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孙儒涧欲辩无辞，欲哭无泪。在那个时代，当一些人假借党的名义要毁灭一个人时，他们可以将一个人毁灭十次。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陷入极度的痛苦、冤屈、不平之中时，你一心一意去做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的事时，你就会忘记痛苦，忘记你所蒙受的冤屈和不平。从1962年到1966年，孙儒涧全身地投入了经周总理批准的莫高窟加固修复工程。此工程为当时的国家工程，要求极高，既要解决长达两公里的窟崖不断坍塌损坏洞窟的问题，又要解决修旧如新，与祁连山、鸣沙山、大泉河谷等周围环境保持和谐一致的问题。孙儒涧在多年的莫高窟局部修复加固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那个崖面坍塌隐患大，那儿将来游人来往多，承重量大，那儿需花岗岩立柱，那儿需修木结构栈道等问题，孙儒涧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在那几年，孙儒涧虽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实际上却干着石料水泥选择、崖面工程设计、质量监理的活。然而，当工程完成后举行总结表彰大会时，别人在佩戴红花、喝庆功酒，他却在自己的斗室里向党支部写思想汇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几个人天天都睁着一双大眼，喋喋不休地鼓噪着唯物辩证法，却就是不承认发生在孙儒涧身上的一切。
1966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传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几个新贵那里时，他们已有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味道。他们否定古代劳动人民创造莫高窟艺术，他们否定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否定多年来人们做的对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工作。他们将孙儒涧、李其琼揪出来七斗八斗，凌辱不止。他们要给孙儒涧、李其琼夫妇再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双双开除公职，遣送老家监督劳动。
孙儒涧听到这个决定，几乎对一切都绝望了。多少年来，自己忍辱负重、起早贪黑、爬高上低，修补了多少塑像，加固了多少崖面，筑起了多少栈道，含辛茹苦，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元旦春节都在劳动，难道这一切你们就看不见吗？我十年如一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便没有苦劳也不至于有罪啊！现在怎么又无端地给我们夫妇带上右派的“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的将来，孙儒涧此刻已顾不得自己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咽下自己的泪水，连夜去求军代表开恩。孙儒涧声泪俱下，悲痛异常，向军代表请求，能否法外开恩，给他们夫妻只戴一顶“帽子”？如果两人都戴上“帽子”，他们如何去市场卖菜、卖鸡蛋？这样一家人的生计何在？
言出罪至，那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时代啊！
军代表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只给李其琼带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孙儒涧回到故乡，处处事事被家乡山民的憨厚、诚直所感动。想起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度过的屈辱、压抑、歧视的日子，他有恍若隔世之感。
山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有自己的标准。他们对当时判断一个人好环的所谓政治标准保持沉默，保持距离。他们厌恶那些颠倒黑白，专门用党的名义害人的人。孙儒涧毛遂自荐，当上了生产大队兴修水利工程的技术员。短短几年时间，他带领着家乡的山民劈山打洞，修建了一条又一条水渠，昔日的荒山荒地变成了茶山和花果山。
1972年夏天，韩素音参观莫高窟后向周总理反应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问题。周总理立即批示中共甘肃省委落实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知识分子政策。同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派军代表到四川向孙儒涧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恢复公职，回所里工作的决定。不久，孙儒涧、李其琼回到魂牵梦萦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孙儒涧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其研究成果有《莫高窟壁画保护若干问题》、《敦煌莫高窟的建筑艺术》、《敦煌壁画病害的环境因素及防治对策研究》等。20世纪50年代，孙儒涧负责莫高窟第254窟等早期石窟试验性抢修加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60年代，孙儒涧参与莫高窟治沙规划的试验，负责莫高窟石窟全面维修加固工程的勘测设计与施工监理；1975年至1985年，孙儒涧主持榆林窟、西千佛洞及莫高窟南区第四期石窟加固工程等。
