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受够了崇祯皇帝冷落的皇太极，终于忍不住亲自带了十万兵马，准备攻打明朝，不过他知道在明朝的东路，有袁崇焕在把守，不易通过。没关系，东路走不了，就绕路走，于是，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
袁崇焕得到消息后，在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赶到了广渠门外，根据史料记载，两军交战长达八小时之久，袁崇焕击败了清军。原本，在这场战役之中，皇太极处于劣势，想想看，十万大军，激战八小时之后还能有多少剩余部队？可是在这紧要关头，崇祯皇帝却突然下令，将袁崇焕关至大牢。在几个月后，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内忧外患——两手都要抓却怎么也抓不住】
闯王李自成，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了神一样的色彩，他是农民起义中的杰出代表，甚至有人把李自成和明太祖朱元璋放在同一位置上，这却是有失偏颇的。
闯王进京之后，虽然没有动老百姓一粒粮食，但是做的也都是打家劫舍的勾当，说好听一些叫做劫富济贫（当然啦，济贫与否也有待考证），但是他攻打北京的初衷是什么？
据清初史家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人觐。”清初李长祥《天问阁集》的记载大同小异。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这段话说的就是，你给我银子，我就回老家去，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闯王李自成将这次攻打北京当成了“捞金”的手段，以此来威胁朝廷。可是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不再是曾经那个经济强大、国库充裕的时代，而是国库赤字严重，皇宫也没有余粮了，如何能够和闯王达成协议呢？
现在有一些史学家说，当时崇祯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库，而且金额还不小，但是这并不符合逻辑，崇祯皇帝虽然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个亡国之君在政治操守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就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意思就是说，现在明朝的这个皇帝还不算是糟糕，至少在形势孤立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严惩贪官。而崇祯皇帝自己也是个比较节俭的人，如果他真的有一笔所谓的小金库，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拿出来，而是跑到山上吊死呢？亡国和散财哪个更严重？
而在此之前，崇祯皇帝也有多次机会能够处理掉李自成这个威胁。比如在崇祯十年的冬天，李自成率领部队围攻成都多日都没有成功，又想要移师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也是失败，眼看久攻不下，只好选择原路返回。在返回的途中，遭明朝军队的伏击，这时候的李自成身边只剩下十八个人，眼看自己性命不保，他选择被招安。可是招安之后两年的时间，再一次率兵攻打明朝。
如果当时崇祯皇帝没有同意，李自成的部队早就已经被全数消灭，即使张献忠等人再起兵，缺少了李自成的领导，也难成气候。
除了内忧之外，还有外患，最开始的后金，并没有想要如何，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和明朝平起平坐，只是要求议和，可崇祯皇帝却坚持不肯。一方面是李自成的出尔反尔，另一方面是后金的逐步压进，崇祯皇帝将为数不多且战斗力不强的队伍分成两批，这种两线作战的方式是兵家大忌，毕竟这已经不是明成祖朱棣时代的战斗力的军队了，想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明朝不灭亡都困难！
崇祯的偏执
作为明朝的亡国之君，如果非要找出四个字来概括崇祯的一生，我想“偏执固执”最为合适，由于他的偏执，导致了太多太多历史的遗憾。
【坚持不议和】
明朝祖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是明朝列为皇帝都要遵守的一条规定，可是到了崇祯皇帝这里，不议和就意味着要两线作战，相比于明军的奸淫掳掠，闯王李自成那军纪严明的队伍，自然更能够得到百姓们的爱戴，可以说，是明军自己将百姓的天平推向了李闯王那边。当李闯王攻打北京的时候，其实摆在明朝面前有两条路，一个是和李闯王死扛到底，另一个就是和大清联手，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然不再是最初那个对皇太极置之不理的傲慢君主了。
崇祯十五年，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但是碍于祖训，以及自己的面子，他并没有在朝廷之上，非常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选择让兵部尚书陈新甲偷偷地去议和。
就在崇祯皇帝和陈新甲秘密商议的时候，朝廷中其他大臣们听到了风声，于是他们就在上朝的时候，纷纷上奏，无非就是要将崇祯皇帝议和的念头扼杀在摇篮之中。理由有二，一个就是祖训，另一个则是怕满清最后会吞并明朝。
面对文武百官的集体弹劾，崇祯皇帝矢口否认，说自己绝对没有议和之心，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可是转过头来，他又给陈新甲写信，商量着议和的细枝末节，在结尾之处，崇祯皇帝仍然不忘嘱咐他说：“这议和可是我们俩才知道的事情，是天大的机密，你绝对不能泄露给别人。”
碰巧信使到陈新甲府中的时候，他没有在家，外出办事去了，信使就将这封信交给了陈府的仆人。这仆人常常都会替自己老爷接信，就以为这些信和以往送来的没啥区别，并没有留意，只是随手送到了各省办事处传抄。
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什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申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
