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您心中一切未解决的难题保持忍耐，努力去爱这些问题本身，就当它是被关闭了的房间，当它是用极稀有的语种写成的书。您现在不要去寻找答案，您不会得到，因为您不能体验到，重要的是在生活中体验一切。现在您就在生活中体验这些问题吧。也许这样，您会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之中，在遥远的一天，在生活中获得解答。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自我疼惜让你对自己更满意
盈真和文莉是相交多年的好友。最近文莉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向盈真借钱。可是，盈真手头上也只有几万元的现金，对于文莉提出来的三十万元借款她根本无力支持。
“如果我只拿出几千块钱，不是等于骂文莉嘛，所以我只能拒绝她。但是，拒绝她又让我充满了内疚。之后，我还专门给她的孩子买了套衣服作为补偿，不过我的弥补行动似乎并没有得到文莉的谅解。当我通过电话想跟她解释这件事时，她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难道这么多年的友情就因为钱财的往来而毁于一旦？我该怎么办呢？”盈真非常苦恼。
钱财往来已然成为考验交情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你想失去一个朋友，那就借钱给他。”盈真遇到的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
很明显，盈真试图通过启动“否认”的内在防御机制给自己和文莉找个台阶下，从而减少影响，降低冲突，也许更重要的是她想减轻内在的压力。
显然，这个方法失效了，盈真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感到心安理得。随后，盈真又试图通过送礼物的方式来“弥补”事件对她们的友谊造成的冲击。可惜的是，她的好意对方似乎并没有接受。文莉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明显引发了盈真内心更大的焦虑，促使她向他人咨询和求助，以寻求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想要处理好人际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个人的内在关系。我留意到，盈真用了“纠结”这个词来形容她的内在感受。她纠结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纠结呢？要如何处理呢？
也许你能感觉到，在我们身体里不止居住着一个面相的自己，每一个自己都具有多面性，他们有时会和平共处，而有时却纷争不断，彼此针锋相对。
从加拿大HAVEN学院整合的诸多心理流派来看，我们的身体是三个自我，即“理想我”、“现实我”与“真实我”共同栖息的星球。
“真实我”是未经改变、与生俱来的个人特质，它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充满了自发性。“理想我”往往是在生存过程中，与社会权威的期望相符的内化过的那个自己。而“现实我”则是如其所是的那个自己，即我的现状是怎样的。每一个当下，我们为了保持情绪上的平衡自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正常而极力满足着每一个自我。
但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往往是一个企图挣脱“真实我”，实现“理想我”的艰难过程。可是，我们并不总能如愿以偿地实现“理想我”，于是，一再陷入“现实我”的泥潭。
例如在开会时，有一个与社会标准相吻合的“理想我”在思考：“我如何才能通过会议达到我的目的？展现我的能力？帮助我在职业生涯上更进一步？”这时“现实我”则十分忐忑：“我上个月的业绩不是太好，在团队居中下等水平，我该怎么办呢？要不要选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尽量不让别人注意到我？”而“真实我”也许正在偷窥对面的美女，头脑中幻想着与她单独相处的明媚时光。
回到盈真的个案中，我解读到她的“理想我”、“现实我”与“真实我”之间不同的需求。盈真的“理想我”部分有力量，很仗义，能在朋友需要的时候及时提供有力支持。但是，她的“真实我”却在小心翼翼地衡量着自己能提供的借款金额以及能承担的财务风险，评估着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她的“现实我”在“理想我”与“真实我”两股力量的拉扯下显得十分不稳定：一方面因无力向朋友提供所要的支持而产生愧疚感、无力感、自我指责与批评，另一方面她对文莉“狮子大开口”的需求感到不耐烦，甚至产生“如果我只拿出几千块钱，不是等于骂文莉嘛，所以我只能拒绝她”的判断，却又怯于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盈真感觉这个判断切中了她内心纠结的实质，她同意这也是为什么她无力真实面对文莉的原因所在。一旦她真实面对了文莉，就意味着她也要真实面对自己，尤其是那些自己不能接纳的部分，如经济状况并不如自己所希望的那么好、自己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有限的、自己对财务风险的承担能力也是有限的等。
借助“理想我”的模型，盈真了解了自己的内在纠结：她的“理想我”脱离了“现实我”所能承担的能力，因为无法实现“理想我”的形象需求，她自我谴责，而“真实我”则完全被摆放到了能力所及的范围外。而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常常感到纠结的内在原因也源于此。
当内在图像清晰地浮现出来时，盈真也更加了解了真正困扰自己的原因。她必须以成人的心态面对这一切：要么完成“理想我”的需求，想方设法满足他人的需求，维护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要么接受“真实我”的现状，说明自己的无能为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力所能及的情感、经济支持与关怀。最重要的是，摆脱掉“现实我”的自我憎恶，不再在内心摇摆不定。
“理想我”模式不仅仅适用于借贷这种特殊的生活情境，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但凡有纠结、矛盾、痛苦的心情出现时，往往就是内在的“理想我”、“真实我”和“现实我”彼此抗争、自我憎恶。我们在内心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真正的需求，它是多个需求之间的对抗与分裂，是头脑与心之间的战争。对抗与分裂最后往往会伤害我们的健康和人际关系，让我们无力清晰智慧地看明白自己。同时，我们不同角色层面的“理想我”也是不同的，为了争夺资源，它们往往也会发生斗争。
如对女性朋友而言，想要成为一位好妈妈的“理想我”和同时想要成为一名事业上有所成就的“理想我”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真实我”却想抛开一切烦恼，重回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而“现实我”在夹缝中左右为难，很难兼顾事业、家庭、孩子成长、自我成长和两性关系等。于是，无力感、挫折感和自卑感会一起涌上心头。