李其琼
李其琼，女，四川省三台人，原曾进入四川艺专建筑系就学。但她发现自己的志趣不在此时，即转入设在重庆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科就学。1949年，她从该校毕业。同年，四川解放，李其琼即参加由贺龙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川部队，在战斗剧社任美工。几年的军队生活，磨炼了她不畏艰难困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毅性格。四川，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派嫡系入川，抗战开始又迁都重庆并盘踞经营多年。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政治土匪、帮会、潜伏地下的特务、溃兵仍盘根错节，沆瀣一气，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所以，刚刚解放的四川很不安宁。李其琼所在的战斗剧社为剿匪部队、为保卫土地改革和反霸的部队到各地演出，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尽管部队生活充实、紧张，李其琼仍时时向往敦煌，向往远在敦煌的国立艺术研究所的神圣艺术殿堂，向往当年的西南艺专同学、已沉浸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五年的孙儒涧。此时，她退伍孤身一人背着背包踏上西行之路。从重庆到敦煌，李其琼整整走了三个月。
李其琼于1952年参加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所长常书鸿分配她去作壁画临摹。初始，她以油画的技法临摹，作品多不合要求。常书鸿要求她的壁画临摹要画出原作的每一根线条。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锲而不舍的性格成就着李其琼的事业。她细细观察、比较，静静揣摩、思索，频频查阅浩如烟海的文献、经典，一丝不苟地对待着每一件临摹作品。
不出几年，出自李其琼的每一件敦煌壁画的临摹本都成为后人从事敦煌壁画临摹的样品和典范作品、蜚声美术界的李其琼临摹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各国王子》、《唐代帝王图》、《洞顶说法图》等临摹品已成为临摹佳品。这些临摹品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作品的代表作，至今仍悬挂在莫高窟的陈列馆里。尤其《吐蕃赞普礼佛图》，1942年曾被张大千与一些藏族画工共同临摹过。张大千的临摹为了多出产品，将薄薄的画纸拓在壁画原作上，让画工照原作线条描绘后，标出各处颜色，头、手、面部由张大千再勾勒一番，不清楚的地方也仍由张大千凭经验补上几笔。张大千这样工厂流水线式的临摹结果，将男性的吐蕃赞普画成了女性的吐蕃赞普，竟粗枝大叶地题为《东方女王出行图》。此画被国民政府高价购买，还作为国家礼品，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李其琼当时在临摹这幅壁画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她经过缜密的观察，终于发现吐蕃赞普有几根胡须。她此刻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去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文献，终于证实吐蕃赞普是个男性后，李其琼才毅然下笔，还吐蕃赞普的真面目。
就在李其琼在博大精深的莫高窟艺术殿堂徜徉时，使中国知识分子走上凄风冷雨的1957年来到了。其时，李其琼正在远离莫高窟200公里的安西榆林窟从事壁画临摹。榆林窟深入榆林峡腹地，人迹罕至，与世隔绝。外面的世界已风起云涌的“大鸣大放”，她全然不知。此时，如果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和党支部的领导及委员们出于公心，出于敦煌的文物事业，出于爱其才华而把她保护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再拖两三个月，风暴就会过去，此时上级有好事者如问，一可以回答李其琼没有参加“大鸣大放”；二可以回答路途遥远，无法通知她回来参加鸣放；三可以说所里唯一的汽车坏了，无法将她拉回。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派专车将李其琼拉回敦煌莫高窟。一下车，就把李其琼请到会议室，动员她“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给领导提意见。李其琼痴心于自己的壁画临摹事业，平时没心思说别人的长短，然而今天领导们似乎她不“鸣放”点什么就不散会不回家吃饭。其实，善良的李其琼此时哪里知道，她不触“高压电”，有些人心中的块垒怎么能平呢？实在无奈，李其琼就不着边际地敷衍了几句，算是自己的“鸣放”。然而，那个时代，时兴“新账老账一起算”。在此之前，性格耿直、心直口快的李其琼，曾自恃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自己的哥哥又惨死在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曾以尖锐的言辞批评过党支部一位委员的所作所为。
