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倡导“为无为，事无事”，“无为”乃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虽有“为”而不妄为，虽做“事”而不造事，也即不轻举妄动。还是《菜根谈》智者之见深明远达：“人心多从动处失真。若一念不生，澄然静坐，云兴而悠然共逝，雨滴而泠然俱清，鸟啼而欣然有会，花落而潇然自得。何地无真境，何物无真机。”又说：“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无住无我而任自然之天真，则真境随处可遇，真机随物可现。
《庄子》所说的“齐物”而“与时俱化”是否就是这种境界？
因“天地任自然”，所以陶渊明以“任真无所先”为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极追求。“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这是陶渊明放下得失荣辱等等“是非”的思想包袱，“从浑化一切依待的链索而进入心灵的境界”的行动宣言。当人生陷溺于自我设限的种种分别与“自制”的种种因果链索之中时，就是人生的大迷惑、大偏执，就是将本为“一籁”的“天籁”世界分别为“三籁”。对此，牟宗三讲述，陶国璋整构的《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一书有一个极精彩的故事为喻：
某次，心境因家事烦躁。在公共汽车内，觉得汽车的机械声特别吵耳，内心埋怨公共汽车公司维修不完善；市区修路的嘈杂，令人难受；前面乘客高谈阔论，声浪扰人，而言谈内容亦贫乏无味， 言不及义……忽然见某店铺招牌有一“天”字，触动想起天籁境界，自己不亦自陷于情绪之牵连？
不再是咸其自取了。后来，心境逐渐平静，发觉汽车的机械声跟往常无异，既不特别吵耳，也无扰人之处；乘客间的言谈虽无精密的推论，也非“言不及义”，却是人情交流，内中透露着关心。渐渐，开始听不见他们谈说的内容，一切如斯宁谧……这种感受很奇妙，客观车厢内并无丝毫改变，但先前与当下，却是两个世界，不，是同一世界的两面相。心境为情意所牵动时，世界就是人籁、地籁的世界；心境剥落外在的牵动，一切澈然开朗，便直下敞开予奥秘的天籁。
这不也是“心远地自偏”！？ “天籁”之境并不“单独”在世界的某些人迹罕至的幽隐奥秘处， 而是决定于我们的心境状态。就像真正的“天堂”净土也并不是离开现世的人世在世界的“他处”。我们相信“天堂并非是哪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个气性平和、心静如水这样一种超脱罪恶并与上帝的意念相和谐的精神状态”。（查尔默斯博士） 不再刻意区分“人籁”、“地籁”与“天籁”，将它们的不同“一体放下”就是“天籁”之境的全然敞开：
另一次，与朋友郊游。面对海洋，波涛拍岸，鸟鸣花香，正是无限风光。朋友间谈起庄子天籁是否如此，有人说这是地籁，仍非天籁，天籁就是无声之声云云……忽然，一群旅行人士经过，带着手提的卡式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游人过后，大家重新争议不休。如果文明的卡式录音机的声音是人籁的话，当下大自然的声音就是地籁，那么天籁是什么呢？
忽然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天籁不是什么，只不过当我们不介意录音机的声音骚扰了自然的宁静， 不介意流行歌曲的不悦耳，乃至包容流行歌手的音域太窄……再者，不对比海涛声是悦耳还是鸟鸣声更悦耳……一体放下， 不就是天籁吗？ 笔者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刻骨铭心的“齐物”经历。那是一次在甘肃有“中国小瑞士”之称的郎木寺游玩，偶然遇见一位年仅20 岁的喇嘛名“乔丹”者（因为喜欢美国NBA 球员乔丹而被人称作“乔丹”。在郎木寺这沟极深、山也不小的地方，有人居然喜欢“乔丹”，真乃一奇绝之事）。与这位嘴巴不停地嚼着口香糖的名为“乔丹”的“时尚喇嘛”交谈了好久之后，他又给我展示了他更“时尚”的一面，从怀中掏出一张盒式磁带的歌页，指着上面的一首流行歌曲说是他最喜欢的。我探头一看，大惊失色，原来他“最爱”的是陈小春的《算你狠》。几乎是本能地，我问他，这些流行歌曲不会影响你学佛吗？ 他的回答竟让我又一大惊，他说“我是把它当佛经来读的！ ”老天！ 正是这一刻，庄子的“齐物”与佛教的“没有分别心”以及台湾净空法师所说的“即使读着《古兰经》我也能成佛”之间的“无分别”性如醍醐灌顶般豁然融贯、明朗于我的心。
