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重庆打黑案办成“铁案”？
重庆市政府负责人说，要把这次重庆打黑案办成“铁案”。这句话怎么理解都行。然而如果我们善意地假定，涉案“黑社会”成员罪证确凿，将他们绳之以法不再危害社会就是一件大好事。所谓“铁案”云云，就是“永远不能翻案”之意。
什么样的案件永远不会翻案呢？就是经过公正审判的案件。“公正”仅两字，但威力无比，不在外表，却在人心。一件大家都认为公正的事，就没有人愿意改变它；不仅现在的人认为公正，而且将来的人也认为公正，这个结果就永远不会改变。
那么怎么保证公正呢？就要用程序来保证。审判越是遵循正当程序，审判的结果就越会被认为是公正的；如果正当程序受到破坏，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那么怎样显示出审判是遵循了正当程序呢？就要证明审判没有不遵循正当程序。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就要请控辩双方互相挑刺儿，并由各方及公众监督法院是否违反了程序。如果在鸡蛋里都挑不出骨头，审判的公正性就无人怀疑了。
在这次重庆打黑案中，就是要给予被公诉的“黑社会”成员充分的法律权利，包括他们在被拘押期间的基本人权，不被刑讯逼供的权利，受到正当辩护的权利等。只要他们罪证确凿，他们的法律权利越能得到保证，受到的辩护越充分，审判的结果就越会被认为是公正的，从而越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也越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从而变成铁案。如果尽管这些“黑社会”成员的罪证确凿，但他们的法律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用以判罪的证据就会被认为是屈打成招的产物，审判的结果也就更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就越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也越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就越可能翻案。
从这个角度看，李庄等北京的律师到重庆去，就是在配合重庆方面把这次打黑案办成铁案。他们计划从是否有“刑讯逼供”入手进行辩护，就是帮助重庆警方洗刷“刑讯逼供”的嫌疑，从而使世人知道，这些“黑社会”成员的罪行并非刑讯逼供所致，而是有大量确凿证据的，从而显得更为公正。只可惜重庆警方没有理解李庄们的好意，反而将他们抓了起来，还要问罪，就把事情搞砸了，不仅使重庆警方失去一个将“没有刑讯逼供”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机会，还使世人进一步怀疑他们在全面破坏程序正义。
重庆政府的做法还将自己置于一个尴尬境地。当事人检举自己的律师，是违背理性人假设的反常举动。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敢给这个人当辩护律师了。他怎么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呢？人们只能怀疑在其背后有不能公之于众的问题。重庆江北区法院宣布李庄案的所有8名证人都不能出庭，且看守所的录像也不存在，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公众的怀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判李庄有罪，重庆打黑案离铁案的目标就更远了，因为这相当于该法院公开宣布，他们不知公正为何物。
也许重庆方面有些人会认为，靠现在手中的权力，不管怎样违背法律的正当程序，只要判李庄有罪，一来反证重庆警方没有刑讯逼供，二来吓阻其他律师来渝辩护，按照他们的意愿将重庆“黑社会”成员定罪，就算铁案了。但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回顾“文革”史，当时想打倒别人的人都希望“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最大的所谓“铁案”就是刘少奇案。这是毛泽东钦点御案，党代会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但结果怎样，大家都知道。
也许重庆方面是因为不适应北京律师们的做法，弱于“动口”而强于“动手”，出于尽快将“黑社会”分子绳之以法的一时义愤，又缺少成熟的法律顾问建议，才出此下策。然而，重庆方面的这一弱点是很容易补救的。既然“黑社会”分子的家属能从北京请律师，为什么重庆市政府不能？北京律师界人才济济，让他们之间过招拆招，岂不更好？反过来，北京的律师界不应只是声援李庄，如果有高手能为重庆政府提供志愿的（或收费的）咨询，不但李庄案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打黑案也能办成铁案—只要他们罪证确凿。
2009年12月29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家园
“打倒坏蛋”还是“昭示公正”？
—在李庄案与中国法治现状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
天则所是经济学的研究所，我们侧重于制度研究，所以我们这次会的特点，可能跟别的有关李庄案的会不一样。我们也有很多法学界的朋友，现在法学界也有很多关于李庄案的会议，这些会议更侧重于从法学角度分析所谓是否恰当、是否符合程序、是否正义，或者探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看待。我们这次会稍微有点儿区别，一方面我本人不是个法学家，我们确实不太懂；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如果说最近一些法学界的讨论叫作“近观”，那么我们就是“远观”。
远观的含义是什么呢？远观就是尽量保持一种更为超脱的立场，我们不是直接去判断冲突双方背后的动机或者背后的政治背景，做出“对”或者“错”的判断，而是更为超脱地讨论这样的问题，使我们的发言能经得住考验。而且，我们也避免陷入具体的是非争议之中，甚至卷入某些政治斗争之中。确实有人说，这后面有很多政治背景，这个系和那个系之间的较量。当然我们哪派都不是，但是我们也要稍微避免一下。无论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是其他学者，目的是追求公正的解决方法，追求一个更好的制度，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以这样的视角讨论，我觉得更好。