在无法处理好“理想我”、“现实我”和“真实我”三者的关系时，我们的行为往往充满了焦灼、压力以及自我矛盾。这种破坏性和自我否定的张力驱使着我们采取某些刺激性的行为，例如对烟、酒、购物、网络或者某个特定感情对象的上瘾行为，这往往也会引发我们的健康问题，程度最强烈时甚至会引发抑郁症、自杀等行为。
当我们看清自己内在的图像后，如何理顺内在的“理想我”、“现实我”和“真实我”之间的关系呢？
HAVEN“理想我”模式给出了自我疼惜的解决之道。从我的生命体验来讲，这是一条充分接触我内在资源，接触我未能发展出来的自我潜能之路。它让我看到自己，并有机会重新审视我生命的现有选择，松动过去固着的信念。选择过，才意味着真正存在过，生命的每个当下都发出熠熠光辉。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每一次重新回顾“理想我”模式，都能在不同的生命情境中给我带来新的启迪。
首先是觉察。
在人类的行为上，很多时候是基于刺激而产生了某种行为，却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意味着我们抛弃了“真实我”，但对应的“真实我”部分却并不会消失。于是，身心分离的症状往往会以疾病、意外事件、人际关系中的冲突等体现出来。盈真和文莉的案例正是一个完整的呈现。
觉察不仅仅意味着对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它更加意味着我们深入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的部分。在工作坊、课程或现实生活中，我接触到了一些朋友。他们是这个社会所谓的正常人，他们拥有正常的职业、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夫妻关系、正常的健康，可他们对内心隐蔽的情感部分却是麻木而无知觉的，尽管有时候这个部分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我自己就曾经是这样一个人：当我愤怒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能感受到我的愤怒，我所有的行为、语言都说明了这一点，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这种不自知、应激而生的愤怒以身体的疼痛表现出来，我常常头昏脑涨、身体酸痛。在迈向智性认同的“理想我”的攀途中，“真实我”却被放置于无人照顾的黑暗中。于是，不要愤怒和应激而生的愤怒在我身体里争斗不已。
其次是承认。
在愤怒的“真实我”和不要愤怒的“理想我”相斗争时，我很想假装它们的矛盾是不存在的。我企图欺骗自己。可是，没有任何一方因为我的欺骗而消失。直到在工作坊中，我第一次在团体中看到自己。那一刻，我顿时产生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从此，我开始学习真实地面对自己，如其所是地承认所拥有的一切，这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当我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足与脆弱时，我开始有能力去面对他人身上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在处理我和父母的关系时，我们开始变得更为亲密和敞开。
当一切放置到面前时，我们需要承认和接纳，承认往往能带来接纳。但是，从更细微的角度来看，二者又存在不同。当面对内在的愤怒时，我也会涌起想要扑灭它的冲动。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我不应该有这些负面情绪，我应该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如果我情绪稳定，别人就会更加喜欢我。在这种排斥的状态下，我很少有机会完整地接纳作为一个人的我。
最后是带着觉察、以负责任的心态选择行动。
从觉察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到慢慢接纳我不同的面相，尤其是不符合“理想我”的面相时，我有能力重新在不同的情境下作出新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我经常对自己充满不满、挫折感与自我憎恶。一次次，我像是个被按动按钮的玩具，无意识地重复着各种固有模式。我渐渐意识到，我是有能力选择行为的，尽管在表面上看，我可能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案。
不论后果如何，带着自我疼惜的心欣赏自己，停止内在无休止的自我批判，这种渐渐从内而生出的轻松感真好。我慢慢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对什么样的刺激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当退后一步，慢下来，我也能体验到自己的内心。内心一旦被体验、看到时，新选择的空间才会被打开，这是我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过程。
谨以此分享祝福每一位在迈向智性认同的“理想我”攀途中的朋友，包括我们的盈真和文莉。诚如荣格所言：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用来解决的，而是用来成长与超越的。
【1】想象一个你正为其困扰、纠结、难受的问题。
【2】问自己：我的“理想我”是什么样的？它的需求是什么？我能全部满足吗？真实的自己有些什么需求？我有没有关注到？在二者间，也就是在这一刻，我的“现实我”是什么样的？
【3】接着体验：针对困扰，我现阶段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对这个方案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吗？
【4】试着用“觉察—承认—接纳—行动—欣赏”的模式重新处理自己的困扰。
【5】继续在生活中尝试使用“理想我”模式来进行自我探索。
巧用量表为心理健康把脉
最近，公司对客户服务部门做了一项压力测试，结果发现客户服务部门的员工压力普遍过大，大家都反映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以及工作评估标准无法量化。可依照人力资源部门平时观察到的情况，我们觉得员工的工作量、工作时间以及工作评估等各方面均在业内正常标准范围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心理测量。当提及“心理测量”这个术语时，你也许会想起很多彼此矛盾、相互冲突的图像。
也许，你会想起在电视、网络或者其他大众媒体上所看到的故事，如在一些刑事侦破案中，一个疑犯被抓，然后被送到心理医生那儿。心理医生会让疑犯填写一份表格，然后快速读取数据，并得出此人有病或装病的结论。又或是当某人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存有疑问时，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病人送到了医院，通过填写医生提供的问卷，判断自己是否健康。
