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哥廷根读书时，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非常严肃地对我们描述活体解剖的恐怖情形，并且告诉我们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不过，依靠活体解剖的机会不多，即使有，也是为了那些可以带来直接好处的重要实验，即使如此，也必须尽可能公开实行，以便使这科学祭坛上的残忍牺牲尽可能得到最大的效用。可是，今天却不同，每个小小的医学人员都以为自己有权在刑房（实验室）以最残忍的方式折磨动物以便决定某些问题的答案，其实这些答案早已写在书中了，只是他们无知懒得去翻阅罢了。——我们要特别提到巴布拉所做的令人憎恶的事：故意把两只老鼠饿死！后来又在“人类和脊椎动物大脑比较实验”中对大家描写这件事，好像他做得很对似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从事一项根本无益的实验，即看看饥饿会不会在大脑的化学成分中产生相当的变化！这是为了科学的目的吗？难道这些拿着手术刀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主要是人然后才是化学家吗？当你知道自己把无害动物锁起来让它慢慢饿死，你会睡得安稳吗？你不会在半夜爬起来大叫吗？
显然的，犹太人对自然的看法，尤其是对动物的看法，现在应该在欧洲寿终正寝了，我们应该承认，那永恒者不但存在于人类身上，也存在于所有动物身上，因此，我们也要照顾和考虑动物。我们一定是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否则为什么不知道动物在本质上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呢？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只在偶然因素方面即智力方面，而不在实体方面即意志方面。
火车发明以后，为人类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免得千千万万可怜的人骑马受苦。
四
正如多神教乃许多自然势力的人格化一样，一神教也是整个自然势力整个的人格化。
但是，当我试图想像自己站在某人面前对他说：“我的创造主！我曾为无物，但你把我创造出来，因此我成为有物了，而这东西便是我自己——”然后又说：“感谢你给我这个恩惠”——最后甚至说：“如果我对一切东西都没有好处，那是我的罪过”时——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我自己的哲学以及对印度思想研究的结果，我脑子里无法容纳这种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也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在讨论宇宙论的证明之不可能性那一部分）告诉我们的相反。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尽管没有人能够维持下述思想，可是我们也不能排斥下述思想，即我们所认为一切存在者中最高的存在者似乎对自己说：我是从永恒到永恒，在我身边的，除了完全由于我的意志而存在者外，没有别的东西。可是，我何以存在呢？”
不管你用木头、石块、金属做偶像，或者从抽象概念中把它合在一起，都是一样的，一旦你面对一个人格性的东西，为他奉献，向他求助，向他拜谢，这就是偶像崇拜。从根本上看，不管你是牺牲自己的羊或自己的爱好，也没有多大区别。一切仪式、一切祈祷都是偶像崇拜的明确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宗教中神秘主义派别都同意废除一切仪式的缘故。
五
犹太教的基本特性是实在主义和乐观主义，这是密切相关的，也是真正一神论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们把物质世界看作绝对真实的，而把生命看作显然的赐与。相反地，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基本特性则是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因为它们认为世界只是梦幻般的存在，而生命则是自己罪恶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犹太教源于波斯袄教，可是祆教中的悲观主义成分至今犹在，恶之神就是代表这种悲观主义成分。不过，在犹太教中，恶之神也像撒旦一样，只具有附属的地位，然而撒旦和恶之神一样，是一切虫、蛇、蝎子的创造者。犹太教利用恶之神直接补救它的乐观主义的根本错误，即产生“堕落”的说法，然后，“堕落”把悲观主义因素带人这个宗教里面来，因为悲观主义成分是忠于真理所必需的。虽然这个因素把原本应该看作基础和背景的东西变为存在过程，但是，仍然是这个宗教中最正确的基本观念。
《新约》必定源于印度，因为《新约》中的伦理观念完全是印度式的，在这种伦理观念中，道德导致禁欲主义、悲观主义及其具体化。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新约》和《旧约》完全立于内在对立的立场，因此，《旧约》中惟一可与《新约》相连的是关于“堕落”的故事。因为当这个印度学说进入巴勒斯坦时，产生了一项工作，就是把有关这世界的腐化和不幸，及其需要救助通过神之化身而拯救的知识和自我牺牲、赎罪的道德连在一起，和犹太一神教连在一起。这个连结工作，尽量地完成了；也就是说，虽然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同，甚至于彼此对立，然而，还是连在一起。
