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朗维尔镇附近的一所乡村小学校里教书，谁都知道，住在布朗维尔该是多么幸运，在加利福尼亚州，它山川秀丽，迷人的景色一望无边，是最美的风景胜地。在盛夏，时常有那么一类人蜂涌而至，当地报纸习惯地称之为“快乐的寻觅者”，但按更合理的分类，应当称之为“病人和倒霉蛋”。或许，作为一个夏季度假胜地，布朗维尔本身已被描述得足够好了。住在旅馆的木板小屋里，我已感到十分庆幸了，至少，我一天二次要履行巩固灵魂与肉体联盟的可鄙仪式（中餐我在学校吃了），这对我是种伤害。从我这“客栈”（当地报纸更喜欢这种称呼，而不称作“东方商队的客店”）到学校的距离，如果乘坐马车，要走一英里半路程，但有一条小路，很少有人走，直接插入长满低矮浓密树林的山中，使距离大大缩短。由于可以穿过这条小路，有一天夜晚，我比平时要回家晚一点。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我在学校一直呆到天黑，因为受委托人吩咐，为他们处理账目——其中二人，我很骄傲地说，他们的账目能够获得通过，而第三个人（是蛮不讲理的典型），他的账目会被驳回重做，他一贯的死对头会借校长之手伺机报复。
我刚走到这条路的四分之一路程，这时，就发现住在附近的一个滑稽可笑的蜥蜴之家，十分有趣，似乎他们充满了爬虫类的所有欢乐，它们对布朗维尔旅馆的生活传播的疾病具有天生的免疫力。我坐在一棵倒地的树干上，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它们。当我疲倦地靠在老树干的一根枝条上，暮色已经深深隐人了昏暗的树林中，淡淡的一轮新月开始播散下可见的阴影，柔和一如幽灵似的月光，照在树叶上，树叶像一片片金箔闪着亮光。
我听见有人在说话——一个女人的声音，怒不可遏，十分冲动，正与一个低沉的男性声音发生争执，男声宏亮，悦耳动听。我紧张地睁大眼睛，透过昏暗的树林的阴影窥视，希望看到我孤寂王国的入侵者，但没看见一个人影。这条小路几码远的四周，我的视线不会受到干扰，我知道半英里内不会有其他任何人，我想说话的人必定是在树林附近的另一边，除了争吵的声音，再没有别的声音了，现在它们是如此清晰，我可以听清说的每一句话。那个男人给我的印象显然是十分激怒，后来听到的对话足以证实。“我不会进行任何恐吓，你们现在还没有权利，你非常清楚这点。一切都应照旧，不然，你们两人都会遭罪。”“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很有教养的女声，是一位小姐。“你不能——杀了我们。”没有回答，至少我没有听见。沉默之时，我朝着树林里窥视，希望能够瞥见说话者。我确信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我隐约感到那位小姐正处于危险境地，无论如何，那位男人没有否认谋杀的意愿。当一个男人扮演着潜在的杀手角色时，他没有权利选择观众。
不大一会，我终于看见了他们，在月光下的树林中显得隐隐约约。那位男人，个子很高，瘦精精的，好像穿着黑色外衣，那位小姐，我能辨认出穿着灰色长上衣。很显然，他们仍没有意识到我正藏在暗处，尽管因某种原因，他们换了话题，压低了嗓音，我再也听不清谈话的内容。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女人似乎倒在地上，伸出双手一个劲哀求，这哀求的情景常常出现在舞台上，就我目前所知，还从未出现在另外的场合。这男人死死盯住她，在月光下他们似乎闪烁着凄凉的光芒，这情景使我忧心忡忡，唯恐他们朝我转过身来，我会避之不及。我不知道什么冲动能促使我行动，反正我不顾一切地冲出阴影外，他们的身影立即消失了。我只能徒劳地透过树林和草丛间的空隙四处张望。晚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蜥蜴早就溜走了，这是爬虫典型的习性。月亮已经滑到了西边黑色的山脊背后。
我回到家，满脑子乱糟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除了蜥蜴，我还看到和听到了活生生的其他东西。这事有点古怪离奇，好像在这少见的现象中，主观和客观的影响，都使突发事件的次数变成了一个四处扩散和可疑的不确定因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假象。我不喜欢这样。
