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备队扔下西瓜，慌忙来追。邓瑜和同志们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中，他带领大家用自制的炸弹炸开一条血路，且战且走，突出重围，夺得了十几条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步枪。
一时之间，邓瑜率领的这支精悍的小股武装，在渭北一带神出鬼没，打得警备队防不胜防。后来，他们与在朝邑、宜川、白水等地活动的革命党人王义山、曹英、郭坚等联合起来，共同推举李岐山为司令，树起了讨袁护国军的大旗。
为了扑灭渭北的讨袁烈火，陆建章一面调其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从榆林南下，一面派其子陆承斌率所谓“中坚团”由西安北上，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往富平。
这陈树藩，字柏生，原系陕西地头蛇，辛亥时投机革命，参加过西安起义，骗取了革命党人的信任，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两面派。陆建章督陕后，曾屡受排挤，因此心怀怨恨，常怂恿革命党人起兵反陆。当时，陈树藩部胡景翼的游击营正驻在富平。对胡景翼的革命活动，陆建章已早有风闻，这次派儿子前来的企图，就是想在剿灭护国军的同时，将胡景翼也一并解决，不料这阴谋被胡景翼侦悉，经过周密部署，一举将陆承斌活捉。可是，胡景翼感到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对付陆建章，便把陆承斌交给了陈树藩。
陈树藩得到陆承斌，如获至宝，马不停蹄赶往三原，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独立讨袁。同时，以陆承斌为人质，要挟陆建章，双方达成协议：陈树藩保证陆建章全家安全离陕；陆建章则与陈树藩联名电告袁世凯：
“……秦人反对帝制甚烈，讨袁讨逆各军风起云涌。树藩图欲缩短中原战祸，业于五月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言独立……现由树潘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当即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接到此电，活活气死。当时有副名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以中药汤头名称嵌入其中，嘲讽此事。“六君子”者，“筹安会”拥立袁世凯称帝的杨度等六人也；“二陈汤”，则指陈树藩、陈宦、汤薌铭三个宝贝。他们都是袁世凯的哈巴狗，为袁称帝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一看大势不妙，争先恐后“独立”，成为老袁的“送终汤”。
可是袁世凯死去的第二天，陈树藩又首先通电宣布取消独立。不久，北洋皖系军阀段琪瑞任国务总理，这家伙立即摇尾乞怜投入段琪瑞的怀抱，独揽了陕西军政大权。
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陈树藩独揽陕西大权的野心一实现，便马上使出反革命的两手，对革命党人软硬兼施，极尽其分化瓦解之能事。一面将支持他的郭希仁等奉为座上客，一面磨刀霍霍，对李岐山、康毅如等暗下毒手。而且，横征暴敛，鱼肉人民，钳制舆论，摧残教育，与陆建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胡景翼任陕西陆军第一旅二团团长。邓瑜为该团“十大连”中之第七连连长。对这支部队的情况，陈树藩十分了解：士兵多系渭北刀客出身，革命倾向十分明显，胡景翼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害怕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会对自己成为威胁，便以整训为名，将他们从渭北老家调往比较偏僻的商洛山中。