另外，我们还是要从制度角度看，李庄案影响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走向。其实这个事件，无论所谓的冲突双方是与非，输与赢，最后还要从社会角度看，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制度问题？这些制度问题对中国现在会带来什么影响？对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进而提出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更关注的。我们希望中国社会有更好的制度，从法学意义上来讲，那就是更为正义，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是更有效率，让更多的人民幸福，实现社会繁荣。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天则所主办这次会的目的，也是我个人的想法。在座的学者都是高手，无论是在学校教书还是当律师，还是在其他单位工作，相信我们今天一定能碰撞出非常好的火花。
二
有两种有关正义的文化，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两种文化都存在。一种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如果我是白的去打黑，肯定是正义消灭邪恶，这是所谓的正义。而这种正义的文化在东西方都有，在古代当代都有。像美国文化，有所谓的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被打击的是“邪恶轴心”。中国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在“文革”时期。
还有一种有关正义的文化是，我不知道谁是好人坏人，要通过一种所谓的原被告的对抗，控辩双方的对抗，尽量获得有关双方的充分信息，判断做什么样的事是好事，什么样的事是坏事。信息充分披露，在法官的裁决下，出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称为正义。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正义观。
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正义文化或正义观的转型期，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正义观，不仅是西化因素，应该说因素不分中西方。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我觉得是第二种正义文化的代表。在中国是另外一种形式，儒家讲的中庸概念，强调“仁”、“和”与“中”，这也是第二种正义文化态度。中国几十年前从“文革”中走出来，走到现在。现在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有关李庄案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第一种正义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打黑是好事，所以有些人去替“黑社会”的人辩护，甚至想让他们逃脱法律惩罚，在这样一种正义观下，激起很多人的愤怒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正义文化其实正不断受到怀疑。“文革”时期的坏蛋现在又变成好人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谁说这个是好人？谁说这个是坏蛋？我们判定好人坏蛋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其实这个社会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对抗，这是我的感觉。大家知道，刘少奇当时是坏蛋，现在变成好人了。应该不要先定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应该控辩双方通过对抗，让法官判断，让社会大众判断。当然法官心中要有“中”。
接着这两种文化映射到了政治中。我是好人，或者我代表好人，我要战胜邪恶，那么我既然是好人，战胜邪恶我可以不择手段，不需要什么程序。我这样做了，可以赢得大众的支持，因为大众的正义观就是这样的。而现在重庆打黑案和李庄案基本的社会现象就是这样。但是第二种正义观质疑，谁说他黑？这个“黑”是你说的。“黑社会”是先定的概念，这些人是“黑社会”都是你说的，是你把他抓起来的，说他黑。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大众就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真黑啊？他凭什么是黑的？其实就要有现代的法律制度，法庭上的对抗，双方互相挑刺儿，然后给出充分信息，让法庭和大众判断。所以我觉得这种政治对应第一种正义观，它可能在短暂时期内产生作用，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在社会长期稳定的治理条件下，第二种正义观是主导的，无论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当初清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慈禧太后要牺牲半个中国的官员翻这个案，为什么？目的是要给全社会提供公正的裁决，要维持正义，也就维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现在恰恰是转型期，相关的当事人还没有从前面的正义观转到后面的正义观，也没有从前面的政治，转到后面的政治，而后面的政治才真正是得分的。
三
