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亚拉巴马州北方，一个男人正立在铁桥边，俯视着脚下20英尺外的湍急河水。这人的双手倒捆在后，手腕被绳子绑在一起，一根粗绳不很紧地套在脖子上，他的头被缚在一个木绞架上，绳子松弛的一端垂到他的膝盖边，几块松动的木板正可供这位瞌睡者支撑在铁轨上，而他的行刑者——两个联邦军的士兵，由一个中士指挥，这个中士不当兵的话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助理法官。临时站台上一个佩戴军衔的军官，全服武装，来回踱步，他是个上尉。桥的每一端都有一个哨兵，拿着枪站岗，这种哨位通称为：支柱，就是说，前臂托住枪把经过胸部——一个生硬垂直拘谨的部位，将枪靠在左肩上，使身体保持一个笔直的姿态。
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士兵知道在铁桥的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封锁这里不让人通过，桥两端的哨兵互望不见，这条铁路径直延伸到一百码开外的一个森林，然后拐个弯，消失在视野外，无疑，远处有一个堡垒，河对岸是一片开阔地，一个和缓的斜坡上直立的三棵树干扎成围栏，黄铜制大炮口正伸出来俯视着铁桥，在桥和壁垒之间的斜坡中段是些旁观者，一队站成一条线的士兵，正作“操练中的稍息”，枪托着地，枪管稍稍倾斜，靠在右肩，双手扶在枪把上，一个中尉站在队列的右端。他的军刀刀尖着地，左手搁在右手上，除了在桥中间的四个人，再也没有一个人动弹，这队士兵面向着铁桥，如磐石般注视着。一动不动。哨兵面对着河，象塑像一样装饰着铁桥，这个上尉交叉着双手站立，一言不发，看着部下的行动但没有任何表示。死亡是一位贵族，当他驾临时，都会受到正式的敬意，甚至对他最熟知的人。在军规的条例中，沉默和固定是服从的形式。
这个男人被套着，约莫35岁，他是一介草民，单从他的服饰判断可看出他是种植园主。他的面相不错，挺直的鼻梁，坚毅的嘴唇，宽宽的前额，长而又黑的头发，笔直地梳理直垂在耳际的外衣领口边。他长着一撮小胡子和尖尖的下颏，但没有一点络腮胡子，他的双眼很大，灰黑色里有种和善的表情，几乎不能想像这人的脖子套在绞索里。显然这一切都不是粗俗的刺客能干的，丰富的军规条例对绞死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具体规定，而绅士是不包括在内的。
各种预备正在完成，两名联邦士兵走到一边，每人将要抽掉正站着的木板。这个中士转向上尉，行了个军礼，马上就站在上尉身后，上尉接着迈开一步，下面的行动留给了受刑者和中士，他们正站在同一块木板的两端，这块木板架在桥的三根枕木上，这个受刑的人站的位置几乎差一点点就是三根边的第四根枕木了，这块木板刚才一直被上尉的体重恰好平衡住，现在也被中士所平衡着。
一个信号如从上尉那儿发出，中士将会跳向一边，这块木板将倾倒，而受刑者将从两条枕木中间落下而被吊起来。这个男人对这个安排本身已作出了简单而有效的判断。他的脸既未盖住双眼也未蒙瞎，他盯住他的“马上不能立足的落脚点”，眼光游荡在脚下急流的漩涡上，一片随波逐流的浮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双眼和木头一起起伏，真慢啊这木头移动着，水流多么舒缓。
他闭上眼睛为了最后再好好想想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水被清晨的阳光涂抹得金光亮霞，在河岸远处是沉沉的朝雾，这些士兵们，这一片浮木，都使他神思恍惚。现在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骚扰，他正想着他的亲人，不料被一个声音撞击着，这声音他既不能不听，但也听不明白，很尖锐的、清晰的、金属般敲击声，与铁匠的铁锤同铁砧的相撞声，真是异曲同工。他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是在很远的地方还是在近旁——好像都是。这声音很有规律和丧钟的鸣响一样缓慢，他等待每一个敲击，没有反抗。也没有理解，这沉静的刹那显得过于漫长，这延续的沉静使人迷狂随着这沉静刹那越来越稀有的声音，变得更响更尖厉了，这声响象一把刀刺进他的耳中，他害怕，他要尖叫起来。他所听到的是他手表的嘀嗒声。他不能闭上双眼，他再看看身下的河水，“如果我能使双手松绑，”他想，“我就能扔掉绞索，跳入河中，潜入水中我就能避开子弹，猛力地游到岸上，跳进树林里，然后回家，我的家——谢谢上帝，还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的妻子和孩子离这帮入侵者还远着呐。”
这些念头一下闪进了他的脑中，与其等死，不如试它一试，这时上尉冲着中士点了点头，这个中士马上跳向一旁。
二
佩顿·法夸尔是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属于亚拉巴马一个受人尊敬的世家。作为一个奴隶主，而且也象其他奴隶主、政客一样，他很自然地是一个天然的分离主义者，并且很热心参与南方的事务，这些环境产生了他固执的禀性，阻止了他效力于、服务于这些英勇的同没落的奴隶制进行战斗的士兵。他在这默默无闻的克制中十分焦躁，他盼望他的巨大精神压力得以解脱，更多士兵的生命得到解脱，并有机会获得荣誉。这个机会，他感到将要来临，就象战争的一切来临一样。因此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他来说因为太卑微了，而不能帮助南方，也没有去冒风险，因为太危险会承受不起。如果始终如一地具备这样一个平民化的品质，这个平民应该内心是一个士兵，他非常忠诚，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同意一个无赖的诡辩，无论是卷入爱情还是战争之中。
一天夜晚，当佩顿和他的妻子正坐在一个很土气的小凳上，就在他庄园的入口处，一个身穿灰布军装的士兵骑着马来到他的门前讨一口水喝，佩顿夫人只记着高兴而没有立即用白净的手去取水。当她进去取水时，他丈夫凑近这很脏的骑兵，急切地打听着前线的消息。
“联邦军正在修铁路，”这个骑兵说，“为另一支先头部队作准备，他们已经到达了猫头鹰河桥边，奉命把守，在河的那边建起了围栏，指挥官发布了命令，已经到处张帖，命令说无论那一个公民干扰了这条铁路，铁路桥，掩体或者火车，都要被绞死，我看过这命令。”
“这儿到猫头鹰河桥有多远？”佩顿问道。
“大约30英里。”
“那河的这边有部队吗？”
“只有一个哨所在半英里开外的铁路边上，有一个哨兵在桥的这一头。”
“想想一个男人——一个平民和学生会被吊死，只好要么避开哨兵或者遇到一个善良的哨兵，”佩顿说着，微微一笑，“你看这成吗？”
这个士兵马上作出反应，“我在一个月之前，”他说道，“我注意到去年冬天的洪水给桥的这一端的木材码头带来了大量飘浮的木头，现在木头很干，可以象亚麻屑一样燃烧。”
这时夫人已经端来了水，这士兵马上喝完了，非常客气地道谢，并向他的丈夫鞠躬，然后骑马而去。一个小时后，在夜幕降临时，这位骑兵又重新路过庄园，向着北方他来时的方向而去。他是一个联邦军的侦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