已是初夏时节，地处商洛山中的龙驹寨（今丹凤县），满山浓荫，一川如画。丹江两岸的稻田里，秧苗青青，一群群白鹭在悠闲地觅食。胡景翼刚从七连驻地看完刺杀训练回到团部，突然接到陈树藩一道电令：
“调邓瑜连长即日来省，面示机宜。”
这电令实在蹊跷，一个堂堂督军对一个小小的连长，有什么机宜可以面示呢？胡景翼把电报交给在团部担任幕僚的刘蔼如。刘蔼如沉思片刻，断然说道：
“立生？看来陈树藩要将陆建章的故伎重演了。这既是要收拾邓瑜，也是要吃掉你的第一步。事不宜迟，我看叫邓瑜火速离开部队，先到外地去暂避一时如何？”
胡景翼问：“去何处才好呢？”
刘蔼如说：“将邓瑜请来，一起商量吧。”
蹄声得得，邓瑜接到胡景翼的电话，火速飞马赶来。他跨进团部，给胡景翼和刘蔼如动作敏捷地各行了一个军礼，摘下大檐军帽，一边擦汗，一边喝水。胡景翼默默地注视着这个23岁的得力部下，见他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之间棱棱地突起，浓密的短发又粗又黑，棱角分明的四方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双精明而深沉的眼睛，竟有点不忍心将这意外的消息马上告诉他。直等他喝完水，休息了一会儿，才将那纸电令，不声不响地递到了他面前。
邓瑜一看电令，见胡景翼和刘蔼如都在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自己，想到陈树藩这段时间暗杀李岐山、康毅如等人的卑鄙手段，已将自己目前的处境猜知大半，便嘿嘿一笑，诙谐地说道：
“嗬，好大的面子？小小连长，竟要督军大人发电来调。要收拾我邓瑜，何须动这干戈？”
胡景翼和刘蔼如见邓瑜的看法跟他俩完全一致，便将让邓瑜暂且外出躲避的想法提了出来。邓瑜眼珠儿一转，说：
“嗯，这样也好？咱们目前力量还很弱小，只能暂且寄人篱下，不好跟人家撕破面皮——只是，我一走了事，立生兄如何向陈树藩交差呢？”
“这，我倒有个小小的主意？”刘蔼如胸有成竹地笑道：“半月之前，咱们初来龙驹寨时，你不是‘惹过一场麻烦’吗？你一走，叫立生回电陈树藩，就说：‘接电之前，邓瑜因扰民滋事，已被革职驱逐出境’，不就行了？”
原来，部队刚到龙驹寨时，邓瑜确实惹了场麻烦。惹恼了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到处告状，一直告到了西安。
那是丹江边上，距七连驻地不远的地方，有座颇有名气的龙王庙，钟鼓齐鸣，香烟缭绕，人们出出进进，在准备一年一度的盛大庙会，祭祀龙王。据说这龙王非常灵验，只要众百姓不惜钱财，诚心敬奉，庙会这天就会显圣幻化为一条金光灿烂的小蛇，爬进特意停靠在江边的船中。会首率领大家将这“显圣的龙王”迎来供奉在庙里，可保这带地方一年风调雨顺。
邓瑜听得奇怪，联想到自己小时候跪拜龙王的遭遇，便带了几个随从在庙会前夕暗暗去江边潜伏察看。
夜幕渐渐降临，一条瘦长的人影从龙王庙里迅速窜出，躲躲闪闪进了江边的林子。他们悄悄尾随在后，发现早有人在林子里接应。两人刚一接头，他们就一跃而上，连人带物通通抓获：一个是龙王庙的老道，一个是江上的船户；一只竹篮里，盘着条遍体涂抹了泥金的小蛇。邓瑜把两人带到连部仔细盘问，那道士抵赖不过，就将年年养蛇涂金骗人的勾当，如实招供。
第二天，当会首双手捧着香盘，带着丰盛的贡品，锣鼓喧天，率领众人来江边船上迎接“显圣的龙王”时，邓瑜将那道士、船户押送到大家面前，勒令他们当众揭穿了骗人的把戏，并放火烧死了那条小蛇。此事逗得年轻人哈哈大笑，可也引起不少人纷纷议论。生怕从此得罪神灵，招灾惹祸的人，便鼓动地方士绅，到处去告邓瑜。
幸好，去日本留过学的胡景翼，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也不相信这一套，向地方士绅敷衍了几句，就给搪塞了过去。
现在，听刘蔼如这么一提醒，胡景翼倒觉得完全可以拿此事去向陈树藩塞责，便点头称是。不过，躲到何处才能逃出陈树藩的魔掌呢？他瞅瞅邓瑜，却一时想不出个妥当之处来。邓瑜见胡景翼为难，想了想说：
“我看不能光为避祸，也好借此机会去跟外地的同志联络联络。孙二哥现在虽然是曹锟的十五混成旅旅长，但他的心始终是向着孙中山先生的。前些日子，还有信来，邀约我去保定一趟，何不就到他那里走走如何？……不过，要联络孙二哥暗中助咱一臂之力讨伐陈树藩，我一人恐怕难以胜任，得请蔼如兄出马才好……”
胡景翼将胖大的身躯微微前倾，扑闪着一双眼睛仔细琢磨着邓瑜的话。听到这里，拍手叫道：