也许，你会想起在某企业庄严的会议室里，应聘者经过了数轮面试之后，终于走到了一份心理问卷前，这份问卷将决定他能否成功拿下这个职位。面试官可能是HR部门人员，也可能是主管部门人员，他们将据此来判断眼前的应聘者是否与他们的岗位需求相匹配。当然，很多企业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那些天性脆弱、容易走极端的“心理不健康者”拒之门外，以免发生恶性事故。
你也许还会想起在网站、八卦杂志甚至是号称定位于商业精英的杂志上，不期而遇一些心理测试题，例如，看看你对异性的吸引力如何？看看你的婚姻能白头偕老吗？我们常常以戏谑和半信半疑的态度完成它，并不以为然。
你所想到的这些心理测试是否也是企业最有效的心理测量方式呢？
作为一本定位于高端商务人群的直投财经杂志，《财富》每年与易普斯公司合作，对中国高级经理人进行压力状态调研，并将产生的结果通过杂志进行传播。尽管我们无法对调研评估的准确性进行判断，但作为第三方数据，《财富》的调研对我们了解中国企业人的心理状态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胡新宇过劳死事件，到5·12汶川地震后国家提出心理援助计划，再到富士康N连跳事件，员工心理健康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关注。其中，企业最关注的课题就是压力，这也是在同类型培训中被采购数量最多的一门课程。在企业的工作实践中，它常常被包装成“阳光心态”这样的课题来吸引员工参加。
人力资源部也往往会购买一些量表，在企业内部进行测量，作为下一步实施相关工作的基础。可歧义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产生。
人力资源部的项目负责人会问：“我们如何让员工处于一种无压力状态呢？”“在填写量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故意按自己的意愿对数据进行修改。例如，有人会想：‘如果我把我的压力值填写得大一点，领导感觉我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施压，如果再施压的话我就要出心理问题了。这样，我的工作量会不会少一些？评估标准会不会更宽松一些？’”
那么，企业如何利用量表较准确地把握员工的心理健康呢？
即使我们要使用量表作为参考性信息，在充分考虑其数据所反映的现状之外，还必须更为充分地考虑它所受到的限制性。一般来讲，我不赞成将量表生成的数据作为判断员工心理健康程度的唯一标准，而且在实施过程中，量表的准确度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生成结果未必能真实反映员工的心理健康程度。
如果我们将量表作为考量员工心理健康的基础数据，那么在实施过程中，企业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是确定由谁实施。
大部分企业的心理量表由人力资源部或员工所在部门领导推动实施。值得一提的是，在部门领导直接推动的情况下，员工顾忌和主观考虑较多，尤其是工作任务分配、绩效考核、团队中其他成员等因素，对数据生成的结果会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一般不建议由直接领导推进此项工作。而由人力资源部直接推动，需要取得部门直属领导的支持和配合，并在工作展开前说明测量的目的、用途和保密范围等。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内部形成专项小组，由相关的不同部门抽派人手配合实施。
其次是明确结果向谁汇报。
调查生成的结果向谁汇报、由谁判断调研结果的有效性以及在未来的工作中如何借用调研生成的结果，这些都对调研的可信度起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讲，调研结果是向部门的直属领导汇报。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不仅要看到生成的结果，更要考虑到这些结果是如何生成的。
例如，陈敏和晓莉都是电话销售部门的员工。陈敏天性内向，容易将销售过程中客户对产品信息的拒绝当成是唯一、真实的结果，而且泛化到个人，在工作中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每天害怕拿起电话，拿起电话又害怕客户接听，接听过程中对客户抗拒的信息过分敏感。结果，陷入了“恐惧—恐惧信息的收集—恐惧的证实—被拒绝”这样的负向自我假设中。陈敏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为工作时间长、绩效不理想、工作压力大、自我否定、自我破坏的程度较为严重。
而晓莉性格外向，在销售过程中视客户的拒绝为客户异议，并用幽默、回马枪等销售技巧进行处理。即使当次订单不能成交，她还能进一步跟进有价值的客户，几乎从来不将客户对产品信息的拒绝视为对自己的拒绝。在销售过程中，晓莉不仅取得了理想的销售业绩，而且积累了人脉，每天工作状态良好。
如果只参考她们最后生成的压力数值，那么，陈敏的工作压力无疑更大。可如果进一步考虑她们个体特质，那么，陈敏的压力大部分属于破坏性的内耗，这种压力的增加并没有对工作绩效起到正面推动作用。
一般来讲，直属部门领导要对生成量表中的两种人群格外给予关注，一种是压力过大，容易出现突发状况的员工；另一种是压力明显不足的员工。后者在工作中的表现往往是动力不足、消极怠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最后是明确实施方式。
无经验的调研往往是将量表直接发给员工，让他们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这种实施结果既不精确，也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参考数据的缺席，被调研者对数据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影响最后生成的结果。例如同样的“7”分，对于要求严格的人来讲也许只是起步分，而对于要求宽松的人来讲已经属于高分。除了主观臆测，我们很难从一个简化的数据上得到更多的信息。
以团体的方式填写量表，既可以收获更为精准的数据，以作为下一步工作开展的参考，还可以对所有填写者起着良好的自我觉察作用。在填写量表后，大家可以围坐，以两人、四人或多人的方式讨论分享：我这一项的分值为什么是这样、我可以自我觉察到的信息是什么、对照他人我对自己所获得的新信息是什么，等等。
但是，一定要用量表吗？
冯铭是我的一名学员。在一次课程中，她通过个案向团体呈现了自己。团体非常热情地给予她各种直接的回馈。其后，冯铭跟我们分享道：“我太吃惊了，为团体的洞察力。你们给我反馈的，和我花钱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一样。”
