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共和人民党开始向左滑动，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期间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开始左倾，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支持共和人民党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从共和人民党转向了工人党。共和人民党自然希望拉回这部分选民。另外相当一部分共和人民党人强烈感到贫富差距不能再扩大。党的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意识的“中左”社会民主政策会提高共和人民党的大众形象。1972年埃杰维特接替伊诺努成为共和人民党的主席之后，党的左倾速度加快了。同时埃杰维特依然坚决支持自由思想和世俗主义。党的左倾导致费兹奥格鲁离开共和人民党另组信任党。后来，这个党又和凯末尔·撒蒂尔领导的共和党合并为共和信任党。该党坚持严格的世俗主义。但在80年代之前这个党已经处在衰落之中。另一个坚持世俗主义的政党——土耳其统一党在70年代土耳其政治中的影响很微弱。
一部分大企业最初是支持埃杰维特的，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社会正义目标会成为对付社会动荡的安全阀。但大多数商人和工业家都倾向于正义党，甚至支持共和人民党的一部分大商人也在1979年转而反对共和人民党。救国党受小商人、小业主的支持，这一阶层在竞争中受到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大资本的排挤。与德米雷尔相比，埃尔巴干具有相当的民族主义立场。正义党和救国党都是右倾政党，但救国党由于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党派，担心最终会失去大众的支持，所以它在许多方面都明确地表示出了它与正义党的不同，其中之一便是支持民族资本、反对多国资本及其合作者。它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伊斯兰民族主义的道路。
1975年正义党不能在议会中保有多数时，德米雷尔由于不愿与共和人民党结合，便转而寻求埃尔巴干的救国党的支持。他因此向救国党做出了许多诸如让出一些政府部门的职位、允许更多的宗教教育之类的让步。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一些预言家认为土耳其不久就会步其后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土耳其不可能走伊朗的道路。首先，土耳其没有一个像伊朗那样的制度化的僧侣阶层，即使一些救国党的成员同情并崇拜霍梅尼，救国党的主要目标仍是为了选票而利用伊斯兰教；其次，土耳其要比伊朗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救国党在选举中所得选票的下降很说明问题，1973年救国党得到了11．8％的选票，而在1977年它得到的选票下降到了8．6％；最后，土耳其比伊朗更具有民族聚集力，土耳其有90％的人口说土耳其语，而伊朗只有44％的人口是波斯族，另外伊朗的土耳其人被禁止在公开场合说土耳其语，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了波斯民族主义者安慰说土耳其语的什叶派的一种工具，波斯民族主义者也尽力使这些土耳其族的什叶派信徒感到与土耳其境内的逊尼派土耳其人不同。
埃杰维特的共和人民党没有采取与其它政党相区别的激进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国民议会中没有占有多数议席。实际上，1950年以来，共和人民党就从来没有在议会中占有过绝对多数议席。在右派政党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内，共和人民党只好对右派采取了温和态度。尽管埃杰维特博学多闻，但他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一样，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却十分有限。这导致1978～1979年共和人民党执政的22月里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战略。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纲领，尽管共和人民党对选民有许多许诺，也没能接管政府。共和人民党遇到的是由非常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导致的十分困难的经济局面。光石油进口总值就超过了土耳其的出口贸易总值。由于这些原因，埃杰维特遇到了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贸瓶颈和通货膨胀。经济问题最终导致了共和人民党下台。
经济方面的进步可能会更有利于世俗化，从而把宗教真正变成个人与真主之间的私人事务。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世俗主义者作出更多的努力。
二、1980年政变和80年代的政治
1980年的政变是由70年代后期土耳其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动荡造成的。首先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在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达到60％，1980年安卡拉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72％，伊斯坦布尔上涨了82％，1980年前三个月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的高峰。其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在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由于最后几年土耳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超过了2％，所以平均增长率还要更低。政变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1981年和1982年达到4．4％。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年代 按当时价格计算的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
