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是谁搞的恶作剧，有个男老师理直气壮地说：“那瓶酱也太脏了，又长了霉，他长年吃这个东西，不健康啊！”
猛一听，这个男老师说的也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他的话完全站不住脚！如果他真有一副好心肠，就把朱老师已变质的酱倒掉后，再把瓶子洗干净，偷偷地放一些腌菜，仍放回原处。朱老师如果受到了这种待遇，是不是会感觉余山下小学更有人情味呢？
后来，余校长很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莫小看了这个朱积来，他是正规的中师毕业生。原来在五里墩带毕业班，无论县教委的通考还是抽查，他带的班总是全县第一。他还是县里多年的模范老师，但不知受了什么打击，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漠不关心了，完全变了一个人。
朱老师究竟受了什么打击呢？余校长没弄明白，我也没弄明白。其实也不用我们去弄明白，朱老师已向教育组提出申请调出余山下小学。
他的走跟他的来一样，仍提着他的破行李卷儿，冷冷清清地离开了余山下小学。后来调来调去，连余校长也不知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
朱老师刚刚调走，公社就把武汉下放女知青潘志平分到余山下小学，顶了朱老师的位置。她也自然而然地住进了朱老师腾出来的那间房。
这个朱老师曾经住过的像狗窝似的房间经过潘志平一收拾，面貌大大改观，变得又整洁又明亮。由于我在1970年搞汇演时就认识了潘志平，她初来乍到，我立即充当了她的向导。我教二（2）班的语文，是班主任，她教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我们是近邻，又是搭档，加上她又是武汉下放的知青，我俩相处得非常好，如同亲姐妹。
那个学期大队给我们学校又做了一批新课桌，三年级以上的才有。我和潘志平是孤陋寡闻了，一点儿内情都不知道。学校想怎么分配，我们就怎么教书。一开学，学生们自带一块木板当课桌，我和潘志平就到处找一些土砖坯来码放整齐后再搁上木板。教室的地面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土砖坯也放不稳。有时上课时一不小心，有个学生碰倒了一块砖，教室里顿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一大片。我和潘志平每天要浪费很多时间在教室里重新码放这些土砖坯。由于我和潘志平不像别人那么圆滑，所以常常吃暗亏。
谈到吃暗亏，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正在上课，大队书记老吴通知我们去汤家嘴围湖造田。我和潘志平刚好凑一对抬石头。没有什么好扁担，校长给我们找来了一节圆竹筒子（光这节竹筒子都有十多斤）。我们选了一根比较结实的绳子，抬不了大石头，就去抬个小的。有个老师笑：“这么小的石头，还好意思抬？你们两个吃也吃得完！”
我和潘志平只好到石头堆里去找中个的。
又有人说：“见石头就抬啊！选个裸的啊。”
潘志平的肩膀早已红肿，加上“裸”在当地土语指“男性生殖器”，她又是个未婚女知青，因恼怒而脸红，马上就不耐烦地把手中的竹筒子往石头堆上一扔。那竹筒子一弹一跳地正好砸在那个人的脚上。
那个人正要发怒，潘志平倒抢先大哭起来了。
余校长跑了过来，问明了情况后就悄悄地对我们说：“你们也真傻！你们怎么从来不去上厕所啊？找根绳子吧，还选了根最结实的！绳子总也不断，你连磨洋工的机会都没有！在这里，全要自己照顾自己，我不能也不方便帮你们什么忙……”
在校长的点拨下，我和潘志平急忙去上厕所。我们到了才发现，厕所里挤满了前来“避难”的人。世上也真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一群女人心安理得地你一句我一句拉着家常。潘志平觉得很难堪，脸又红了。她使了个眼色叫我出去。她说：“我俩是知青！为什么要站在这种地方偷懒？”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双肩的红肿处问道：“那，那怎么办？”
潘志平提议：“我们写表扬稿送到广播站去好不好？”
我立刻兴奋起来！说干就干，我们马上往广播站跑去。广播站离工地有一二里路，广播员也是个知青。于是，你一篇表扬余润南，我就一篇表扬吴永才，再来一篇表扬全体老师。就这样，我们一直熬到鸣锣收兵。
余山下小学还有一个民办女教师叫王巧兰。她是余忠明老师的夫人，长得很漂亮。她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孩子。余忠明是个独子，这让巧兰很着急。
巧兰是个最不像农村人的农村人。她讲义气，讲道理，有教养，懂感情，而且也很有本事，粗活细活都难不倒她。
1970年，余忠明与潘志平合演《智斗》，潘志平饰演阿庆嫂，余忠明饰演刁德一。当初在公社汇演时，我和哈巴准备的也是这个节目。为了不影响评比，余忠明在后台与我商量，求我们换一个节目参加会演。因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多，我与哈巴一商量，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这件事让余忠明和潘志平都很感激，加之我与余忠明同时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并同时被抽调到南门塔“程潮区学习班”，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余忠明的夫人王巧兰和我同在一个学校教书，我们当然也成了好朋友！