冯铭给我的启迪是，我们通过精准测量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和我们主观意识到的结论是相吻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企业是否还要花大价钱进行心理健康普查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
相对于量表本身，真实的判断往往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回到人力资源部门的问题，人力资源部门要自问：我们的测量真的是有效、准确的吗？不论人力资源部门也好，部门主管也好，首先的优势在于，他们也是企业的一员。所以，尽管存在着个体差异，他们的个体感受往往与环境中他人的感受有着一致性与共同性。过于明显的个体差异也许是被关注的重点，但这如何界定呢？量表的使用结果并不是唯一指向正确性答案的途径，我们如何使用它往往对事件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错误的数据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羊肠小道去寻求所谓的解决方案，其结果往往是我们被带到了虚假的解决道路上。南辕北辙给我们的启迪之一是，当大方向错误的时候，原地踏步就是最大的进步。
【1】你对企业、部门以及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大致判断如何？
【2】你认为还需要更精准的答案吗？原因是什么？
【3】如果企业要在内部实施量表，建议将量表作为辅助工具，而不是唯一、正确和不变的事实。
【4】量表使用的方式和量表取得的结果一样重要。由谁来推行、结果在什么范围内使用都将对填写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5】注意量表的参考对象以及个体对同一刺激的不同解释。
解读病症背后的心理
我今天收到了一组内部统计数据，它显示员工请病假的天数在持续增加，也就是说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同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下，今年员工请病假的天数明显比去年多。对此，我有些担心，一方面担心各部门在现有的人力资源配置下是否能完成预期业绩，另一方面也担心员工的身体健康。我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现在养生的话题很流行，我要不要引入一些养生类的培训或沙龙到企业里，让大家学习下呢？或者，寻找其他更好的处理方案？
作为一家大中型企业的HRD（Human Resource Director，人力资源主管），姚蕾的担心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她的论点有数据和证据支持，而她的考虑只是力图让企业和员工都达到最佳状态。“养生热”这些年来风靡神州大地，不过效果却颇受争议，更何况企业导入养生培训对员工健康管理的有效性以及与企业绩效提升的关联性要如何判断呢？
“姚蕾，看来你很容易根据一个现象马上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急性子啊。”我调侃她。
“是，我做事的风格就是快。”姚蕾没听出我调侃她的意思，她非常坦率地接过我的话。
“有时候，我们在企业中看到一个现象，很快就作出一个归因。可如果我们慢一点，再细心一点，多收集一些信息，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拿你眼前遇到的事为例，你认为员工请假天数多是因为员工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可是这里的员工有没有更具体的信息，如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是不是集中分布在某个部门或者系统？他们请假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请假？他们是真的因为健康问题而请假吗？毕竟，数据导向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你据此而采取的行动也不同。”我建议道。
“嗯。这个主意不错，那我把数据再细分下，为下一步的行动指明方向。我现在就打电话让同事分析，并赶快把结果告诉我。”姚蕾立刻拿出电话，把工作任务分派下去，然后悠闲地坐下，看样子她想和我聊下去。
“现在‘养生热’很盛行哦，你有了解吗？”姚蕾问我。
“不是太了解，不过对身心症倒是有所了解，毕竟人的身心是不可分离的。过去西方心理医生必须要具有行医资格证，而很多生理层面的症状跟我们心理层面的需求关系十分紧密。如果你对这部分信息感兴趣的话，我倒是建议你读下露易斯·海写的《生命的重建》，或者是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大师黄焕祥和麦基卓所著的《懂得健康：在自我探索中疗愈》。健康，特别是身心健康也是我所关注的。”我如实回答。
姚蕾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将书名记下，然后接着讲道：“其实关注这部分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我自己。上个月，我突然遇到点儿问题，所以现在对健康这个话题格外关注。我自己确实也参加了一些养生沙龙，整体感觉还是参差不齐，导入企业确实要慎重些。如果你有更多的信息要跟我分享，我今天刚好也有时间。”
“你遇到什么健康问题啦？”我问道。
她伸手捶了捶背，答道：“上个月，腰忽然就痛得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用力不对拉伤了，或者是因为着凉了才痛的，反正一下子就弯不下去了，所以我只能休息两天。不知道这个跟我的心理能扯上关系吗？”
“腰痛代表当事人缺乏支持，负担过重。”我按照姚蕾的需求，很快抛出了答案，然后再结合观察到的现象给出我的发现，“从我们短短的相处中，我观察到你非常有行动力。你在得到近期员工请病假天数多这一信息后，立刻开始准备、铺排下一步的行动。我猜测，你的这种行动力会让你的下属和周围人对你产生信赖感。久而久之，你成了领导者，带领大家往前冲，责任也都由你来承担。同时，这种现象也可能给你带来某些弊端，比如你成了冲在前面、最负责任的那个人，有时候你甚至可能感觉团队不能高效、有力地支持到你。”
说话间，姚蕾的电话响了，她的下属已经把结果统计出来了。
“唉，别说，统计出来的结果还真能看出一些问题，大部分请病假的员工都集中在一个部门。这个部门今年新招了一名经理，属于空降兵，原来他是某世界500强企业的。”姚蕾皱起了眉头，“这个部门对整个公司的业绩影响比较大。你说会不会是新招来的经理有问题啊？或者会不会是部门员工不太适应他的风格，故意装病啊？”
“故意装病的成本高，还要扣工资吧？所以，我倒认为不一定是装病。”我顿了一下，刚好接到姚蕾催促的眼神，“这还要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身心关系’的话题。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习惯把身体当成机器使，只要它不出现问题，我们就不会格外关注。直到出现问题时，我们才习惯性地把它送到医生那儿，让医生把它修好。有时候，病是真的，病的背后还有个声音：‘我都生病了，我已经尽全力了，我是疾病的受害者，在我生病的情况下，你还要怎么样呢？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所以，不能武断地认为员工是在装病，他们可能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生理现象，就像你的腰痛一样。病症是真的，病症背后的心理原因也是真实的。举例来讲，他们可能和新经理的管理风格还处于磨合期。他们对新经理有些不满，可又找不到特别清晰可见的理由，所以只好通过请病假的方式来表达了。”