“张网待雀”、“请君入瓮”、“新账老账一起算”，是那个时代一些人的拿手好戏。他们可能在业务上是个蹩脚货，但玩起这些整人的勾当来却能达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水平。此后不过月余，一顶重如千钧的右派分子“帽子”就扣在了李其琼头上。从此，剥夺了她的一切。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剥夺了她从事艺术的劳动权，剥夺了她对一切事物的参与权！她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数十年如一日，她远离人群。白天，她被监督劳动，抡起镢头刨厕所里的粪土，浑身散发出尿臊气。看见有人过来，她擦去眼泪，扬起镢头，以至手上磨起血泡。夜深人静，她蜷缩在斗室里，思绪万千。她想起自己从事多年的壁画临摹事业时，竟忘记了眼前的凄惨处境。对艺术的追求，使她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在做完了规定的劳动任务之后，李其琼顾不得有人对她进洞窟要强加新给的罪名，毅然抱起画板，幽灵般潜入洞窟，对一些极有艺术价值的壁画进行临摹。她站在高大的脚手架上，一手拿画笔，一手端颜料碟，看准一笔，画上一笔。尽管脚手架摇摇晃晃，李其琼此刻却心静如水，尽力争取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她的得意之作《洞顶说法图》，就是她在身处逆境时完成的。
1961年9月28日，中共敦煌县委根据甘肃省委统战部、组织部关于在国庆前对第三批有悔改表现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的指示，经县委113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摘去李其琼等七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又一次浩劫的大风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贵们，那些怀着私利，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的政治暴发户，视李其琼为自己称霸天下的眼中钉、绊脚石，认为只有将这些艺术研究中坚打倒在地，扫地出门，他们才能胡作非为，成就自己的一统天下。他们指控李其琼在戴右派“帽子”期间进入洞窟，临摹壁画，犯了新的滔天大罪。他们将李其琼推上敦煌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凌辱、批斗、游街示众；他们让李其琼站在地头，向农民交代罪行，否定自己的一切，否定自己十多年来为保护、宣传莫高窟所做的一切。
李其琼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遣送回四川老家监督劳动。她被安置在一个牛圈里。李其琼二话不说，抡起镢头，挖地三尺，清理着多年的积粪。望着这位弱不禁风、斯斯文文的知书识字的女人，山民们脸上充满着困惑和不解：难道这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在山民们判断李其琼时又验证了它的无比犀利和正确。山民们纷纷向这位受难者伸出援助的手，他端来泡菜，你提来大米，她送来腊肉。人人眼里都有一句话：“那些作孽的龟儿子不得好死！你，有我们在，饿不死。”望着这些浑身打满补丁的山民，在历次挨整运动中没有淌过一滴泪的李其琼此刻竟泪盈眼眶。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了不连累别人，李其琼不显山露水地将一些失学的娃娃召到了自己家里，教他们识字、画画。时间久了，她的家竟成了“校外课堂”，成了山里的“艺术沙龙”。此刻，李其琼可能有马克思说得那种感觉：“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里，就为哪里的人民服务。”
1972夏天，韩素英女士访问了敦煌。尽管敦煌县革命委员会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的新贵们绞尽脑汁，遮遮掩掩，不让韩素英女士看到真情，但一位跑遍世界、阅历丰富的学者那犀利而敏锐的洞察力，是一般庸人所不能想像的。她回到北京后，即向周总理反映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问题：1952年以前在莫高窟工作的专家学者都被扫地出门了，世界瞩目的莫高窟却由一些吆五喝六的毛头小伙子在“管理”。周总理听此反映后，当即指示甘肃省委迅速落实莫高窟的知识分子政策。
同年冬，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军宣队代表来到四川，向李其琼宣读了甘肃省文化厅的决定：摘去李其琼的右派分子“帽子”，恢复公职，回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山民们听说李其琼的问题平反了，公职恢复了，欢欣不已。但又怕她回敦煌后再受罪，便有的挡，有的劝，恳求她不要回敦煌了。但憨厚的山民们哪里知道，此刻李其琼的心里在说：“我孜孜以求了大半辈子的艺术事业在敦煌！我神圣的艺术殿堂在敦煌！许许多多的敦煌壁画还等着我去临摹。我的心早已飞回了敦煌……”
李其琼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87年任研究员。她著有《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姻缘）故事画介绍》，还与施萍婷合著有《莫高窟的隋代艺术》、《敦煌唐代壁画技法试探》等。李其琼所临摹的壁画曾多次入选敦煌艺术展，在国内外展出。
童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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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契文，敦煌人，生于1919年12月11日。其父童贵家有耕地19亩，1934年至1935年曾任敦煌县第四区区长，县财政监理委员会委员、经征员，敦煌解放后曾在支前委员会工作。
童契文1928年至1935年在敦煌东街小学念书，从该校毕业后，正值敦煌县政府计划在全县开办义务学校，缺少教师，遂成立师资训练所，童契文便到该所接受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