图压制我火力。三五九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从左翼乘机渡河，袭敌侧后，激战约五小时，日军支持不住，分头退去。这一仗，又毙敌百余，我仅伤亡12人。
1940年3月，当日军兵分六路扫荡晋西北时，三五九旅更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河东我军，连续作战，打击敌人。例如，3月9日，柳林敌军300余人，进犯李家庄，与我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被我击退。13日，柳林敌军派出500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我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敌人又不得不退走。3月31日，柳林敌军1500余人，附炮10余门，进至军渡，向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我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曾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随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震以奖励。电文中说：
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督战，劳绩甚多，尤以三月战役为最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厉。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方。
就这样，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70余次。日军的进攻，多数是在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从时间上来说，日军进犯最频繁也是最猖狂的时期是在1939年前后。而在1940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一二○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以重创，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这样，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还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是强弩之末，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威胁不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