“可能还是需要加深内部沟通。既然问题都集中发生在这个部门了，我觉得有必要和他们的部门经理沟通一次，提醒他注意一下管理风格。他们这个部门内部可能也需要加强沟通。”姚蕾有了新想法。
“其实我一般也会先分析数据的，最近可能因为健康问题，情绪上有些焦虑，总是很难集中精力把事情处理好。嗯，我们公司最近确实弥漫着焦虑情绪，针对这个部分，除了养生外，你有什么建议吗？”姚蕾其实早就看出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却还是把问题抛给了我。
“据我所知，市面上有些工作坊是通过肢体活动来解决问题的。有的是通过阅读肢体，看出当事人的一些性格特质。有的不讲理论，直接通过一些肢体活动来改变当事人的心态。中医调整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当然，前提是你能找到合适的医生。另外，你也可以购买一些书籍，组织员工一起读，让大家重新认识到身心的关联，一方面员工可能会自觉增加对这部分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背后的心结，再慢慢化解。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改善当前的现状的话，一些肢体活动也不错啊，相信很多瑜伽馆都愿意被你们团购的。”
姚蕾离开时，后背挺得直直的，看上去精神了不少。我记得当天下午刚看见她时，她弓腰驼背，好像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2006年华为员工胡新宇的过劳死，到2010年富士康的N连跳事件，再到2011年乔布斯因健康问题辞去苹果CEO而导致苹果股市大跌，越来越多的事件在提醒我们：身心健康不仅是员工个人的事，也是企业和社会的事。
同时，我们也前所未有地观察到身心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的行为模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以症状的方式呼唤我们关注那些头脑层面拒绝承认的心理问题，这也告诉我们，仅仅关掉仪表盘上的灯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找到诱发疾病的关键原因，那往往也是我们个人需要成长的关键点。
【1】你、你的家人和同事存在健康方面的问题吗？例如一些慢性疾病。
【2】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建议引导词如下：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现在我知道你不舒服了，你觉得我们需要去看医生吗？还是自己处理就可以呢？聆听身体的回应。
【3】回顾疾病发生那段时间，你的生活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你的感受是什么？有哪些感受是没有表达出来的？
【4】问自己或他人：借助疾病，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例如可以避免一些本该我承担的责任、可以将对自己的标准降低一些或者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等。
【5】接着再问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我有什么观念和行为是可以松动的吗？我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有的话，选择会是什么？每个选择背后的利弊是什么？
【6】如果感觉没有更多的选择的话，那问自己：什么是我的底线？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底线？哪些是我必须坚持和不能动摇的部分？
【7】企业通过分析数据，如果发现一些表现较为明显的健康问题（如下表），企业管理层就需要给予高度关注，以避免更大的潜在损失。在数据分析后，最好和当事人或其部门探讨，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建立心理预警机制应对危机
这事儿太棘手了，我需要你的建议，你快点告诉我，新生代的小孩儿会因为感情发展不顺而自杀吗？我手下有个孩子留了封信，说是他失恋了，准备自杀。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万一是真的，我怎么劝阻他呢？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接到一位“60后”好友贤福的电话。贤福供职于某以高压闻名的超大型民企，他紧急来电向我提出上面的问题。很明显，事件令他十分紧张，他担心万一处理不当而将企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企业一般只关注员工的能力培养、潜力发掘和人际关系等问题，至于“生命的终极意义”、“我是谁”等宏观图像因为涉及更为深远且充满强烈而不稳定的情绪，则较少被纳入企业心理关注的范畴。所以，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层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危机方面的专业训练，也较少有机会面对这样富有挑战性的局面，他们很容易在突发情况前手足无措。
而在生活中，关于人类心灵成长之类更深层的话题往往被淹埋在日常庸碌的生活表象之下，似乎通过物质的成功就能带来足够的自我证明，证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可问题并不因为被忽视就消失不见，静水流深，疑惑、迷茫依然长存于人心，一旦有机会就破土而出，试图改变生命的现状。
自杀、强烈的人际冲突、生死攸关的交通事故、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等等，对企业的冲击必然是强烈而深远的。它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当事人，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家庭、企业、社会中的其他人。而在最深层的地方，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人的命运必然会消融掉我们内心的防御，引发更深层的共鸣。在这种情况下，恶性事件的影响和波及面并不止于我们所见的部分，其持续的时间也不止于我们所认为的短期时间内。
一旦问题出乎意料地被某只不可见的大手推至幕前，我们该如何预警？如何处理？如何面对呢？