后来，在返回兰州的长途客车上，无意间竟给我提供了一次施展这“齐物”法力的机会。当车上的DVD 播放“恶俗的”武打片时，不耐其喧吵，正想起身让司乘人员关小点儿或关掉，突然“乔丹”那句“我是把流行歌曲当佛经来读“的话闪过脑海，得此”觉悟“的我马上想，我为什么不能也把这DVD 所播放的东西当”佛经“来读。思虑及此，我的心竟然马上平复下来，甚至再仰头看那画面，耳听那几近噪音般的配音竟也慢慢地不那么很讨厌了——那也是属于“天籁”啊。毕竟车上许多人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它，我干吗要“绝俗”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圣经》不是说：“虽然我已经觉悟，但我原谅你们的迷惑！ ”想到这些，一种多少有些“得道”的感觉油然升起，甚至“成仙”是什么滋味，在那一刻不能说我就没有一丝体验……
《庄子·齐物论》中“咸其自取，怒者其谁？ ”旨在告诉我们，就让世界事物各各不同吧，不要“劳神明为一”，即劳费精神去上下求索事物间最后的本源本体是什么？思索宇宙最后统一的原理是什么？ 万物究竟有发动者还是没有发动者，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就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因”。客观地说，这种哲学思辨也是需要的，但这种哲学思辨的功夫若作过了头，生活也就失去了超然空灵的意趣。而在讲究“天人合一”的、主要表现“生命哲学”的中国哲学中这根本不是生命安顿所应关注的终极关怀点。我们只需要让心灵真正敞开、再敞开，无偏于此，亦无执于彼，只是为了复归于自然。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彻底的“齐物”正是最大限度地“容忍”万物之“各各不同”，不要求万物最终同于一个本质——本源、本体。这就是“齐物”精神的最终旨趣，让水自流泄，让云自飘飞，花开花落两由之，鸢飞鱼跃任随它。“齐物”观是真正的参赞天地化育的，它令万物自然而然，平等无别，不被造作伪饰，不相互役使，不陷于因果链，不溺于利益纠缠……只是天机自发地、以勃然的生命存在于无穷的大化流衍中，任其逍遥。所以“齐物”是达到“逍遥”的阶梯，这显示了庄子思想意趣事实上是很缜密、很逻辑的，不“齐物”就不能“逍遥”：“整篇《齐物论》，主旨是齐是非、超生死，由有待的经验世界，经玄思辩证，将我们的心思从芒昧蔽塞中，开决至无所待的天籁逍遥。所以，引子是全文之始，同时亦是全文之终结，此中有辩乎？无辩乎？若读者明乎天籁之旨，下文议辩即可有可无；若尚未明达，则应知议辩无助于真正的体道，明此不明，自然明白庄子此文的本怀。”融贯中国儒释道思想精华的明代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中也用很形象感性的语言阐述了“齐物”思想：“人情听莺啼则喜，闻蛙鸣则厌，见花则思培之，遇草则欲去之，但以形气用事；若以性天视之，何者非自鸣其天机，非自畅其生意也。”又“天地中万物，人伦中万情，世界中万事，以俗眼观，纷纷各异；以道眼观，种种是常，何须分别，何须取舍？”所谓“以性天视之”就是“以道眼观”。以世眼观之，无真不俗；以法眼观之，无俗不真。而且《菜根谭》还进一步对《庄子》的“齐物”与佛教的“观心”颇有微词：“心无其心，何有于观？ 释氏曰‘观心’者，重增其障；物本一物，何待于齐？ 庄生曰‘齐物’者，自剖其同。”洪应明实际上认为《庄子》齐物说与佛教的观心说都显得有些多余：“重增其障”、“自剖其同”，让本来就有障碍的更多了一层障碍，让本来就无分别的再自同于己。客观地说，《菜根谭》是对的，庄子与佛教的主张也不错。何以故？ 因为这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谈同一个问题。从最高的角度、终极的角度甚至理想的角度来讲，当然“物本一物，何待于齐”、“心无其心，何有于观”。但是我们毕竟已经面对的是一个被“分别”过了的已“不齐”的世界，让这个“分别”不再分别、让这个已“不齐”的世界再重返于“齐”就需要庄子与佛教的智慧了。《菜根谭》不也自己说：“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 不必苦海人世； 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说明世界还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还有“机心”、还有“车尘马迹”。
当代学者陈洪先生在其《诗化人生》中认为陶渊明思想的“复调性”，使我们无法在其思想中找到“居核心地位的思想原点”：
