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在乡下，通过电话、网络等仍可处理一些稿件和文件。这种安排算是领导方面对我的照顾，也是对我多年来困于编辑、行政工作的一种好意的解脱。我一直向往一种自然与文明平衡的生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生活，与最下层平民融为一体的生活，现在终于梦想成真。这里山青水秀，鸡犬相闻，民风淳朴，但经济发展滞后，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山区。”记者又问：“远离现代文明的都市，没有闭塞的感觉吗？ ”韩少功回答：“生活不会一成不变。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这就是变化。有时住在城市，有时住在乡下，这也是一种变化。只是人们有各各不同的变化与要求。我最希望过一种自然与文明相平衡的生活，一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生活，这在乡村就比较方便。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远离现代文明，恰好是追求更健康的现代文明。这也不会导致闭塞，因为现代通讯网络可以帮助我们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获取大量资讯， 而且不了解乡村， 不熟悉自然那么多动物、植物、土地、气候，对于都市人来说不也是一种很危险的闭塞？ ”记者又问：“您当过知青，对农村生活有切身的体验，本质上又是个读书人，‘隐居’生活是否使您找到了一种中国传统文人‘耕读’的乐趣？ ”韩少功说：“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所以我住到乡下算不上什么隐，何况我还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还部分地参与海南省的工作，哪有什么隐？ 但住在乡下，确实能使人亲近山水，也是我从知青时代开始的一种个人兴趣。乡下有很多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于单调。
而且， 换个地方能够切断一些负面的信息渠道， 一些负面的人际关系，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手段。我对这里的生活当然满意，不仅是满意它有益于写作，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现代作家林语堂十分推崇陶渊明， 对陶渊明的人生有独到的体察。可以说，在林语堂的眼中，陶渊明是“和谐人生的情感与天才”的典范， 并且他将陶渊明定位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让我们看林语堂对此精彩的演绎：
所以， 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 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我们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陶渊明， 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化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 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他不曾做过大官， 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了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 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 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 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义， 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两百多年，而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合并起来，造成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在陶渊明的身上，我们看见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已经丧失其愚蠢的满足， 而那种玩世的哲学也已丧失其尖刻的叛逆性（我们在托洛的身上还可以看见这么一种特质——
这是一个不朽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的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期了。
在我的心目中， 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因为理想的哲学家能够了解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 能够酷爱人生而不过度，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站在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地位，而不敌视人生。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 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他就这样过着一生，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的田园诗人，做一个智慧而快活的老人。可是在他那部关于喝酒和田园生活的小诗集，三四篇偶然写出来的文章，一封给他儿子的信，三篇祭文（其中一篇是自祭文）和遗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些话里， 我们看见一种造成和谐的生活的情感与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经达到完全自然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他。他在《归去来辞》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酷爱人生的情感。
高尚而又高妙的陶渊明曾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表明他并不是“喜欢”过苦行僧式的生活，如果是从正道上得来的“轻裘”华服他也不会拒绝享受。而我们也知道林语堂本人在生活追求与情趣方面与陶渊明有许多契合。刘大杰先生给陶渊明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人生最真实。他想做官，就去找官做，并不以做官为荣；他不爱做官，就辞职耕田，并不以退隐为高；他穷了就去行乞，并不以行乞为耻；有了钱就痛快地用，并不以此为浪费。他心中有一个人生的高远理想，那就是逍遥自适，凡与此有违反的，他不管饥饿与穷困，都要加以排除。” 林语堂对生活有许多热爱，从文学创作到金钱与享乐，他都高标准、高品位地倾情热爱：“林语堂爱文学、爱写作，但也爱金钱、爱享乐。写东西（包括搞演说）都重视有偿，在物质生活上也很讲究级别，房、车、园、佣人都力求达标。这也是一种精明，傻写苦写者多不如。但他又不搞专门累人的为奢侈而奢侈，在重视‘生活质量’之外尤重‘幸福质量’，以活得既简单又适意为宗旨，富而重俭。这都是林氏的精明，可学。” 他不是暴发户式的奢侈淫逸，而能中庸有度地潇洒享受生活之福。这也应该是一种生活的和谐境界吧！林语堂与陶渊明正是这样在一种高妙的真实人生态度上遥相呼应。
人生如提纲挈领，抓住了其中的“真谛”或大根大本，自可超出纷乱的世事功名而得行止之自由。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谈》由此将人生比做傀儡：“人生原是傀儡，只要把柄在手，一线不乱，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出此场中矣。” 有求于外物，则必受外物的控制，“行止”便不“在我”。将陶渊明的诗文当作“经书”来读，庶几乎可握人生之“把柄”！
最后我们附带谈一下陶诗在艺术水准方面的“经书”性质。前述陶诗的经书性质主要重在其思想意趣的超拔智慧可资效法， 然其艺术方面的成就也达到了经书的水准。陶诗的“经书”性质主要在于其章法结构、布置经营的高妙已是臻至艺术的最高境界， 沾溉后世远矣。今人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他的诗、文、辞赋都达到了相关体裁的极诣”。古人甚至指出某些陶诗直与《古诗十九首》，甚至《诗经》同为经：
此五诗（指《归园田居》五首）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者，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尔哉！ “怅恨”二字承上“昔人死无余”意来。首四句还路未至。“漉酒”四句既还后以至明烛至旭。古人言之有序，只是立诚耳。此等文理，皆与六经同。（方东树：《昭昧詹言》）
（《挽歌辞》）且叙且写，有画意。“幽室”八句入议论，真情真理，另收缓结。此诗气格，笔势横恣，游行自在，与《三百篇》同旷，而又全具兴观群怨。杜公且逊之。（方东树：《昭昧詹言》）
《古诗十九首》早已跻身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之列，它可以说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又一组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歌。陶渊明的许多诗其风味直追《十九首》，有的几可乱真。像陶渊明《饮酒》诗中“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杂诗》中“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等便与《十九首》中“人生天地间，奄忽若飙尘”极神似矣。清代陈祚明认为陶渊明《挽歌诗》：
一气浏蒞，《十九首》而外，在汉人亦不多得。又极似蔡中郎“青青河畔草”一篇，似以神，此固神到之笔也。“千年不复朝”叠一句，跌宕以振之，哀响之中发以壮调，然弥壮弥哀矣！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非《十九首》安得此名句。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陶渊明诗文对后世诗人影响如日中天，昭昭自明，前人已多所论及，此处不赘。陶潜在美国现当代诗人中也赢得了不少崇拜者。美籍学者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典型实例：“新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勃莱曾对笔者说， 陶潜是他最崇拜的中国诗人。的确，他的近作有浓厚的‘仿陶’意味。” 赵先生引勃莱的一首诗题为《菊（为爱菊的陶渊明而种）》说明这一点：
从淡白的路上归来，绳上晾的衣服多么安宁。
当我走进书房，门旁边，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中。
显然这白色的“洋”菊花“在月光中”的意象极有浓浓的中国古典趣味，真得中国诗意境之真髓，看来影响不是表面的。
赵先生又举海因斯为例， 而阿拉斯加荒原诗人海因斯则更感到与陶潜亲近。他的一首感人的诗题为《仿陶渊明》。（见诗集《冬天的消息》1966）全诗开首就点出了荒野：
这不是第一次
我露宿在荒原之上。
他觉得自己有别于众人，有必要离开整个社会：
那些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人
每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屋子
回到自己的行当。
而我，独自在这风沙之夜
躺下，躺一千年，
一千年中没有温暖
没有抚摸，一千年
不作一声。
反复强调“一千年”，让人想起陶潜的名句“托身已得
所，千载不相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