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还说你们军队呢，连我当这个家，也常常缺油少盐，十分难作……”
邓宝珊没有吭声，狠狠瞪了夫人一眼。
杨虎城微微一笑，掏出一张两万元的汇票，对崔锦琴说道：
“夫人说的也是实情。这点钱，给倩倩小姐买糖吃吧！”
倩倩是崔锦琴的小女，当时就在身边。邓宝珊慌忙摇手，谢葆珍已把汇票塞到了倩倩手里。
邓宝珊对家事很少过问。隔了些日子，崔锦琴拿杨虎城给的这笔钱，购置了兰州广武门外一座名叫“仰园”的花园。这地方在清朝原系先农坛，民国初年变卖官产，为曾在北洋军任职的武威人韩子瞻购得，筑墙建亭，种树栽花，一手经营，成为名园，兰州人俗称韩家花园。
购置此园，由崔锦琴一手操办，邓宝珊毫无所知。当事成之后，崔锦琴笑眯眯地告诉邓宝珊时，邓宝珊气得半天没有喘声，在院子里转了一阵，才缓缓说：
“购置产业干啥？天水老家当掉的房子，我都不想去赎！我是个穷光蛋，当了军阀，是社会、环境使然……可我再不愿拿钱去卖地主——什么邓家花园？就叫崔家花园！……”
4
平地一声雷，震撼中国，震惊世界，历史急转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答应抗日，进行兵谏。
事变发生之前，朱绍良、于学忠被蒋介石召往西安参加进攻陕北的军事会议。甘肃省政府事务由秘书长周从政负责。事变当天下午五时，周从政指挥驻兰州东北军包围绥靖公署，将朱绍良特务营缴械，扣押国民党中央在兰州的一些高级官员。对新一军和其他杂牌部队，一如往昔，态度未变。
听到这惊心动魄的消息，邓宝珊内心十分高兴，但他没有出头露面，只是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捉虎容易放虎难！……”
他同时发出两条命令：一是将驻静宁的新十一旅调离，给东北军让开西兰公路；二是对国民党中央在兰人员提供掩护，解决食宿，给予帮助。
随着西安事变变幻莫测的戏剧性结局，内外交困的杨虎城，承受着他无法承受的压力。蒋介石体面地回了南京，张学良成了阶下囚。准备讨伐西安的中央军云集潼关，与驻防大荔的杨虎城部冯钦哉暗中勾搭，已进逼华县。东北军群龙无首，主战的少壮派与主和的高级将领发生严重冲突，军长王以哲被杀害。用装备差、人数少的陕军抵抗中央军，只能是以卵击石。南京态度强硬，命令东北军和陕军撤出西安，开往指定地区进行整训。蒋介石告假养病，暗中操纵，表面撒手不管。日本和苏联互相进行宣传战，都谴责张学良、杨虎城，赞美蒋介石，都攻击对方策划了这次事变。杨虎城派李志刚、米春霖为代表去南京陈情，事情毫无进展……
怎么办？怎么办？
杨虎城进退维谷之中，想到了虑事深远的邓宝珊，派专机把他接到西安，准备请他出面斡旋。
邓宝珊一下飞机，东北军的一群少壮派军人，即在亲手捉过蒋介石的张学良卫队长孙铭九带领下，拥到杨虎城处来见邓宝珊。杨虎城见孙铭九等人进来，便大声对邓宝珊说：
“我们要和中央军大干一下，请你来帮助我们做军事指挥……”
邓宝珊心领神会，立即笑道：“干别的不会，搞军事我还可以胜任！”
孙铭九一听，无话可说，只有大喊口号：
“拥护邓宝珊将军领导我们！”
“打垮中央军，打击内战派！”
“消灭国贼，一致对外！”
待孙铭九等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杨虎城才直截了当地提出，请邓宝珊代表他去溪口面见蒋介石！
邓宝珊考虑片刻，说：“我去就去，你总得拿出个主意！”
杨虎城心力交瘁，喟然长叹道：“我的处境你明白，西安是不行了。你去看着办吧，只要不危及部下，怎样我都接受！”
1937年2月初，岁暮天寒，春节前夕，邓宝珊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安危，从西安飞往奉化，去溪口面见蒋介石。
溪口是奉化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剡溪北岸，山环水绕，有三里多路的一条长街，约有六七百户人家。蒋家在溪口的祖宅，大小49间，相当宽绰，名叫“丰缟房”。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美离婚不离家依然是丰镐房的主妇，蒋介石便在附近风光宜人的武岭南麓乐亭之前，盖了幢二楼三底的小洋房，与宋美龄回乡时在此居住。