自傲的陶渊明，如其为人处世，在学术思想的取舍上，也是伟岸独立，从不随波逐流。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复调”色彩的思想家， 在他的言论中绝对找不到居核心地位的思想原点。与中国的许多思想家不同，陶渊明是以本我为中心汲取各种人生道理的，他没有所谓的能“看家”的一技之长。中国古代哲学不是唯理的，不搞抽象的玄论，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生哲学。故而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很少是单纯的理论家，他们总是用人生的眼光调和着各种学术色彩。但同时，他们又常常阈于潮流和功利的局限， 从而呈现出或儒、或道、或僧的主要光色。陶渊明的卓异之处，在于他能以主动的态度去弄潮而不是逐流，以超然的精神来追求淳真的“本我”而不是功利性的“自我”（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也许更合适）。后世与陶渊明相似的思想家，恐怕要首推宋代的苏轼。
虽然我们在本文中着重论述了陶渊明“任真无所先”生命追求的思想智慧主要来自庄子的“齐物”而“逍遥”以及魏晋玄学的“适性逍遥”与“率性自然”，但我们还是要说明的是正如陈洪先生所说的“他能以主动的态度去弄潮而不是逐流”。陶渊明所采取的“主动的态度”之卓异之处正在于在他之前，没有人如此完美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姿态实践魏晋玄学所主张的“适性逍遥”与“率性自然”这种人生自由与超越方式。陶渊明之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而这真与厚最主要的内容却应该是“道中庸”，这也是他对魏晋玄学人生哲学的真正超越性实现。当郭象在理论上证明超越的“玄冥之境”就在“名教”的现实中之后，陶渊明则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姿态将“桃花源”这种“玄冥之境”作为了现实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得到了真正的“适性逍遥”与“率性自然”。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的是，只有“极高明”地大齐于万物才能中庸，参透生死才能中庸，委运任化才能中庸，懂得“至乐无乐”才能中庸，有能力像陶渊明那样“及时行乐”即“感物愿及时”才能中庸。陶渊明可谓是一个现实的“齐天大圣”，参透生死、委运任化是陶渊明所有智慧的根柢， 这个根扎稳了就不仅可以在出处隐显之间从容裕如，处变不惊，宠辱不惊，担当我们应该并且能够担当的，摆脱我们应该并且能够摆脱的。而更能有力量安然闲雅地“热爱生活”，享受人生那种超越于世俗快乐的“至乐”——在陶渊明所指示于我们的“东篱采菊”、“北窗下卧”中“及时行乐”，当“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时“亦复欢然有喜”，在“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中“虽未量岁功”却能盛感“即事多所欣”……“热爱生活”本是一种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后天“修炼”学习得来的本事，也就是要有“极高明”的出世的襟怀，方有“道中庸”的入世的本领。这便是洪应明《菜根谈》所言：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万物付万物；还天下于天下者，方能出世间于世间”。“出世”的意思是依靠文化的智慧与力量从世俗的生死荣辱、得失进退的纠缠陷溺中超拔出来，就是庄子的“吾忘我”，以“大我”的超越立场与自由角度忘怀“小我”。《菜根谈》还指出：“宇宙内事，要力担当，又要善摆脱，不担当则无经世之事业，不摆脱则无出世之襟期。” 这显示有着儒风道骨的中国古代士人最终明白了人生应以道家出世的精神从事儒家入世的事业， 这依然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事实上是一个先“看破红尘”（这是“极高明”）而后又回过头来“热爱生活”、“拥抱生活”（这是“道中庸”）的生命过程：“以幻境言，无论功名富贵，即肢体亦属委形；以真境言，无论父母兄弟，即万物皆吾一体。人能看得破，认得真，才可以任天下之负担，亦可脱世间之缰锁。”“极高明”的人生智慧将世界以“齐物”的态度来对待，将世界视为“幻境”；但同时，“极高明”的人生智慧却并不从此“遁入空门”撒手人间，而是以真正的热诚担荷人类所应担荷的一切。既不过度“亢奋”，也不过分“低迷”，既以清明的理性“直面惨淡的人生”，又以持久的激情“深情体验华严的世界”。
如此于人生行中道、“道中庸”便成为最超绝、最理想而又最现实、最有可操作性的人生选择！ 也是最自然的生活选择！
放浪形骸之外，谨守规矩之中，古今来元亮一人而已。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