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比较紧，早上六点整就开始早自习，晚上学生回家了，老师还要办公。一个人也没什么，苦就苦了拖儿带女的人。
一连几天，刘子香老师都要请假回家，他不能参加晚办公。
有个别男老师就风言风语地说：“我也请假回去挨着老婆困醒啊！”
余校长听到这种议论很不舒服，但也没说什么。又到了晚办公时间，刘子香老师又要请假，余校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能不能空一个晚上再回去啊？”
刘子香没说什么，只好回了办公室。半夜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从梦中惊醒。只听有人嘶哑着喉咙喊：“刘老师！刘老师！你的儿子病了，快回去吧！”
刘老师冒着大雨回去了，天亮后传来一个坏消息：刘老师5岁的儿子死了，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刘老师的那个儿子经常到学校来玩，虎头虎脑的，简直就是一个小刘子香！只要学校有什么粉蒸肉、排骨汤之类的，刘老师都会给儿子留一份，可见他在刘老师心中的宝贝程度！听说刘老师的夫人哭得几次晕过去，不让刘老师再来教这个书了。
余校长那时才二十多岁，不可能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突然！就是一个晚办公没批假，就会夺去一条小生命！
余校长那个懊恼呀！我全看在眼里。这个时候，余校长不方便去看望刘老师，委托我代他出面，我们一行人来到刘老师家里。
刘老师泪眼迷离，刘夫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我们七嘴八舌的安慰话此刻全是隔着棉裤挠痒痒。
不久，刘老师果真辞了职，开始学做木匠。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又老大不小的，做起木匠活来非常吃力，手艺不精又不会替东家省木料，所以很少有人请他。
我没什么帮刘老师的，就让刘老师来帮我打一个大柜子，算是我给他找块试验田吧。他倒好，每天9点钟了还未开工，天还没黑就收了工具陪着我聊天，好像打了有半个月吧！好在我与他讲好是计件而不是计时，只不过麻烦我多做两顿饭而已。
后来刘老师终于做出了名，添置了许多电动的木工工具，把几个儿子都带出了师，在泽林中学附近开了一间工作坊，出售整套的家具。如今，他一家人过得很自在，很充实。说起过去的事，刘老师叹道：“我儿子的死，我并不怪余校长，因为儿子得的是急病，那天又凑巧下大雨，本来我下了晚班再回去也来得及，但老师们取笑我要回去找老婆，我就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摸着黑往家里跑，等到半夜我得到信儿，儿子已昏迷不醒了。
“我急匆匆地跑到大队去找赤脚医生，那个医生竟说：‘雨太大，我不能出诊，你去找别人吧！’我浑身湿透地站在他的窗前，苦苦地哀求他救救我的儿子，他竟睡在被窝里无动于衷！由于去求他，由于先对他抱有太大的希望，我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等我们抱着儿子跑到泽林的大路上，只想拦一辆开往县里的汽车时，竟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我们在雨地里跪了下去，呼号着，哀求着，终于有一个司机踩了刹车。可我的儿子却永远地离去了……”
刘老师说，他总想学做木匠，没想到第一件成品，竟是为自己的儿子做的棺材！没有人能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吧！
事隔不久，没想到同样的事又落在我的头上。那是1974年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儿子进进才5个月，半夜里突然上吐下泻。有了刘子香失子的教训，我当然不会再去请什么大队的医生。我对进进的叔叔海山说：“我带进进去黄石诊病，学校有什么事情帮我请一个假！”我当时这样说只是防止不测而已，心想：老师放暑假，能有什么事？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的很能干！双手抱着一个病孩子，背上背着一大包小孩子的尿片和我们娘俩的换洗衣物，在烈日下走上十几里田间小路去赶火车。
我们娘俩终于到了老下陆，余海堂叫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到黄石医院。儿子一连输了好几天液，才转危为安。
医生说：“好险啊！如果你们再晚来一步，这个孩子就没救了！这孩子体质很弱，你自己要少晒些太阳，不然，热毒会通过奶汁再传给他，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心想：正在放暑假，等到暑期培训时再回去。那时已过了三伏天，就是有个什么事，余校长、吴永才副校长与我的关系都特好，他们会帮我摆平的……
进进还没出院，海山气急败坏地找到我说：“全体老师都去参加围港！就你一个人没到！大队书记老吴一发怒，把你从学校开除了！”
“把我从学校开除了？什么罪名？难道我不该抢救得了重病的儿子？难道让我的进进像刘子香的儿子一样夭折？他5岁的儿子折腾一夜就没了命，我5个月的儿子能折腾多久？余润南呢？吴永才呢？他们为什么不帮着我说话？这几年我替校委会分担了那么多的工作，每学期我都是先进教师，如今我遇了难，他们能袖手旁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