下面，我将介绍处理自杀事件的相关流程。当然，你不必将它作为僵硬的行政流程，它所起的作用是而且仅仅是从心理上减轻相关当事人面对因未知而导致的沉重心理压力，以及自己内在被唤醒的无意义感，从而表现为态度镇定、行为沉着有力。通过心理层面的积极暗示，企业逐步将事态从消极的阴影面转向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一面。
（一）危机前：评估事件，调动资源
在收到自杀危机信息时，相关人员首先要对信息的真实性、危急性进行评估。评估的方向包括：自杀是真实的吗？自杀是即刻发生的吗？自杀涉及的相关人群包括哪些？
危机事件干预要考虑到事件危急程度以及能调动的相关资源。一般来讲，危急程度越高，所涉及和需要调动的资源越多。
从相关人员的评估结果来看，自杀意图是真实且紧急的，当事人没有相关的处理经验，最好向相关部门寻求支援。企业平时可以和一些心理危机干预的社团组织建立关系。即使平时没有建立相应关系，在危机时，也可以拨打当地的心理援助热线，以取得专业的处理建议。
如果自杀意图是真实而慢性的，为保险起见，组织可以增强对当事人的关注。通过有效的心理疏导，开解当事人，处理事件。但是对于那些紧急而没有前奏的自杀意图，往往在发生前当事人就受到了相当强度的刺激，企业平时要对这类突发情况进行专门培训，以增强员工的心理弹性，应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刺激，避免思维的极端狭隘，以免发生自残或伤害他人的破坏性行为。
以贤福的情境为例，首先是领导的评估，他通过和员工进一步接触，对此评估定性为重要但不紧急事件。其实，当事人涌起了自杀的意图，但刺激性质单纯，意图并不十分强烈、清晰且立刻实施。所以，完全可以通过双方的日常接触或者是一些谈话，进一步化解自杀意图，逐步弱化其自杀倾向。
（二）危机中：严重且紧急的自杀事件的现场处理
1.外部环境
（1）创造良好的干预环境
实施自杀干预活动，首先必须创造一个尽可能良好的干预环境。通常情况下，如果由企业主导实施的自杀干预活动，多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
意图自杀者的自杀临界行为多发生在高层建筑的顶部、阳台、窗口或者大桥等公共场所，很容易招致群众围观，而围观群众不适当的言语会构成自杀干预活动的反作用力，强化意图自杀者的自杀动机，促成其自杀行为。因此，为了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干预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必须对干预环境进行控制。
企业对干预环境的控制措施包括硬控制和软控制两种形式。硬控制即物理隔离，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设置现场警戒线，把公众阻隔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使之无法对欲图自杀者产生影响，同时也可避免其对组织干预人员形成心理压力。
软控制即现场气氛控制。在无法实施硬控制的情况下，应对现场实施积极的软控制，如及时有效地向围观群众提出保持沉默的要求。
（2）布置保护救治措施
在当事人行为紧急与危险程度极高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自杀行为，挽救欲图自杀者的生命，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保护及救治准备工作：
首先准备防护器械，如对于打算跳楼自杀人员，可在相应部位布置气垫、防护网等。
其次安排干预行动人员，即安排一定数量反应敏捷的人员隐蔽埋伏在距离意图自杀者附近，待机出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强制干预。
最后安排医疗人员和器械，即及时与医疗卫生机构联系，组织医护人员到场。若发生不测，可及时展开救治工作。
2.对当事人的紧急处理
首先值得强调的是，对当事人充分尊重、高度同理，以及让对方感受到能自由作出选择，甚至拥有更多选择，是自杀干预的基础。我们很难想象缺乏尊重、同理，不断剥离当事人选择的谈话能起到多少正向作用，它们甚至可能起到反向强化的作用。
对于严重紧急的自杀事件的处理过程，企业首先必须控制事件，例如采用强制措施将当事人带离现场，保证其生命安全，然后再逐步进行心理疏导。心理疏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尽快探明自杀原因
很多时候，意图自杀者往往将自杀视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唯一、最优化的解决方案。这和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自杀是绝望的认知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和当事人谈话的有效性，取决于纠偏的能力。
在阻止自杀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全面了解当事人自杀的原因，如为什么要自杀？想要通过自杀解决什么问题？通过自杀摆脱什么困境？当事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松动当事人的这些念头？
在紧急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要让员工充分感受到是向他提供多一些的、可能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并不是拿走他的选择。后者往往会加深当事人的绝望，将之推向更无助与绝望的境地，加速其自杀行为。
（2）积极引导情绪发泄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处理者要引导当事人尽量表达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强烈的负面情绪。通过表达，往往能让僵化的、卡住的能量重新流动起来，打开新的空间，让当事人有意愿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未经处理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在外因刺激下，往往会导致严重的自我破坏性行为，自杀就是一种明显而偏激的例子。
（3）设法唤起生存欲望
对生命的向往和对死亡的向往一样，是人内心最为原始与深刻的冲动。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我们所有的努力，是将当事人强烈而极端的行为略微进行调整，使之朝另外一个维度移动。除了不断拿走“死亡”这个解决方案外，我们还可以朝“生存”这边多添些筹码，如家人的幸福生活、爱人的期望、工作创造的价值、死亡给所爱之人带来的永久性伤痛等，这些都有可能提升当事人对于“生存”的留恋。
（4）描述自杀的负面后果
意图自杀者往往强化自杀的正向效果，例如，惩罚了自己的所恶之人、告诫了他人自己的界限、感受到了自己行为的影响力等，可惜这些都是以不可逆转的伤害为前提而发生的。在干预过程中，我们要逐步弱化死亡作为一种备选解决方案的优势，而强化其劣势，如对意图自杀者亲人永久性的情感伤害、再也无法享受生命中任何美好时刻、即使争取到了权益也没有办法再享受、即使他人痛苦当事人也无法享受其好处，等等。
（5）陪伴当事人探索更多解决方案，替代自杀