1972 25．0 7．4
1973 28．7 5．4
1974 37．8 7．4
1975 25．4 8．0
1976 25．4 8．0
1977 29．9 4．0
1978 48．1 3．0
1979 72．2 —0．3
1980 101．0 —0．7
1981 49．4 4．4
1982 29．2 4．4
另外，7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的进出口贸易也严重下降，而且存在着严重逆差，1980年，石油进口一项就超出了出口总量。1980年冬天由于不能供热而使大量的学校和工厂关闭。许多工厂的开工率只有50％，失业率从1977年的15％上升到1980年的20％。
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环境和土耳其的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也影响了经济。议会中缺乏多数党使政府机构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政变前6个月，土耳其竟然选不出一个新总统，权威的缺乏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于是各种极端组织开始出现，动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失业者、民族主义分裂分子、宗教极端组织都卷入到动乱之中。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他们内部也存在着自相残杀。1978—1979年约有2500人死于动乱之中，1980年军事政变前七个月有200人死于非命。军队领导人对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带来的这一系列后果感到不安。这些问题迫使军队采取行动。
1980年9月11—12日夜，军队在总参谋长艾夫伦将军的领导下经过一次没有流血的行动掌握了政权。12日，艾夫伦通过广播和电视谈了干涉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文人政府在制止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方面的失败促使军队接管了政权；常规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建立之前，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暂时属于艾夫伦将军领导的由军人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艾夫伦许诺政权很快会交给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俗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法律原则之上，政权移交之前，要准备新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结果，所有的政党都被取消了，许多党的领导人受到了法律制裁。议会和1961年宪法也被取消，议员们不再享有豁免权。1981年5月，安卡拉军事法庭对587人进行了审判，检察官要求对220人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阿尔帕斯兰·突尔克斯。后来由于健康问题，对他的审判被取消。对埃尔巴干及其同伙也进行了审判，对他们的控告集中在对世俗主义的破坏方面。1983年2月，埃尔巴干被判处徒刑四年。
这届军人政权一直维持到1983年10月。1981年在进行审判的同时，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下的文人内阁，并开始准备新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1980年10月，军人们开始筹建顾问会议。参加顾问会议的人都是“无党派”的、“中立”的。这个会议是临时机构，它的任务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有关新法律的起草事宜，但最终的决定权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1983年10月23日，埃夫伦将军在顾问会议上讲话说，将被起草的新宪法要尊重人权和自由，要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稳固的政府结构；政党法不允许一个党的领导成为绝对权威；选举法则要防止小党制造麻烦。同时，由15人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教授奥尔汗·埃尔迪克希迪主席的领导下成立了。1982年7月，新宪法的起草完成，顾问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对它进行了修改并加进了一些临时条款，如规定公民投票通过宪法后，国安会主席将自动成为下届总统。1982年11月7日，举行了宪法公决，经92％的赞成票通过了新宪法并同意埃夫伦将军为下届总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鼓动他们选区的选民投了否定票，但影响不大。
宪法明确宣布，主权无条件地属于人民，土耳其民族和领土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能质疑；按照世俗主义的原则，神圣的宗教情感不能以任何方式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土耳其共和国与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相一致；任何人都有思想、宗教信仰和表达观点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强迫别人参加宗教礼拜、庆典和仪式；宗教伦理教育受国家控制，宗教文化和伦理课程是中小学的必修课；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和滥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按照新宪法，取消参议院，土耳其国会改为由400名代表组成的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宪法还扩大了总统权力，如总统有权在议会对政府不信任时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总统任期七年，不得连任；宪法规定，宗教事务局是中央行政机构，以世俗主义的原则履行其职责，远离所有政治观点和思想，以民族团结和统一为目标。
