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四清运动工作组便进村了。
工作队下乡来，
贫下中农笑颜开；
阶级队伍组织好，
地富反坏垮了台。
我们团结中农向前进，
资本主义根子挖出来，挖出来！
一时间，早晚学习开会的时候，歌声便会从大堡子里传出来。村头田间，娃娃妇女也唱着这首歌儿，村子里充满了快乐。一个月的宣传学习阶段过后，这种快乐就被一个一个干部“下楼”的批斗会代替了。批斗的对象首先是支书和大队长。五个分子每次都陪场子。
第一场帮助“下楼”的是红富贵。工作组长王大庸主持会议，杨红梅作记录。老王首先组织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论述和《二十三条》。开宗明义之后，就要红富贵交代问题。
红富贵打心眼里拥护这次“四清”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主持开展的一次全国性路线教育运动，是反修防修的有效措施。自己带头清查思想根源是应该的。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痛痛快快说完，早下楼早轻松。他很认真地说了自己的出身，从小时候到兰州一家药铺当学徒跑堂，到平凉城里开药铺，从带着齐翠花回红城，到卖了药铺办戏箱，又随党的地下工作者田大勇一同劫狱到延安，再从辞掉工作回乡务农担任支书至今。
工作组很不满意他的交代。老王就说：“让你查思想根源，交待问题哩，你却陈谷子烂糜子地讲了一大串，到底是表功呢还是查找问题呢？我提醒你：四清是清组织，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最终要落实到清经济上。也就是说，你贪污了人民群众的多少血汗钱，多吃多占了集体的多少粮食？我们需要的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情况，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唱高调。”
红富贵想了想说：“经济上我确实搞过特殊，每一年决算的时间，我们几个干部都要吃一个羊羔子，还要炸油饼子……”
王组长一听有了情况，就挥手示意他停下来，对作记录的小杨说：“你把数字记详细。”又对红富贵说：“你说，你们一共吃了几只羊，炸了多少油饼，折算成钱是多少？”
红富贵说：“羊羔大概是五、六只。油饼一年大概是二十个，五、六年就是一百多个……”
交代了一晚夕，红富贵连那一年去庆祝公社成立的时候，几个队干部在饭馆里每人吃了一碗二角钱的揪面片都交代了，工作组还是不依不饶，指责他避重就轻，发动积极分子揭替发帮助。
三宝第一个站起来，指着红富贵喝道：“红富贵，你放老实一些，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旁人不知道，告诉你，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看你老实不老实。”
张存女接着说：“就是的么。我们贫下中农吃的啥，穿的啥？你当支书的吃的啥，穿的啥？我们贫下中农两口子换着穿一条裤子，你当支书的制服一套一套的，穿的穿，放的放。你没贪污，那么多好衣裳是哪达来的？穿得阔气不说，还戴着怀表留着分头，哪里有个劳动人民的样子？”
老王接着表扬了张存女：“你听咱们贫下中农多有觉悟，把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全揭了出来。就看你家的房子、门楼，你的穿着，都能说明你不是个清白干部。按照上面的经验说，干部清不清，看你穿得新不新。你红富贵不但穿得新，还留着分头，戴着怀表，这就问题严重了。留着分头咋割麦子，咋扬场，咋撒粪？我们当了十几年脱产干部，都买不起怀表，你一个大队支书身上装着那么贵重的怀表，你说你没贪污谁相信呢？你说，你的怀表哪里来的？”
红富贵说：“那是从部队上复员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的。”
老王说：“是哪个朋友送的？”
红富贵说：“是田大勇……”
三宝急忙接过话头说：“报告工作组，田大勇就是夺走他老婆齐翠花的那个人。人家娶了他老婆。他拿老婆换了一块怀表……”
红富贵一听这话，气得直跺脚，他冲三宝吼道：“三宝，你咋胡说哩？你晓得这怀表的来历吗？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你咋能用刀子往我的心上捅呢？王组长，你把我法办了。要杀要剐都能成，我不受这样的侮辱……呃……”
红富贵牛一样地哭了起来。
红富贵的眼泪并没有引起工作组的同情，反而以思想顽固、态度生硬被交送公社，由公社工作团来“帮助”，这在当时称之为“上楼”。“上楼”意味着受到高层进一步的批斗和清算。
红富贵“上楼”之后，红立昌、红立贵和张九龄就成了红城大队的“四不清”干部。