第二天早晨，在早餐桌边，出现了一付新面孔，在我对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孩，我仅仅坐下时才看了她一眼。在与这位个子有点高、长得温柔端庄的女孩交谈时，她的举止十分谦和。不久，这位女孩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声音又像，又不完全像我昨天夜晚听到的女声。一会儿，另一位女孩，比她大几岁，走进房间，坐在她的左边，对她温柔地说“早上好”。听了她的声音我非常吃惊。无疑，第一个女孩提醒了我，她就是昨夜我在树林中看到的女人，正坐在我面前，“习性如其人”。
这足以证明，她俩是亲姐妹。我脑子乱极了，十分忧虑，我会被当作一个冒险故事中的沉默而可耻的英雄，凭良心说，这英雄只是一个偷听的角色而已。我只是匆忙喝了一杯女招待端来的微热咖啡，就离开了餐桌。我走到室外的场地上，我听见一个宏亮的、铿锵有力的男声哼唱着歌剧《烫手的钞票》中的咏叹调。我不得不说，他唱得精彩无比，但我总觉得这声音中隐藏着令我可憎的东西，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就立即走开了。
大白天回到木屋后，不久，我看见二个女孩中的老大站在旅馆的大门外，她身边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穿黑色外衣——这男、人我一直想看上一眼。一整天我脑海里尽想着他们，现在，我下定决心将事情要弄个水落石出，选择除了不道德或低级下流之外的任何方式。
这男人正和蔼可亲地对他的同伴说着什么，但我的脚步声在铺满沙砾的散步处响起时，他停下不说了，转过身仔细打量着我。他中等年纪，肤色黝黑，异常英俊。他的服饰完美无缺，举止轻松优雅，脸上显得悠闲自在，没有一丝一毫的粗鲁无礼的意味。然而，一种明晰的情绪侵扰了我，这种情绪源于记忆中纷至沓来的分析，是憎恶和死亡的化合物——我不愿称之为恐惧。过了一会，男人和女孩一同消失了踪迹。他们似乎布下了一个深深隐藏的圈套。我一进入旅馆，就看见他们走进了休息室，但他们仅仅走到一扇落地窗前就站住了。
我拐进女房东的房间里谨慎地和她转弯抹角地谈到她新的房客，我的女房东证明她并不总是可亲可敬的。我希望，重新陈述一下英语语法的小小尊严，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个女孩是来自旧金山的葆琳和夏娃·梅娜两姐妹，葆琳是老大。这位男子是她俩的监护人名叫理查德·贝宁，他曾经是她俩父亲的最亲密的朋友，她俩父亲早已去世了。贝宁先生将她们带到布朗维尔来，是希望高山气候能有益于夏娃的健康，她看起来憔悴得可怕。
叙述完这简短的编年史，女房东又埋头绣起一幅颂词的金匾来，颂词丰富地表达出她对贝宁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能力付给她最高的房租。他有付好心肠，对她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两位美丽的被监护人关怀备至，无时无刻不为她们的舒适生活而牵肠挂肚。这证据对我来说并不充分，我默然地想起苏格兰法官的判决，“证明无效”。
当然，贝宁先生对他的被监护人是最细心不过的了。我在乡间漫步时，就常常和他们不期而遇——他们有时和其他客人结伴同游——在山谷里探险，在溪水中垂钓，用来福枪打猎，心甘情愿地过着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尽管我看见他们十分亲密，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在树林中偷听到的奇怪对话。我变得十分忍耐地与两位女孩熟识起来，能够相视一笑，甚至和她俩的监护人不计前嫌地互致问候。
一个月过去了，我几乎对她俩的事情变得淡漠起来，就在这时的一天晚上，我们整个小小的社会被一个意外事件抛入了亢奋之中，这事件不禁又使我回想起树林中的经历。
葆琳，姐姐中的老大死了。
这姐妹俩住在客栈三楼的同一间卧室里。在一个灰漾漾的清晨，夏娃醒来发现葆琳死在她身边。当这可怜的女孩在遗体边痛哭时，一大群长嘘短叹的人们将她围在中间，贝宁先生进入房间内，显然要将她立即带走。她从死者的身边慢慢地朝门口挪动着脚步。
“就是你，”她叫道——“就是你干的。是你——是你——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