成功的自杀干预往往让当事人感觉到被尊重、被高度同理，而且当事人依然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旦通过强化死亡作为解决方案的劣势而弱化其优势后，死亡可能慢慢会从当事人的意识前景中慢慢融入到广阔的背景中，当事人可能开始有意愿、有能力去接触自己内在的其他可能性。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可能性解决方案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此之前，它们可能被否认掉了，或者被认为是没用的。这时候，干预者可以和当事人一起探索其他解决方案的优劣。
在整个干预过程中，我建议尽量少使用条规性的句子，比如：“你应该……”“你必须……”“你最好……”等，也不要贬低当事人的选择，而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尽量提供认同，包括认同其动机、认同其情感、认同其需求以及认同任何能认同的部分。认同除了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外，还可以通过肢体行为来表达，例如尽可能地采用和当事人一致的肢体行为，包括手脚的摆放、站立的姿势以及语调、语速、语言风格的选择，让当事人产生一种被认同的感觉，从而降低防御，以更加开放、配合的态度面对干预。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那些进行干预的人。在直面死亡的一刹那，他们的内心也有可能会松动，唤醒对死亡的向往。在此后，对意图自杀者与干预者都要进行进一步的干预，或提供相关的督导，以处理过程中被引发的相关情绪。
（三）危机后：及时进行救治安抚
一旦干预对象脱离险境，要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护和心理安抚。对那些实施了一定自伤行为的干预对象，要及时予以救治；对那些已经吞服了安眠药等有害药物甚至毒物的干预对象，要及时采取救治措施。
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应该及时把那些已经放弃自杀念头的干预对象移交给其亲属、朋友或接触紧密的同事照顾。移交时，要交代其亲友做好进一步的心理疏导工作乃至看护工作，帮助其逐步走出自杀阴影。
如果联系不到其亲友，企业应安排专人陪同，帮助其渡过心理恢复期。必要时，可以转移到专门的自杀预防机构或心理咨询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巩固前期干预成果，以防其出现反复现象。
除了有自杀倾向的当事人外，企业还要关注与此有关的人群。如果自杀原因在企业中存在共性的话，例如过大的压力、共性的焦虑等，往往还需要对相关人群提供心理关怀，帮助他们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提供渠道表达他们的各种情绪，并共同探索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停止心理游戏，地图不等于疆域
我特别不喜欢我们部门的刺儿头李尧。他只对客户格外巴结，平时对同事态度非常不友好，凶得很。那天，看到他又在欺负新员工刘进，我一下子就愤怒了，和他发生了肢体冲突。奇怪的是，刘进明明是受我帮助的，可他之后反而有些怕我似的躲着我。我也受到了部门领导的批评，他们说我破坏部门的团队精神。真奇怪，受欺负的反而不敢出头，我仗义而为反而要受批评。这种团队，还待着干什么？
建军和李尧都是核心技术部门的骨干人员，他们的冲突给部门造成了不和谐的局面，因此也成了公司领导的心病之一：真怕他们中哪个人离职了，给公司方面造成损失。攘外必先安内，两个都是将才，也都为企业和部门创造了可观的价值，那么，怎么才能处理好他们的关系呢？如何才能让他们将焦点锁定在业务提升和市场拓展上呢？或者说，最起码不要让企业内部像战场一样硝烟弥漫。
建军提及自己的情况时，他振振有词，认为自己维护了正义，阻止了李尧对同事的“欺压”，对团队的公平和正义作出了贡献。
在整个事件中，建军感到愤怒的是刘进后来的态度：“这孩子胆小，受了欺负也不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帮助了他，他反而跟我疏远了，这挺让人心寒的，可能他就是天性胆小吧。不过也不要紧，谁让我天生乐于助人呢。以后我倒要看看，李尧这小子还敢不敢随便欺负别人。”
“建军，你看过一种会变的图片吗？这种图片有时候看上去像个女巫，有时候看上去又像个美女。”
建军显然不明白这个问题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愣了下，随即点点头：“以前看过，没看出什么具体的名堂。”
“呵呵，其实说起来很简单，那意味着地图不等于疆域，所见不等于真相。”
“地图不等于疆域？”建军明显表现出对这句话的困惑。
“疆域，是现实存在的，它具有唯一性和可测量性。可是，我们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疆域是不同的。从你的角度出发，也许看到的是一个美女。但是，如果你调换下角度，也许看到的就是一个巫婆。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看着建军若有所思地点头，我接着说：“我们所描绘出来的，就是地图。它是我们内在对事物和他人的解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李尧也许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恶人，这也许是我的想象，不等于事实。对吗？这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例如在李尧父母眼里或者在他太太眼里，甚至就在你们公司的团队里？”
建军若有所思地笑了，看来他正在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我们会在头脑中创造出来一些角色，让这些角色做些心理游戏。心理游戏这个概念由卡普曼（Karpman）提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卡普曼三角形理论，意味着在心理游戏里，人们总是创造了施害者、受害者与拯救者三个角色。例如，在你的心理游戏里，谁是施害者呢？是李尧。谁是受害者呢？是刘进。而你，则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我随手在纸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在三个顶点上标注了施害者、受害者与拯救者对应的角色。
“说下你平时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关于李尧是如何‘欺负’刘进的？”我开始探索建军是如何勾勒他的地图的。
“好几次，我都留意到李尧对刘进说话很凶，很凶的意思就是他语速非常快、肢体语言很多、声调很高。当然，内容好像还可以，主要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好像是刘进的工作进度跟他的要求不一致，可能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建军显然是个聪明人，懂得举一反三，他开始寻找如何定义“李尧这个人很凶”的概念。
