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改善中苏关系作了积极的表态。他说：只要苏联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中苏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中苏国家关系还处于什么状态，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当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巴库表示：苏中关系正常化和逐步健康化，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对加强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基础是一个良好的贡献。10月，中苏重开政治谈判，进行了第一轮副外长级磋商，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声明和副外长级的磋商，标志着中苏关系改善势头的开始。中国对苏关系的改善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注意。但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苏关系改善不会导致50年代那样的同盟关系。同样，中国也一再强调中美之间不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对苏对美从1982年以后都不会结盟。这一战略方针，到1986年3月由中国总理赵紫阳清楚地阐述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的提出是源于中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是根据中国所处的国家发展战略阶段而得出的正确战略方针，也是中国国家实力和民族自信心全面增强的表现。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努力争取一个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和障碍
1983年以后，中美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政治上，中美两国加深对话，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部长级以下人员的互访非常频繁。1983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舒尔茨访华；1984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美；4月，美国总统里根首次访华；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美国；10月，布什副总统访华；1987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率政府代表团访美；1988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美；5月，田纪云副总理访美；1987年3月和1988年7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两次访华；9月，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访华；1989年2月，布什总统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除了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外，中美其他级别的访问更是频繁，例如1986年和1987年中国副省长以上级对美国的访问分别达到69个和89个。中美之间的政治性互访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经济上，中美双边贸易有较大的发展。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纺织品、石油产品。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商用飞机、机车及铁路设备、化工产品、科研仪器等。中美贸易稳步上升。建交前的1978年，双边贸易额为9．92亿美元；1983年为44．8亿美元；1984年为65亿美元；1985年为74．3亿美元；1986年为73．5亿美元；1987年为78．7亿美元；1988年为100亿美元；1989年为122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这十年中国多处于贸易逆差国地位。对华投资方面，到1989年底为止，美国在华投资总额和项目数均居西方各国在华投资之首。到1989年底以前，全美国有600多家企业在华投资建厂，其中300家是大企业，地域遍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十多个省市。
在科技教育方面，中美双方在航空、电子、航天、冶金、工农业技术合作等方面进展较大。在海洋地理、海洋生物等领域加强了交流，在许多部门开展了联合科研。教育方面，中国在美的访问学者、留学生这十年已达4万人左右，美国在华的留学生也达到了5千人。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也比较活跃。
在军事方面，中美两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互访不断，在国际战略、地区热点等重大问题上不断交换意见。两国军队在军事指挥、后勤防护保障等方面交流广泛。1986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率3艘军舰访问青岛，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支访华的美国舰队。在军事敏感技术的转让方面，里根政府从全局出发，在1986年6月21日，正式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把中国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同盟国一类。到1989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已放宽30个项目。这样，双方在军事技术装备的合作上，有了明显的进展。1984年8月，美国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1．4亿美元的24架S—70C直升机。1985年9月，美国决定对华出售9800万美元的生产线，合作改造大口径炮弹。1986年4月，美国同中国签订合作改装歼8战斗机的协议，美国将提供价值5．5亿美元的航空电子设备等。
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良好和平的，但美国并未完全放弃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双轨政策，因而双边关系还存在着美国人为制造的一些障碍。其中主要有：
台湾问题：
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1983年以后，中国多次表明：要尽力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中国决不能作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中国不会作出这样的承诺，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1983年8月，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障碍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
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两面手法，企图保持台湾分立于祖国之外的现状，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98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案，声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应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这种霸权主义的表现遭到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在具体有关台湾的问题上，美国不断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8·17公报”。“8·17公报”签订不久，1982年11月，美国表示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为9700万美元的装甲车辆。1983年2月，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66架F—104战斗机。同年7月，美国又宣布向台湾出售5．3亿美元的军事武器，其中“麻雀”型和“标准”型导弹是过去从未向台湾提供的高性能武器。1986年8月，美国国防部又准备向台湾出售价值2．6亿美元的新装备，以提高台湾的“反潜能力”，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谴责。
美国还在国际组织中企图制造“一中一台”。1983年2月，中国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3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一员，但反对驱逐台湾。同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给国际金融机构的拨款法案，其中附有一项关于亚洲开发银行的修正案，要求以“中华民国台湾”的名义保留台湾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对美国国会一再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动，全国人大在12月8日通过了《关于谴责美国国会制造“两个中国”严重事件的决议》。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美方表示参众两院的决议案不代表里根政府的立场。1985年3月，中国政府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是代表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当局拒绝亚洲开发银行给它的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留在该组织活动的建议，不参加亚洲开发银行活动时，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底和1987年底两次签署法案，想让亚洲开发银行重新考虑把中华民国的名称改为中国台北的决定，但亚洲开发银行各成员国拒绝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要求。
美国插手台湾还表现在美台实质性关系变相维持。台湾的一些高级官员不断以私人身份或公开或秘密地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不断访台，参众两院议员更是经常去台湾访问，吹捧台湾的所谓民主经济成就。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三通”等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主张和设想，美国却以“不介入，不调解，不阻挠”为由，拒绝表示支持。
人权问题：
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幌子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一是以人权干预中国的人口政策。1985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华支持和参与了强制性堕胎为由，扣除它提供的1000万美元（相当于人口活动基金援华的数目）。1986年8月1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受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有力驳斥。二是攻击中国社会没有人权。美国国务院通过它一年一度定期发表的“人权报告”，对中国社会内部现实情况肆意污蔑，横加指责，在国际上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制造“胡娜事件”，在1983年4月，宣布给胡娜以“政治庇护”，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三是制造“西藏问题”。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以及台湾民主案三个反华修正案。9月，策划了达赖访美事件。12月，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988年5月，美国国会再次就西藏所谓人权问题指责中国。1989年5月，美国众议院两次就西藏人权问题通过决议案，不顾事实，随意歪曲西藏的实际情况，以利用西藏人权问题来对中国施加国际压力，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对美国国会、政府制造这么多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法案，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议会或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
贸易问题：
中美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但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频频制造麻烦来影响两国关系。一是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人权等附加问题挂钩。1980年1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1979年7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中美双边贸易协定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议，但规定必须每年审议一次。在其后的每年审议中，一些议员不断提出要从考虑中国人权问题的变化来考虑批准对华最惠国待遇，实则利用这个问题来压中国让步。二是美国单方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1983年1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由于第一个美中纺织品协议去年到期后未达成协议，美政府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进行单方面实施限制，激起中国对外贸易部作出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烈反映。但从1986年以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受到美方的严格限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增多。1988年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综合贸易法案”，提高贸易壁垒，加大歧视性措施。在80年代给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不少的困难。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控制较严，也严重影响了两国的技术合作。
综观80年代的中美关系，进程比较平稳，速度也较快，虽有不少障碍但还没有影响全局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