在中国，有一种意识形态较长时间影响着人们的正义观。它导致“有罪推定”。这就是阶级斗争观，一个人的身份就决定了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如果一个人生在某一种阶级家庭中，他已经被大致判定是什么人了。你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地主，是不是资本家的儿子，是不是地主的儿子，已经先天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你是哪个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我觉得不要忽略这一观念在中国社会长期通过教育形成的影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根本不用想，就认为某个人先天就是坏人？因为这种观念到今天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映射到政治领域，在重大的革命时期，革命者要证明所谓革命一方的正义性，论证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罪恶，这样一种好人坏蛋的正义观就占主导位置。并且，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罪恶已经持续多年，民众都已经清楚了。但是随着新上台的统治者的执政时间延长，就要逐渐转变正义观。如果死抱着“得天下”时的正义观，就是一种错误。中国古人也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我也讲所谓的“唱红歌”这样一种现象，其实它是一种对童年印象的回归，但是并不解决当下的合法性问题，所以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是第二种正义观，就是要提供公正的裁决。因为革命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社会的稳定。我觉得作为执政党的最高层，恰恰不应该去支持“好人”打倒“坏人”，而要通过公正裁决树立自己的公正形象。这才能真正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得分。
四
我想在制度上提出几个想法。第一，法律手段上是否应该平衡。重庆方面，警察说律师违法，就可以把律师抓起来，但是律师说警察违法没有用，他们没有能力把警察抓起来。为什么律师们不能找一个地方诉重庆警方呢？这在制度上就不公平，就会导致系统性的不公正。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的看法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有一方同时有公权力。我觉得，如果任何一方指对方违法，应该有一个地方起诉，由这个地方的公权力把违法的一方抓起来。按照法律公平、制度公平讲，应该有这样一种制度。在法治社会，你说谁违法，可以诉诸司法机关。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李庄们上诉，还在重庆高院，离不开重庆地区。重庆地区按照中国政治结构，其实就是重庆市委和重庆政府主管的，其中有个巨大问题。我关注很多案件，其实一个案件即使是地方法院裁决的，其影响也可能超出该地区，影响全中国。如果李庄案的判决是错的，人们不仅说重庆不公正，而且说中国不公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层次的政治集团，或者执政党，或者是中央层次的司法机构，是不能坐视不管的。比如美国有州法院和联邦法院。联邦法院就是联邦直接管理，这实际上是代表联邦的，不受地方影响。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的结构是合理的，他知道一个州的不公正，不仅是这个州不公正，而且是美国不公正，所以可以上诉到联邦法院，来解决地方不公正导致的全国不公正。我们是否可以借鉴？
五
我再接着讲道德问题，有几个不同层次。一方面是私德，还有一方面是公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在英美国家，法律人，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是有文化传统的。法律制度的成功不仅依赖简单的司法制度或司法程序的设计，还在于他们有着共同文化，在追求一个共同目标，虽然他们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在西雅图的时候跟一个法官聊，他是管并购方面的案子的，他说律师都是他指定。我说如果哪个律师要贿赂你，你就指定他吗？他想了半天，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这种问题，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他们对公正的追求，通过对具体案子的介入和操作表达出来。我觉得还是要更多地讲这些最高层次的道德。这些东西有时候觉得很虚，但是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六
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讲有两种选择，简单地说，就是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把富人的财产分了，当下就有利；或者你遵循公正的规则，就有可能变成富人。在信息接受上，在理解上，虽然这两者都有利益，但一个是当下利益，一个是长远利益，前者更为确定。但是有些富翁本来就没遵守规则，官商勾结，导致了老百姓对富人的仇恨。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把问题复杂化了，使得人们觉得遵循规则就没戏，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不遵守规则，还是要当下利益。我一个同学讲，他原来还想在企业里好好干，看他们董事长随便挥霍他们的血汗钱，他说他干吗还要好好干。这个社会需要一把公正的标尺。但是老百姓一般不会把靠滥用公权力致富和制度的不公正联系起来。他们甚至不见得恨这个秩序，而是承认这个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扭曲规则获得的利益。我经常跟一些出租车司机聊，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村有人贿选当了村委会主任。我说他可以告那个人啊，他就没有这种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