“除了欺负，这些行为有没有别的解释或者可能性呢？”我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疑问。
“可能是李尧个人的沟通风格，还可能是我在听的过程中断章取义了。”毕竟建军自己也带团队，他很快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刘进本人向你抱怨过李尧在工作上对他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吗？”
“刘进肯定不会直接跟我说。有时候我还主动问他，他也没多说什么。很正常吧，毕竟也是比较基层的新员工，我猜可能是怕打击报复，再加上自己的工作可能确实有些小疏漏。”建军摊摊手。
“也就是说，结论是你自己根据主观印象所得出来的？李尧和刘进都没有介入到这个过程中？”
显然，承认这个结论对建军来讲还是蛮困难的，不过，他专心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
“在你过去的人生体验中，有没有人给你的印象很接近现在李尧给你的感觉？”我带着建军追溯他的人生体验，看看最早的源头是在哪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军对沟通风格有了既定的认知，并盖上了一个印章。
“我小时候，舅舅对我就是这样的。他对别人态度都挺温和的，细声慢语，非常有耐心。我是他外甥，可他跟我说话时语速快、语调高、肢体动作多，好像不愿意跟我多待在一起。所以，我一直觉得舅舅不喜欢我，从小就和他刻意保持距离，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舅舅和我妈有矛盾。”
建军忽然恍然大悟：“你别说，李尧和我舅舅感觉上还真是有点像，高矮胖瘦、语速动作什么的。难怪我一开始看他就有点不顺眼。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潜意识里是有点把李尧当成我舅舅，我特别想反抗他，但他确实没招惹我，所以我就特希望刘进反抗他，本质上还是我自己想反抗他，对吧？”建军提出了自己的假设。
“这是一个可能成立的假设，也可能是你内在勾勒的地图上的一部分，然后你把李尧放到了施害者的位置上，而刘进成了受害者，你想要凭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们相处的模式，改变和拯救一切。”
这个关于自己的觉察显然打破了建军对整个事件的定义。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下午，建军说想和我简单聊几句。
“上次和你的谈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李尧真的就是我所定义的很凶的人吗？他真的欺负刘进了吗？为了证明我是对的，我专门找刘进非正式地谈了一次。”
“嗯，那刘进怎么说呢？”尽管内心有一个预测，不过我对刘进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好奇，或者坦率地说，我也希望证明我是“对”的。
“刘进的想法和我太不一样了。他觉得我上次强代他出头，其实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他不希望让李尧误会他有不满又不直接表达。李尧虽然耐心确实不是太好，对他的错误也紧抓不放，可在工作上确实教了他不少真本事。”
显然和自己的预期有所出入，建军一边讲，一边似乎在思索着，“最后，我还问刘进要不干脆转到我们这组来算了，刘进却以手头还有项目在跟进为由拒绝了我。”
“听起来你似乎有些迷惘。带着你内心的迷惘，讲来听听，你现在对自己的‘地图’有什么新的发现。”我询问建军的想法。
“我现在发现事情和我最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也许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施害者，李尧是受害者，而你是我们所有人的拯救者。”建军显然对自己进行着强烈批判。
“停！建军，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停止心理游戏，暂停角色的转换。这里既没有施害者，也没有受害者，更没有拯救者。”我做了个“停”的手势，“从现在开始，在你对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尤其是你自己，你要对自己所下的定义保持一种好奇又开放的态度。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吗？如果不是的话，有没有别的解读？其他当事人更倾向同意我的哪种解读？我和他们核对过吗？过去在我的生命经验中是不是有着同样的经历？”
在我发言的同时，建军拿出了一个小本子，把这些一一记录下来。
“行，按你说的办。以后当我想伸出正义的援助之手时，一定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以后要尽量少越界去干涉别人的事了，现在公司传闻我以刘进这事故意打压李尧，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排挤李尧，好让自己独揽大权。他们这也算心理游戏吧？”
“以施害者、受害者和拯救者为三顶点的卡普曼三角形是心理游戏的基础。另外，在生活中，心理游戏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常见的有‘好的，但是’这种形式，如你要求下属做某件事时，他总是回答你：‘好的，刘总，我一定按你说的办。但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可能没法达成你的要求。’或者是挑拨离间，如在背后议论别人等方式。”
“听起来好像都很常见嘛，那我要参加这种游戏吗？”建军再次提问。
“你觉得参加对你有益吗？”我反问。
“从我的经历来看，这种游戏太绕了，而且效率低下，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反正我以后要提起精神，先正己，一旦发现自己有这部分的问题就坚决打压。如果发现别人有，就友善地提出来。不要让自己随时准备去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建军一边思考一边回答。
建军离开的时候，眼神充满了坚定。
【1】深呼吸，让自己尽量安静下来，接触到内心的真实想法。
【2】当你能更细微地感觉自己时，回想下过去曾在什么时候，你充当过受害者、施害者或拯救者三者中的任一角色。当时你对事件的解读是什么？你内在的声音是什么？你对其他人的看法是什么？
【3】转换角色，想象你是事件中的其他人。当你是其他人时，你对事件的看法还和是你自己时一样吗？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存在？当别的可能性存在时，你的内心感觉会发生改变吗？
【4】在生活中，包括你的家庭和工作中，你还发现了其他方式的心理游戏吗？试举例说明。
【5】行动计划调整：当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及时反应并调整，看看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