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世俗化和现代化是近二百年来土耳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政治体制在经历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大冲击之后，变得日益成熟和日益稳固，伊斯兰主义者很难将其颠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潮流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引发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另外，又由于以西化为特征的现代性正在全球范围内消解，土耳其的伊斯兰潮流可能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伴随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伊斯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仍会在土耳其产生重要影响。但无论如何，西方现代化的一些主要特征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方向，所谓本土现代化只局限于文化层面，只涉及到如何使西方式的现代性特征与本土性传统更好地结合与适应的问题。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个以非西方现代性特征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未来土耳其社会的政治文化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世俗主义、民族主义、西化主义、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都有可能对土耳其政治产生影响，但建立在世俗基础上的多党民主制则不会动摇，土耳其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沙里阿法和乌勒玛的统治之下。当今土耳其著名知识分子阿里·比拉奇关于麦地那条约的看法给我们许多启示。麦地那条约是先知穆罕默德在622年与麦地那的各部落订立的条约。按照比拉奇的观点，该条约是一个政治统一的文件。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比拉奇主张复兴麦地那条约的原则从而使不同的宗教、世俗主义者、无神论者等各种集团共存的情况下达到政治上的统一。麦地那条约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司法体制基础上的，比拉奇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没有缔结多元化条约的先例，只有伊斯兰教是有助于铺就多元之路的宗教。不管比拉奇关于伊斯兰教最有助于多元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未来土耳其的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已得到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的认同，另外，世界日益向多极化发展，这种多极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向西方文化和价值的优势提出挑战。这将会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五、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成就与问题
经过两百多年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土耳其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封建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各个方面都接近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方面，土耳其也基本上确立了现代政治模式。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曲折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力图在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中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实现帝国的富强之梦；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开始了政治上全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凯末尔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凯末尔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土耳其的整个政治生活，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运动的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西方化；战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虽然仍然朝着西方化的方向迈进，但政治现代化中本土化的倾向却日益发展，伊斯兰主义对以西化为特征的政治现代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当然，土耳其政治的主体框架仍然是西方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的补充是有益的，思考如何使现代化和伊斯兰传统更好地结合是必要的，但如果要寻找一种完全抛弃了西方现代性特征的本土现代化模式，对土耳其来说则根本是无稽之谈。
纵观土耳其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一种全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即西化的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西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目标都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土耳其的现代化从各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不失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典型模式。两百多年来，土耳其的政治家们都在努力以西方式的现代性特征为目标改造和重建土耳其，也就是说土耳其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完全是西方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但是，土耳其为达到西方式的现代化目标所走的道路却完全是独特的和东方化的，或者说是非西方化的，土耳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西方国家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对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是一种内部的自发的生长过程，内因尤其是内部的经济因素是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推动力，整个现代化过程呈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内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的自然变革过程。土耳其和广大第三世界一样，现代化的最初启动是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后来又发展成为对外部环境的主动应变。土耳其的现代化是被迫的、外源型或植入型的，现代化的最直接和最强大的推动力是外部刺激而不是内在需求，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而不是社会内部的自然生长过程。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开始于军事领域，然后延伸到政治领域，最后才是经济现代化。即使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土耳其开始了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相比仍然具有相当的超前性。这是土耳其现代化的最显著的特征。西方的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内在的自发生长过程，土耳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其现代化是一种强制的定向发展工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西方无法比拟的。
现代化运动启动之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生活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帝国不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国家；封建制度和帝国的整个军事制度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基础，素丹是这个国家军事、行政、宗教方面的最高统治者；国民的政治认同完全是宗教性的，所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只知道自己是毫无区别的穆斯林，而没有民族和国家认同；素丹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奥斯曼家族、来自于宗教、来自于素丹对军队的控制。经过两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首先，土耳其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建立了具有独立主权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这就使土耳其能够独立自主地主动地进行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各种选择，同时，取得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也是土耳其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进一步现代化的条件。其次，土耳其摆脱了伊斯兰神权势力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束缚，实现了政教分离，土耳其由一个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变成了世俗共和国。最后，土耳其实现了国家政治机构的科层化，建立了一整套西方式的国家政治机构，并使国家的行政与军事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措施完全分离。尽管土耳其的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生活，但军队的政治作用却在日益淡化。最后，土耳其建立了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度，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家以及政府的权威来自于选民的选票，而不是家族和宗教。
尽管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今天的土耳其是所有中东国家中政治上最接近西方的国家，但土耳其仍然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土耳其政治的现代性仍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稳固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伊斯兰主义至今仍强烈地冲击着土耳其的世俗化的政治生活。如果我们把世俗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这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其次，土耳其的多党民主制度还很不成熟。最后，土耳其的军队还在不断地干预政治。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土耳其政局长期不稳，经常出现社会动乱、政变、政府危机。这正是亨廷顿提出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显著特征。但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都涉及到土耳其的传统与西方式的现代性特征接轨的问题，也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矛盾更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瓶颈。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军队必须是远离政治的，同时国家政治必须是稳定的，这两点在土耳其都没有实现，而且军队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陷入了一种矛盾境地。军队对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土耳其军队也一直被看成是推动现代化改革的先锋。凯末尔改革虽然使军队基本上远离了政治，但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先锋的角色却被强化了。战后以来，军队多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文人政府，又多次还政于文人政府。军队不断地干预政治是为了维护现代化的世俗政治体制，同时也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这正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但是，军队不断地卷入政治之中，又破坏了政治现代化的连续性，说明土耳其军队并没有真正地远离政治，军队仍然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又和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相背离。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现代化中的这种矛盾角色，说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还很不成熟，土耳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现代政治，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伊斯兰教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矛盾。世俗化和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备条件，而在土耳其这两者却成了相互矛盾的东西，因为民主化包含着宗教和信仰自由，所以民主化必然导致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政治化，进而形成对世俗化和民主化的破坏。如果世俗化的政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经常限制甚至于镇压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同样破坏了民主化的原则，说明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是有限的，民主制度是不成熟的，土耳其也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生活。所以，这一问题就成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瓶颈。但不论当今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如果正如许多伊斯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中确实包含着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分，那么伊斯兰教和西方式民主政治便有了共同点，这一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途径。也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才能走向成熟，政治现代化也才能有新的重大突破与进展。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目前面临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政党制度的问题。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一直是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凯末尔也曾试图建立一些反对党，但最后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而放弃了这种打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耳其开始了多党民主化时期，一系列反对党纷纷建立。纵观战后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历程，土耳其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虽然在逐渐完善，但迄今为止，土耳其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仍然很不成熟。土耳其自从建立多党制以来，一直是政党林立，每次大选都有七八个政党在议会拥有席位，很难形成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和席位的大党，这使战后土耳其经选举产生政府大多数都是联合政府。而在联合政府中的各政党由于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方面的矛盾，很难协调一致和精诚合作，导致政府危机不断发生，政局时常动荡。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新选举法和新政党法规定没有获得10％的选票的政党不得在议会中拥有席位，但是就是在1983年大选后，祖国党虽然成为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其拥有选票和席位同样没有达到绝对多数。1995年大选年，繁荣党成为第一大党，但它也只得到了21％的选票和158个议席，埃尔巴干只好和正确道路党组织了联合政府。今天，土耳其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大党，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依然存在。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上没有任何民主传统的国家，土耳其要形成稳固的多党民主制度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在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所有问题中，政党制度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容易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