三宝、张存女、招弟、豆换、冯菊花照例是积极分子。为了避免张存女、招弟和张九龄互相串通，就把她们婆媳调到公社，帮助红富贵“下楼”，家里由三宝等几个人揭发批判红立昌、红立贵和张九龄等人。
令红立贵想不通的是，三宝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论谁交代问题，他都会站起来指着人家的鼻子喝令人家老实交代。当人家不承认或者记不清的时候，他都给人家作证：我不但看见他贪污了粮食，我还分了一些哩。他的这一手真厉害。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他红口白牙煞有介事地作证，谁还会怀疑呢？他这样当面一对证，几个“四不清”干部也就无话可说了，只得承认有这事。承认是承认了，工作组小张也记录在案，但究竟有没有贪污那么多粮食、公款，他们自己最清楚，按照红立昌贪污八千五百斤粮食的情况来看，郝该装大半房子，那么多粮食他是怎么运到家里的呢？他一家四口人得用口袋往家里背多少次？这样肆无忌惮地往家里偷粮食，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社员发现了能听之任之吗？可这样的事，红三宝却偏偏遇见了。集体的粮食，你能拿，我也能拿。于是红三宝就也分了同等份。奇怪的是，干部偷粮食和分财物，总是让红三宝发现，红富贵、红立贵、张九龄、红立昌贪污集体财物，无一躲过红三宝，红三宝都是见证人，并无一例外地分了同一等分。红三宝是能掐会算，神通广大，能事先料到干部要分粮食分财物，专门守株逮兔呢？还是他碰巧碰上的呢？抑或有人事先给他透了风？这一点，红三宝自己最清楚。按照四个“四不清”干部平均贪污七千斤粮食和三百元计算，红三宝应当是七千乘以四，等于两万捌千斤，钱财应是三百元乘以四，等于壹仟贰佰元。那么红三宝家的粮食应该用一个不小的仓库来装，钱也应该多得花不完。可他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虽然喜欢清洁，但仍然穿着补丁衣裤，两个孩子还光着屁股。低标准的时候，一家四口人除了他媳妇李梅花外，他跟两个孩子一律没有躲过粗糜面造成的“烧住”（便秘）。那么，他是不是神经上出了毛病，言不由衷？不是，都不是。他的精明仍然挂在脸上。初学唱戏的时间，他比谁都学得快，比谁都适应得早，教师总是表扬他多，常常以他为例批评他的两个哥哥。一天书没有念的他，竟能念剧本，念报纸。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呢？原来，事情出在政策上。这次“四清”运动明确表示，只整干部，不整群众！
对于红三宝整别人，当面对证，红立贵都还可以理解，这年月，人跟人之间，恩恩怨怨的事常有发生，从旧社会在一起唱戏到新社会一起劳动，无论当班头，还是当干部，免不了要得罪一些人，三宝确实也受过红富贵、柳毅、齐翠花和红立昌的批评，还因为媳妇的工分问题跟九子吵过架。他给他们提意见不为怪。可你不能以那样的方式给人作证。尤其不能翻脸不认人，跟我红立贵过不去。过去在戏班的时候，一同演出，一同吃饭，一个被筒筒里睡觉，形影不离，亲密得跟亲弟兄一样，就是那些年，在劳动上，生活上也都互相照顾，逢年过节，互相走动。吃食堂的时节，自己还偷着给他的孩子给过馒头。没想到他不但不领情，反而把这些事也当众揭发出来。真不晓得工作组采用了什么办法使他变成如今的这个样子。
中央发了“5·16”通知。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原县由于搞“四清”试点工作，所以就把“四清”运动一并纳入文化大革命。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戏楼和大堡子的泥墙上。识字人少，工作组的小张就代替群众写，三宝也被抽出来作会议记录，写大字报。
运动搞了两个月，红城大队的“四清”工作组取得了很大进展，几个“四不清”干部都交代了贪污的事实。工作组小张列了一张表，把情况公布在墙上。
本来公布的是“四不清”干部的贪污挪用情况，可工作组在给红三宝做了动员丁作以后，也把他自己承认的粮食和财物公布出来。王组长说：“把你的公布一下也有好处，让他们几个‘四不清’干部心服F1服，也让群众知道一下，‘四不清’干部贪污挪用集体粮食财产不是工作组逼出来的，而是有人证物证的。反正你红三宝是革命群众，党的政策明确表示，这次四清运动只整干部，不整群众，文化大革命也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就放心，带个好头，为运动做出贡献。上面有一条政策，这次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运动结束时要上报，吸收为工作组，到县上培训。你成份稍微高一些，但你有些文化，两相一抵消，前途还是很大的。”