“好？咱们迟早得跟陈树藩撕破脸干一家伙，就按邓瑜的主意办吧。蔼如兄，这就得你辛苦一趟了？”
“辛苦二字不敢当。只是，陈树藩接到你的回电，如果下令通缉，我们如何才能避过他的耳目，安全到达保定呢？”刘蔼如深思熟虑地问道。
“嗨——？”胡景翼突然情急智生，拍着邓瑜的肩膀说：“你不是表字宝珊吗？从现在起，谁也不准再提邓瑜二字，都喊你邓宝珊好了。”
邓宝珊笑而不答，连连点头。
果然不出所料：陈树藩接到胡景翼回电，当即下令通缉。可此时邓宝珊和刘蔼如早已扮作客商，晓行夜宿，抄小路翻越伏牛山，经洛南直趋豫西灵宝渡过黄河，朝河北匆匆而去。
二人一到保定，孙岳大喜，安排他俩住到自己的旅部后，就履行前言，请刘蔼如做媒，办置一切用品，将妻妹崔锦琴嫁给了邓宝珊。而且，坚意要留邓宝珊在他的部队任职，一起共事。
怎么办呢？此事倒使邓宝珊十分为难。他是不愿意离开陕军的，特别是胡景翼的二团，有他许多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战友；可是，对孙岳的知遇之恩，他也实在不忍违拂。本来，燕尔新婚，陪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从小饱受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来到温柔富贵之乡的邓宝珊，应该过几天快活日子，现在却在朱阁绣户的新房里，暗自嗟叹起来。不料这崔锦琴也是个巨眼慧心不同凡俗的人，不只容貌端丽，看事也深谋远虑。当她体察到邓宝珊的一腔苦衷之后，对邓宝珊讲信义、重然诺的品格十分赞赏。她通过姐姐崔雪琴，说服了姐夫孙岳，对去留之事，由邓宝珊自己选择。结果，邓宝珊在保定只住了三个多月，便跟崔锦琴依依惜别，同刘蔼如到了北京。
邓宝珊到北京之时，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在开会。他听说甘肃也有五名议员来京，便一一去登门拜访。有的议员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屑交往，只是敷衍几句，有的却很看重这个年轻乡，把甘肃督军张广建统治下的家乡人民水深火热的困苦生活，及由焦桐琴、蔡大愚等领导的甘肃护法运动的惨败经过，都细细给他听。
听着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目睹着糜烂溃疡的中国社会，彷徨苦闷的邓宝珊正在北京街头徘徊的时候，从遥远的欧洲传来一声惊雷：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这惊雷，震撼了古老的中国，也震惊了年轻的邓宝珊。北京街头，议论纷纷，有人咬牙切齿，有人眉飞色舞，更多的人似信将疑，惶惑不知所措。联想到四年前流亡西伯利亚时沿途所见的悲惨情景，看看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邓宝珊不禁神驰心跳，手捧着刊载这一消息的北京《晨报》，凝视着北斗星闪烁的天空，无言沉思起来……
但是，正当邓宝珊在北京准备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做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孙岳转来胡景翼一封密电：刘蔼如暂留北京活动，邓宝珊速由晋绥经榆林井岳秀防区返陕。邓宝珊便收拾好新买的几本碑帖，戴一顶灰呢礼帽，穿一件青布棉袍，扮作去河套贩卖皮毛的商人，冒着北国风雪，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寒风驱赶着阴云，从蒙古高原上低低压了过来。整个渭北原野，笼罩在一片灰漾潆的尘雾里。
1917年隆冬，陈树藩派其心腹旅长曾继贤率领严锡龙团，气势汹汹地开进三原，突然勒令原在此驻守的胡景翼团备补营营长张义安交出城防——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从何而起呢？这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琪瑞重新登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宣布讨伐段琪瑞，陕西革命党人起而响应。高峻、郭坚首先在白水树起护法军旗帜，后来耿直在西安发难，刺杀陈树藩未遂，兵退岐山。陈树藩急调胡景翼率部追剿，胡景翼听从曹世英劝告，明追暗放，让耿直东去与高峻、郭坚会合反陈。此事引起陈树藩怀疑。扣留补给胡景翼部的枪械，令其继续追剿，只留备补营驻守三原。接着又派曾继贤进驻三原，监视胡部。
