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巴干不仅要从道德上复兴伊斯兰教，而且许诺要把土耳其建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繁荣的、公正的、每个人都有民主权利的社会；土耳其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不被西方奴役的、领导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埃尔巴干的思想反应出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赞成资本主义而反对垄断，进攻左派而主张社会公正与民主。整个20世纪70年代，埃尔巴干和救国党使用的话语都代表着当时伊斯兰主义者的主流意识。同时面对左派与右派的思想使救国党在1975年组成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之后又加人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些政府使救国党具有了合法性。
埃尔巴干青年时期就参加过教团组织，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一生都有可能和教团保持接触。民族秩序党成立时，就受到了各种教团的积极支持，地方宗教领袖（穆安津、伊玛姆、游方僧）在家庭、清真寺和村庄中宣扬救国党的思想。伊斯兰教和政党联合起来了。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最强大的社会思潮是社会民主思想而不是伊斯兰教。这种趋势在1973年和1974年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1980年军事政变结束了未来三年中所有的政党活动。80年代，伊斯兰教成为土耳其青年反对军事政体的工具，这就是校园中的宗教影响不断增长的原因。同时为了对付各种伊斯兰反对派和70年代末曾出现过的宗教极端主义，军人政府放弃了许多宗教方面的限制，并认同宗教价值。军人政府尽管声称要恢复真正的凯末尔主义，但为了国家的安宁，他们还是利用了伊斯兰教。文人政府恢复后，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厄扎尔的祖国党吸收了前救国党的许多成员，并且在内外政策上都倾向伊斯兰教，它被舆论界看成是中右政党。但繁荣党作为救国党的继承者却向祖国党提出了挑战。埃尔巴干领导了繁荣党，但1987年选举中这个党却没有一个成员进人议会。最终导致祖国党下台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最后几年经济政策的失败。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西方意识形态日益削弱着它的影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影响力则完全结束，民族主义则添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民族主义和城市化正是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特征。
1994年繁荣党在城市选举中取得胜利，1995年又获得大选的成功，1996年繁荣党上台执政。繁荣党从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这种地位的转换，使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反对党总是攻击执政的世俗政府限制了宗教自由，要求社会生活的更多的伊斯兰性；现在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却更多地攻击繁荣党的伊斯兰性，指责其破坏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而繁荣党也更加地注意塑造自身的现代形象，如吸收妇女进入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使用世俗主义的话语。但繁荣党还是在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了。
二、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的原因
土耳其有着几百年的伊斯兰传统，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在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牢固的基础。素丹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帝国的士兵是伊斯兰的战士，帝国的臣民是毫无区别的穆斯林，整个穆斯林机构垄断着帝国的司法与教育。而帝国的法律主要是沙里阿法。随着西方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以西化为方向的改革，土耳其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进程，这最终导致土耳其出现了世俗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和以凯末尔原则为指导的世俗化改革。凯末尔改革废除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废除了沙里阿法，并按现代西方社会的模式重建了土耳其的整个政治机构，使土耳其和过去的传统发生分离。土耳其被视为世俗化改革成功的典范，以世俗化和西化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但战后以来，土耳其却经历了伊斯兰教的复兴，这种复兴首先表现在伊斯兰文化重新被广泛认同，各种宗教组织在城市和乡村日益活跃；其次是伊斯兰教的政治化，伊斯兰话语重新进入土耳其政治生活的中心；最后，伊斯兰知识分子开始以伊斯兰的眼光审视现代化，促使产生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最终以繁荣党的执政达到高潮。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原因。但其总的根源还在于土耳其和世界的现代化。另外，在现代土耳其历史的不同时期，推动伊斯兰复兴的原因也是不同的。
凯末尔改革虽然创造了一个新的土耳其，使土耳其由一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一个世俗共和国，凯末尔也曾两度在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但终因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没能成功，共和人民党在共和国建立到1946年一直实行着一党独裁统治，镇压了各种政治的、宗教的反对派，世俗化改革大多数情况下是强制推行的，这就积郁了社会各阶层对一党独裁和强制性的世俗化政策的不满。1946年土耳其由一党制转变到多党民主制，虽然这仍是一种西化的改变，但当时普遍的民主自由气氛却为宗教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伊斯兰教成了各种反对派的聚合点，各政党都以伊斯兰作为反对共和人民党的工具，以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为依据要求放松严格的世俗化政策。1946年选举中，人民对强制性的世俗化和对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不满已经表现出来。为了缓解选民的不满，共和人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适度地放宽了一些宗教方面的限制，但为时已晚，选民最终抛弃了共和人民党，而选择了许诺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党。尽管土耳其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个人和政党不得为政治目的利用和滥用宗教，但每一次选举各政党都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宗教。它们为了赢得选票，纷纷迎合群众的伊斯兰情绪，这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更大发展，包括苏菲教团在内的各种宗教组织趁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大宣传和活动，扩张宗教势力。这种倾向不但导致了民间伊斯兰教的复兴，而且使伊斯兰价值得到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同。
前面提到，凯末尔造成了土耳其文化断裂，一方面是城市知识分子的世俗文化，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伊斯兰文化，而且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只占土耳其人口的少数。凯末尔时代，由于经济的现代化还没有大规模地席卷农村，这两种文化实际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两者便可以相安无事，至少具有强烈的伊斯兰价值观的广大农民对世俗化改革是麻木不仁的，因为改革并没有触及到他们。战后，、土耳其的经济现代化加速发展，这一过程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和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大量破产。1950年75％的人居住在农村，1980年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4％。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使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增强了，由于城市的新移民往往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这就使土耳其原先存在的两种文化在城市中对立起来并发生冲突，伊斯兰复兴不但存在于农村，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存在于城市。新的城市居民逐渐割断了同农村的家庭、社会、宗教的联系，面对着全新的工作与环境。“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社会稳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和目的。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