从无中造物的，外在于这世界的创造主和救世主是合一的，并且由于救世主的关系，也是与人类合一的，他是人类的代表，因为，自从亚当陷入罪恶之中，因而堕落痛苦和死亡落到亚当身上以后，人类是因他而得救的。这是基督教表现世界的情形，正如佛教表现世界的情形一样——不再通过那发现万物都“很好”的犹太乐观主义，现在，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世界不再是目的，只是手段，快乐王国在这世界之外。舍弃这世界和期望一更好世界，便构成基督教的精神。可是，打开达到这更好世界之道路的是“修好”，即从这世界救赎出来以及救赎的方式。在道德上，要爱你的敌人，而不要报复，给你永恒生命的希望，而不给你无数子孙的希望，以圣灵代替犯罪的惩罚，一切东西都安静地在圣灵的卵翼之下。
因此，我们看到新约改正了旧约，也赋予旧约以新的意义，所以，使它在内在和本质上都与印度古代宗教一致。基督教里所有真实的东西，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也应发现。但是，犹太教所谓从无中产生生命的观念，所谓为充满不幸、恐惧和匮乏的短暂人生而永远不觉得太过谦卑地感激造物主赐予的世俗产物——这些，你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是找不到的。
如果一个人想要推测怎么会产生这种与印度学说一致的情形，他可以认为，“逃亡到埃及”这一事实可能有某种历史的根据，也可以认为，耶稣是由埃及僧侣养大的，而这些僧侣的宗教源于印度，接受印度的伦理观念，以及这些伦理观念具体化的概念，后来，设法把这些学说用在犹太教义中并嫁接到那古树上。觉得自己在道德上和智慧上的优越可能使他自认为神之化身，因而自称为神予以表示自己不只是人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由于他的意念的力量和纯洁以及那普通当作物自体之意志的全能，他也能表现所谓的奇迹，即通过意志的形而上影响力而从事活动，关于这点，他从埃及僧侣那里接受的教育，可能对他有好处。后来传说扩大了这些奇迹的次数和神奇。只有这种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才可以解释保罗何能够把一个刚死去不久而其同时代许多人还活着的人，郑重其事地表示为神之化身以及与世界创造主合一者。因为，要郑重其事地引起这种神圣化和伟大，往往需要数百年才能慢慢实现。在另一方面，这个想法可以当作一种论证来否定保罗一般书信的真实性。
我们现有的福音书是用耶稣在世以及他周围的人的原件或部分原件而成的，这是我用所谓世界末日以及想像中主耶稣第二次光辉来临的预言而得的结论，当主耶稣答允重来时，人们认为，在现存人们中某些人的有生之年，这件事将要发生。因此，这个允诺之未曾实现，乃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事情，不但在后世人觉得困扰，而且也早已引起彼得和保罗的困扰。百年以后，如果没有当时文献之助而攻击福音书的话，那么，一个人确已防止把这种预言引进来，这种预言的没有实现便早已明白了。
科学家斯特芬斯建立了一项原则，这项原则说，福音故事或其特有的细节应该加以神话式的解释，当然，这项原则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很难确定这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关于一般神话的性质，最好运用手边不太需要慎重处理的实例。例如，亚瑟王在整个中世纪的英法两国，是一个相当真实的人物，都知道他的许多事迹，他的名字常常与同样人物、同样环境一起出现，与他的圆桌、武士、英勇行为、术士、不贞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朗塞罗等，共同构成很多世纪中许多诗人和文学家笔下的主要题材，他们描写的都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情节，所不同的只是服装的式样和风俗习惯，也就是说，根据他们自己所属的时代不同，而在服装和风俗习惯上有所不同而已。几年之前，法国政府派遣维勒马克到英国去研究亚瑟王这些传说的渊源。他发现这些传说背后的事实竟然是6世纪初期住在威尔斯的一位名叫亚瑟的小首领，他不屈不挠地抵抗萨克逊人的入侵，但是他的无关重要的事迹已经被人遗忘了。天知道，这个人居然成为许多世纪来无数诗歌、小说和故事中所歌颂的伟大人物。这情形几乎和罗兰的情形完全一样，罗兰是整个中世纪的英雄人物，无数诗歌、史诗和小说都以他为歌颂的对象，甚至还替他录像，直到最后亚里斯托把他改观为止。
六
奥古斯丁主义及其关于原罪以及与原罪有关者的教义，我们早已说过，是真正的基督教。另一方面，皮拉吉斯主义则想把基督教带回到粗浅的犹太教及其乐观主义。
奥古斯丁主义和皮拉吉斯主义之间的对立不断地使教会分裂。追根究底，我们可以说，前者表现事物的本质，后者则表现事物的现象，却误以为事物的本质。例如，皮拉吉斯教派否认原罪说，因为，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情的孩童，一定是天真无邪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不了解，孩童是现象的起始，不是物自体的起始。对自由意志、救世主的死、恩宠，总之，对一切东西，我们也可作同样的考虑。——由于它的易于了解和浅显性，因此，皮拉吉斯主义往往表现为理性主义，但是，它现在所表现的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希腊正教教会主张有限度的皮拉吉斯主义，如天主教会自特棱特宗教会议之后所主张的一样，其目的是反对奥古斯丁主义和内心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路德以及加尔文。耶稣会也是半皮拉吉斯教派，另一方面，詹生教派则是奥古斯丁派，他们的主张很可能是最地道的基督教。因为，由于放弃独身生活和禁欲主义以及代表禁欲主义的圣者，新教变成为被割裂了的基督教，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变成为没有头的基督教，它的上端不见了。