除了新宪法，顾问委员会还在1983年制定了政党法和选举法。政党法规定，所有21岁以上的土耳其公民，除非有职业和犯罪方面的限制，都有权利组织和参加政党；政党不得以宗教为基础进行活动，不得以改变共和国的世俗特征或以重建哈里发制为目的；禁止政党利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小党的扩散使大党不能形成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大党为了组织联合政府而不得不对小党做出让步，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对各种法律和原则的破坏，这是造成70年代政府虚弱和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原因。为阻止这种局面，“选举法”规定，在大选或局部选举中没有获得10％的有效选票的政党不能拥有议会席位。按选举法的规定，土耳其1983年11月6日举行大选。
大选之前，土耳其形成了许多政党，其中民族主义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祖国党、平民党是四个影响较大的党。后来社会民主党和平民党又合并为社会民主平民党。民族主义民主党是1983年5月由退休将军塔古特·苏纳尔普领导建立的。党的目标是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减轻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全面开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祖国党是1983年5月20日在塔古特·厄扎尔领导下建立的。祖国党的目标是在私人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建立平衡的情况下发展经济，通过阻止私人和国家垄断增加竞争，通过增加投资和生产获得经济增长，减少通货膨胀。1983年6月6日，艾达尔·伊诺努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持续发展和防止垄断，达到市场和计划的平衡，应利用税收平衡分配，通过发展经济减少失业，真正提高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国家有必要进入一些经济领域。但这个党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决了。平民党是1983年由伊兹密尔省的省长纳杰戴特·卡尔普建立的。该党的社会目标是促进社会正义和安全，提高工人工资和社会地位，拥护国家主义的自由议会民主制。1983年11月6日，民族民主党、平民党、祖国党参加了大选，结果如下：
80年代的大选结果：
政党 1983年得票率 席位 1987年得票率 席位
━━━━━━━━━━━━━━━━━━━━━━━━━━━━
祖国党 45．1％ 211 36．31％ 292
社会民主平民党 30．5％ 117 24．74％ 99
正确道路党 禁止竞选 19．14％ 59
左派民主党 1984年建立 8．53％ —
民族主义工党 1985年建立 2．93％ —
繁荣党 禁止竞选 7．16％ —
改革主义民主党 1986年建立 0．82％ —
民族民主党 24．0％ 71 大选前被解散
独立派 — 0．37％ —
1983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未参加竞选，表中的数字属于平民党，1985年两党联合组成社会民主平民党。结果厄扎尔受命组阁。厄扎尔自称是政治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派和社会问题上的中左派。竞选时他许诺土耳其经济的现代化、精简机构、鼓励出口和外资、制止通货膨胀。
厄扎尔的祖国党有明显的保守性，它的成员和政策有三个右翼和中右方面的来源，即以前依附于正义党的保守派、前救国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前民族行动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另外还有没有政党背景的一些人。祖国党内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亲西方派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派别的斗争。原教旨主义者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力量强大，自由主义者在上层占多数。厄扎尔试图将经济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以此改善政府形象。
1987年11月，厄扎尔和他的同僚再次执政。下个四年中，政府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关于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的问题再次浮现。为了获得支持，政府对原教旨主义者作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其中宗教教育的扩大、政府公务人员星期五中午祈祷会的举行、允许女学生在课堂上戴伊斯兰妇女的头饰。这些措施虽然吸引了党内的保守穆斯林支持者，但却在党内外引起了世俗主义者的不满。
1989年秋，艾夫伦总统任届期满，厄扎尔利用祖国党对议会的控制顺利当选为总统。为符合宪法规定，他退出祖国党，提名议长耶尔得里姆·阿卡布鲁特为总理和祖国党主席。厄扎尔作为执政党的建立者和前总理，有优势从幕后既控制内阁又操纵祖国党。这样，总统便从过去一个中立的、受制度支配的角色向主动性的、居支配地位的角色转变。阿卡布鲁特就任总理的优势在于他是一个调和式的人物，他就任可以缓和党内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矛盾。前外交部长麦苏特·耶尔马兹对阿卡布鲁特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由于耶尔马兹是自由主义的领袖，阿卡布鲁特便增加了与伊斯兰保守派的认同。双方的斗争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果，1991年6月17日耶尔马兹受党内自由派支持而就任总理，他的内阁名单几乎排斥了所有党内杰出的保守派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