另外，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处在城市的最低层，他们居住在贫民区，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威胁，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所处的现状令他们对现行政策不满。同时，他们又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了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许多人在适应新的环境之前，试图在宗教中寻找天堂从而成为虔诚的信教者，宗教使他们变得自信和坚韧。M·E·亚普认为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新的城市群体表达政治要求的工具；而在其它环境中，这种工具或许是别的东西。亚普提出，救国党便是将伊斯兰教当作政治工具的一个例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手工业者、小商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来自大企业的竞争威胁。经济形势良好时，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也还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利益，但每一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导致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些下降中的小资产阶级对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心存不满，他们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趋向保守，纷纷将目光转向伊斯兰教。一方面他们把宗教当作精神慰剂，另一方面也把宗教当成保护他们的利益的斗争武器。这种情况在6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政党政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尤其是70年代的选举中，救国党一直在利用着土耳其社会的这种矛盾。厄基尔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对宗教复兴的影响，他说，一旦传统的现状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破坏，宗教作为下降中的寻求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的阶层的激进意识便有了动力特征。这只是受威胁的阶级进行斗争的第一步，随着经济地位的加速下降，他们会接受更加进步的思想。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教育、交通、通讯、大众传媒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加上现代多党民主制的确立，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在不断扩大，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1923年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的识字率是10％，1973年识字率则达到了近60％，如果将这60％的识字人口分成男性和女性，而男性识字率是80％，女性识字率是则为20％。据安卡拉广播电台消息，1982年土耳其的识字率达到了70％，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从1934年的25000人上升到1970年的164000人和1978年的300000人。实行多党制以来，通讯和传媒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报纸和期刊的种类由1945年的154种增加到1950年的477种，1995年达787种，以后又有更大的增长。据估计，1978年土耳其报纸的日发行量达到250万份。书籍的出版、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数量也在大量增加。传媒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解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渠道。
按常理，教育的发展应该使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世俗化和世俗化改革，而且不论凯末尔时期还是多党制时期，土耳其共和国都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各级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学校几乎都开设土耳其历史课，而且世俗主义原则是各类学校必须坚持的准则，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于世俗学校。但这种教育的发展确实是导致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的下一代与凯末尔主义的军事、官僚精英们有很大的不同。凯末尔主义者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影响，积极推进土耳其的以西化和世俗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改革。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下一代大多数是在凯末尔时代创立的大学、中学、小学中接受教育的，这些学校使用的是土耳其语，知识多是通过翻译而变成的本国化的东西。这些学生和西方的联系非常淡薄。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他们不能希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西化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对他们的控制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使他们不愿认同于世俗主义思想，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伊斯兰价值和文化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80年代土耳其校园中的伊斯兰运动实际上是学生们以伊斯兰教为武器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实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其反对派的特征。民主制度的日益发展使民众的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大，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或有西方价值取向的精英。
在分析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是世界伊斯兰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70年代以来整个第三世界传统价值回归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后，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发展，世界已联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发展，都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外部外因，有时外部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同样与整个世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18世纪开始，土耳其和所有非西方民族一样，面对的是强大的西方和衰弱的自我，他们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19世纪，土耳其已经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并开始了一系列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世俗化改革。凯末尔主义和凯末尔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土耳其创造出西方文明。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耳其和所有东方民族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这就是艾德华·萨伊德所说的“东方的东方化”，东方被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的交往关系东方化了。他说：“东方主义代表着东西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模式，并由此产生了有关东方的话语。”这种不平等的东西方关系造成土耳其的精英们在现代化的努力中首先以西方的标准确立目标，将西方的社会特征作为现代性的既定模式。战后，美国又以其强大影响力在全球显示着西方的优越。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60年代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模式一时又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