崇祯更失面子，恼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露，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
【要死一起死】
就在李自成决定攻占北京的时候，很多大臣都建议崇祯皇帝——逃命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甚至有的大臣已经将路线图都给崇祯皇帝部署好了，那就是南京。
明太祖朱元璋当初选择南京作为国都，即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旧是处于后备状态的建设，丝毫没有松懈下来，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坚固程度，都和北京不相上下。如果崇祯皇帝选择逃跑——尽管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可是历史上并非没有。比如宋朝，“靖康之耻”之后，康王赵构带领亲信大臣们向南逃跑，并且迅速建立了南宋政权。如果崇祯皇帝也在这个时候逃跑，依靠着南方富足的经济条件，很难说是否也能够重整河山待后生。
可是崇祯皇帝非常坚定地否决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一点都不像一个皇帝，丝毫没有政治远见，更像是一个穷酸落魄的书生，只会抱着所谓的尊严。
大臣们一看崇祯皇帝拒绝了，也明白他一定是因为祖训的缘故，于是就选择退而求其次——皇上，你不跑，那就让太子跑吧！
其实这句话一说已经很明白了，就算是死，你也得给大明王朝留个种啊！但是崇祯皇帝依旧拒绝。
现如今的我们非常不理解崇祯皇帝当时的心思，甚至历史同样也不理解。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山上，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南京。有时候，历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想当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的政权，在几百年之后，他的后裔们又回到了这片土地上，进行最后垂死挣扎。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地理分布图：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体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于八月成立的“大西”政权则据四川一带，清朝政权则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落，而明朝的残余势力（简称南明）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就如同三国鼎立时期一样，且看最后分晓。
尽管南明已经没有了大明王朝的领土，但是仍旧算是一个小国，既然是国，那就不能没有君主，可是摆在这些南明大臣们面前的，却是一个难题，一个大大的难题——立谁为王？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城，按照祖制，只能拥立藩王，此时属于明神宗直系子孙的一共有四个人——福王、惠王、瑞王和桂王，然而后面三位藩王并不在南京，而是处于比较偏远的西南地区，剩下的人选只有福王朱由菘和旁系的侄子路王朱常芳。
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实福王绝对不是一个做皇帝的好人选，他这个人比较昏庸，而且耳根子软，可在阮大铖、马士英心中，只有这样的人选才是最好控制的。尽管在明朝，宦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是不够的，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找来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帮手，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人，在南明之中，算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大臣，由他们出面，来拥立福王。
就在他们以为福王能够掌握大权的时候，兵部侍郎史可法站出来，他铿锵有力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说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大了，简直就是把福王形容成一个只会误国误民的昏君。
不过史可法的这句评价一点错都没有，只是他说了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由于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唯高杰的士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清兵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清兵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清兵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三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清兵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清兵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清兵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消彼长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清兵当成敌人。这种错误的估计，也将南明彻底断送。
当初，崇祯皇帝一个莫名其妙的否决，不仅仅葬送了大明王朝，甚至也葬送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如果当初崇祯皇帝没有一味的坚持，哪怕是送出了一个儿子，那南明的命运就很难说了。可见，崇祯皇帝的偏执，最终害了大明王朝。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