这张“四不清”干部贪污挪用汇总表在戏楼墙上公布的第三天，红星放暑假回来了。他看见戏楼上贴了一张白纸，公布了一组数字，他就跳上戏楼去看。这一看，他的心里就冒气了。他心里骂了一句：他妈的个×。我爸能贪污那么多吗？他贪污的粮食都哪里去了？差一点把人饿日蹋了，还落了个贪污挪用的罪名。那么多的粮食、钱物拿啥退赔呢？真是谝传哩！他“嘶”地一下把那公布的榜纸给扯了下来，然后唰唰唰地撕成了碎片，撒下了戏台。纸片被风吹得四处都是。
早有人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组老王就派人告知红富贵，让他把儿子红星带到堡子里的大队部里。
红富贵得知此事，叹了一口气对儿子说：“你也太冒失了。事有事在，你让他们提么。毛主席老讲实事求是哩，事情总归有个水落石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国的大事情，你能挡住？你不把你的书念，管的哪门子闲事？工作组问你，你就给人家态度放好一些，再不要逞能了。你要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地胡犟，他们反映到你们学校，说不定学校就把你开除了。不要因小失大。听话，千万不要犟。”
红富贵不担心自己的命运，却担心儿子的前途，他陪着笑脸，提心吊胆地把红星送到了大队长王组长的办公地点。
工作组长王大庸和杨红梅两个人都在。当一男一女一中一青两位工作组用不同的目光打量了一番这个高大英俊的中学生时，脸上露出了异样的神色。也许是偏僻山村的其他男人太普通了，也许是红星太出众了，他的出现激起了两位工作组心中的涟漪。
红富贵陪着笑脸说：“家教不严，少年无知、任性，请王组长和杨组长严加批评……”
红富贵话音未落，王大庸就挥了挥手对他说：“你去你去，我们熟他这一张生牛皮。连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揪出来了，我们还怕他一个青年后生？”
红富贵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退出了大队部。
王大庸问红星：“你为什么要撕扯工作组的公告？”
红星心里想说：那数字不真实，是胡说哩。但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就没有言语。
铺开本子作记录的杨红梅用笔轻轻地敲了敲桌子，问道：“你是村上唯一的中学生，是有知识懂政策的人，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一定是有人背后指示你干的，对吗？”
红星说：“没有，我自己扯的。”他仍然低着头。
王大庸说：“这可是个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政治问题，也是对待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你看样子也超过十八岁了吧？弄不好是要坐牢的……当然，你如果态度好一点，从思想深处认识这个问题，写个深刻的检查，再重新写上一份贴上去，我们会考虑你个人的前途的。”
“审问”了一个下午，王组长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他让红星吃了晚饭再来接受“审查”和批评。第二天晚饭后，红星又按照杨红梅的要求到了她的住地——瞎眼白大娘家，一连接受了几次“审查”。随后，一张新的“四不清”贪污挪用集体粮食、钱物的公告又重新出现在戏楼的墙壁上，旁边还贴了一张红星的“检查”。红星不但没有受到批判，没有向学校反映他的破坏四清运动情况，反而被工作组留在了队部，委以了重任。
红星之所以受到工作组的器重，这其中的原因很是复杂。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出台，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四清”运动到了关键时刻，红城大队以王大庸为组长的工作组受到了公社工作团的严厉批评，他们以全公社十五个工作组评比倒数第二名的成绩在全公社受到了通报批评。其主要原因是离完成上级下达的清欠计划还有较大差距，要求在半个月以内必须完成计划。
回到队里，王大庸坐卧不宁，茶饭不思，气急败坏。他找来副组长兼秘书的杨红梅商量，如何在半月内完成工作组进村时下达的清欠两万公斤粮食和三千元现金的“四清”任务。王大庸在罩子灯下，拨拉着算盘，把红富贵等四个“四不清”干部交待的几组数字加了一遍又一遍，贪污的粮食还是一万伍仟公斤，现金和财物折合现金还是二仟叁佰玖拾壹元伍角。他又把算盘递给小杨，自己念数字，小杨加了两遍，还是那个数。没有算错，而是实实在在就交代出了那么多。王大庸提出再发动群众批斗几个干部，让他们再承认交代一些，以凑够那些任务。
杨红梅说：“就这么个穷地方，几个穷干部，怕是再榨不出来什么油水。就是目前的这些数字，要不是红三宝当面质对，作证，他们还不肯承认哩。再说，半个月时间也怕是来不及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