这备补营营长张义安，家住富平，出身清寒。清末从军，与胡景翼相识结为兄弟，一起加入同盟会，后又一起留学日本。在胡部游击营任学生连连长时，与邓宝珊在华山玉泉院相识。邓宝珊经榆林回到关中，即在备补营担任教练。
曾继贤勒令张义安交出城防，张义安将东、南、北三门移交，以出入便利为由，仅留西门一处。曾继贤首肯答应，但过了几天，又突然迫令张义安即日离开三原，开往富平。
张义安再也难以容忍，马上召集教练邓宝珊、连长董振五等人，在营部部近一家染房的同志家中连夜开会密谋对策。他深入分析了形势之后，果断地提出了举行起义的建议。
“对？事不宜迟。”邓宝珊全力支持这个建议：“吃掉严锡龙这个团，以三原为根据地，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反段讨陈？”
“不过，咱们才400多人。除了学生连和董振五连装备比较齐全，其余各连刚刚编成。可对手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还有一个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连，共1000多人呢。敌众我寡，咱们能吃掉剽悍的‘野狸子’严锡龙吗？”对举行起义表示疑虑的人说道。
张义安坚定地说：“兵不在多，就看如何运用。出敌不意，先发制人，敌人兵虽多而无备，胜算可操……”
大家听他分析得很有道理，信心倍增，决定起义。
1918年1月24日，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圆满完成。备补营摆出一副马上就要奉命开拔的模样：邓宝珊亲自写了几张布告，派士兵去街头张贴，命令全营官兵火速归还借用百姓的物品，清还商号借款，严禁开拔后有拖累商民之事；董振五以运输行李为名，通过曾继贤旅部向县政府和商务会要来若干辆骡马大车，摆在街巷路口。在此之前，张义安指派学生连携带测图板以实习测绘为名，已将三原城内外交通地形及曾部番号、驻地、火力配备等作了严密侦察，绘制成详细图表。而且，派专人摸清了曾部每晚的口令，仿制了有曾部官衔字样的灯笼，还对部下约法三章：严守军纪不准扰害商民，不准虐待俘虏，不准私藏战斗缴获物品。所有这一切准备工作，由于伪装巧妙，严守机密，致使敌人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
这天傍晚，暮色四起，暗云低垂，北风呼呼怒号，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张义安、邓宝珊、董振五等几个军官，以告别宴请曾部军官中各自的朋友为名，在营部准备了几桌酒席，请来曾部十几名军官赴宴。主人心中有数，频频举杯相劝；客人不知是计，开怀放胆痛饮。当这十来个军官，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连喊：“我没醉？我没醉？”之时，邓宝珊一声令下，全部束手就擒，乖乖地做了俘虏。
与此同时，张义安给驻军富平的胡景翼飞骑送信：“陈贼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决定今夜与贼决一死战，以报十年知遇。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给驻军耀县的曹世英也送去一信，请派兵支援。
九时整，张义安与邓宝珊集合全营排长以上军官，宣布起义。漫天风雪，夜幕下的三原城一片寂静，各路人马按计划行动。邓宝珊指挥李同衢连去占领东门。他将部队隐伏在后悄悄跟进，先亲自带领精干官兵四五人，打着事先仿造的曾部官衔灯笼，抱着令牌，大摇大摆，用曾部当晚口令答对，假作查夜，出其不意地走近城门，将哨兵缴械。然后，包围守卫部队住室，一声大喝：“不准动？”不费一枪一弹，将睡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士兵全部俘虏，不声不响地首先智取了东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