七
各种宗教之间的基本差别不在于它们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泛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的），而在于它们是乐观主义的还是悲观主义的。由这个理由，《新约》和《旧约》是极端相反的，它们的结合造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怪物，因为《旧约》是乐观主义的，而《新约》却是悲观主义的。前者是长音阶曲调，后者是短音阶曲调。基督教的这个基本特性，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麦兰克洪都深切地了解，也尽可能把它系统化，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却想除去它并加以别的解释，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基督教带回到平淡的、自私的、乐观的犹太教，再加上一种进步的道德观念和乐观主义所需的来世，以便我们正在享有的美好时光，不要结束得那么快，而将那大声嘲笑着乐观展望也终将来临的死亡驱逐开去。——这些理性主义者都是对《新约》神话的深刻意义，毫无所觉的诚实而肤浅的人，他们无法超越犹太教的乐观主义。他们希望在历史和教义中都能获得平直而未加任何渲染的真理。他们可以和古代的尤墨鲁斯学派相比。的确，超自然主义者带给我们的根本是神话，但这种神话却是传达重要深刻真理的工具，这种真理是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使一般大众了解的。两者的错误都是想在宗教中找寻平直的、未加任何渲染的实实在在的真理。但平直、未加渲染和实实在在的真理只能在哲学中找到，宗教所具有的真理只是适合于一般人们的真理，只是一种间接的、象征的、寓言式的真理。基督教是一种反映某种真实观念的寓言；但这寓言本身却不是真实的。把寓言看作真理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所犯的错误。前者说寓言本身是真实的；后者则曲解并改变它的意义，直到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使它本身成为真实的为止。因此，每一方面都能提出适当有效的论点来驳斥对方。理性主义者对超自然主义者说：“你的看法不真实。”后者反驳前者说：“你的看法不是基督教。”两方面都对。理性主义者认为他们以理性为标准，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标准只是一神论和乐观主义假设中所含的理性，很像卢梭的“萨伏依代理主教宣言书”，所有理性主义的那种典型，对于基督教教条，他们承认有效的，只是从实质意义上认为真实的东西，即一神教和灵魂不朽。超自然主义者无论如何还有寓言性的真理，理性主义者则不可能有任何真理。理性主义者根本错了。如果你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就应该成为哲学家，摆脱一切权威，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可是，如果你是一位神学家，就应该和权威符合并坚守权威，即使硬要你相信无法了解的东西，也要坚守它。一个人不可能服侍两个主人，因此，必须在理性和经典之间选择一个。这里如果采取中庸之道，便表示两头落空。不信仰就从事哲学思维！——不管你选择哪一种，都要全心全意。可是，如果只信到某一限度，对此便不再信仰，只从事哲学思维到某一限度，对此便不再从事哲学思维——这种无决心便是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那些认为科学可以继续进步和不断推广而不会影响宗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人们，是大错特错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是宗教的当然敌人。说两者之间可以和平相处那是天大的笑话，两者之间是一场殊死战争。宗教是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宗教不比无知维持得更久。当波斯诗人奥马烧毁亚历山大利亚城的图书馆时，他了解这点，他这样做的理由——即书本中的知识如果在《古兰经》中找不到，便是多余的——被认为荒谬不合理，其实，如果你不看得太严肃的话，这种理由是非常锐利的，它的意思是说，如果科学超越《古兰经》，便是宗教的敌人，因此，便不能让它存在。如果基督教的统治也像奥马那样的贤明，那么，基督教在今天的情形就会好多了。可是，现在再去烧毁一切书籍那是太迟了。人类从宗教中长大，正如从襁褓中长大一样。信仰和知识不可能在同一个头脑中相安无事，它们像一狼一羊同处一笼——知识势将吃掉同伴的狼。——在宗教所做的死亡挣扎中，我们看到宗教死抓住道德不放，想要表示自己是道德的根源。没有用！——真正的道德并非宗教，尽管宗教认可道德因而也支持道德。
信仰有如爱，爱是不能强迫的，如果要强迫别人去爱，便会产生恨，因此，最先产生不信仰的，就是这种强迫别人信仰的企图。
在基督教国家中文明达到顶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最适合这种文明，而是因为基督教已经死了，不再产生多大的影响力量，如果发挥了影响力，那么，在基督教国家之间，文明会降到最低点。所有宗教都是反对文化的。
我们可以从下述事实来看看宗教所具有的是什么样的恶心，即谁要是嘲笑宗教，谁就会遭受严厉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