邓宝珊经过层层森严的岗哨，在戴笠的陪同下走进小楼。蒋介石身穿长袍便服，在一张安乐椅上躺着，临潼跌伤的腰背尚未痊愈。见邓宝珊来给张学良和杨虎城求情，打着宁波官话，怒气冲冲地喊道：
“唔，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你杨虎城？他跟上张学良会比跟上我好吗？……现在把国家弄成了这个局面，他还有脸跟我来讨价还价……”
蒋介石气得脸色发白，越说肝火越旺。邓宝珊却神情自若地看看窗外武岭秀丽的山色云影，从容不迫地劝说道：
“委员长不必发这么大的脾气。特殊的事件，要想出特殊的办法来解决。委员长是英雄，我希望英雄而能兼有圣贤之心……”
这句似乎不经意之言，却使蒋介石的火气顿时消减下来，低头踌躇良久，语气缓和地说道：
“……好吧！你回去休息，等我考虑好了再答复你。”
邓宝珊告辞出来，披上大衣。站在门口的戴笠翘起个大拇指，点头笑道：
“邓将军胆子大，真会说话！”
次日上午，蒋介石又约见了邓宝珊，答复三点：一、张学良不能回去，东北军要调出陕西；二、杨虎城离开西安出国考察，费用由中央负担，陕军交孙蔚如暂时负责；三、中央军开进西安，对陕军进行整编。
邓宝珊当天飞返西安，向杨虎城报告后，又代表杨虎城去太原跟阎锡山秘密磋商。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表示，只要能保住实力，其他都可按蒋介石的意见去办，从太原回来，顾不得休息，邓宝珊又同孙蔚如去南京商谈陕军整编问题，经过20多天激烈的唇枪舌剑，于三月初才回到西安。
为了“恢复感情”，蒋介石命杨虎城亲自去见他。3月28日，邓宝珊陪杨虎城、于学忠又去杭州见蒋介石。蒋介石住在澄庐，那天宋子文、宋美龄，任杭州海关监督的蒋介石的大哥蒋介卿等都在座。这一次，蒋介石主要骂张学良，给杨虎城听：
“……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还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绝对服从领袖。可现在他的行为如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苏联、日本、美国……哪家报纸不在谴责他？他也没有军人品格。打不赢共产党，就投降共产党；他还嚷打日本！如果打不赢日本，他还不是投降日本吗？”蒋介石越骂越声色俱厉，用干瘦的手指敲打着茶几，仿佛在面对面质问张学良一般咬牙切齿地吼道：“部队在前线拼命的时候，秘密飞到陕北同敌人讲和，这怎么对得起部下？又怎么对得起长官？这种行为，还是人吗……”
在蒋介石怒不可遏之际，宋美龄却扭动婀娜的腰肢，端出一盘红艳艳的苹果，分给在座诸位。她拿起把精巧的银质小刀，朝大家甜甜的一笑，一面熟练地削着苹果，一面插说一些轻松的话语，尽量来冲淡紧张的空气。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缓缓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叹声说道：
“可悲呀可悲！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会跟着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不过，只要能洗心革面，改恶从善，我还会既往不咎。唐生智不是也背叛过我吗？后来，不还是重新起用，照样信任！虎城和学忠，可以把这个意思给部下讲讲……”
蒋介石像煞有介事地说着，拿眼角的余光偷觑了一下邓宝珊，希望邓宝珊也说几句来给他捧场帮腔。可邓宝珊双目微眯，养神一般，装作没有看见，一言未发。次日，蒋介石又单独约见杨虎城，决定杨虎城出国考察。
5月27日，杨虎城在西安数万送行者的泪雨中起飞，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回到西安。飞机上除了杨虎城和三名随员，还有周恩来和邓宝珊。换穿西装的杨虎城，望着机翼下白云缭绕的大地，低头不语，沉痛难言。周恩来和邓宝珊不断地给他谈古论今，以解除难耐的烦闷。飞机到达上海。邓宝珊陪杨虎城与提前到此的家人相会后，一起住到宋子文家中。为了远行者的安全，直到29日护送杨虎城登上出国的轮船前，邓宝珊一步也没有离开。
返回西安途中，邓宝珊在南京又见到了蒋介石。为了对深浅莫测、软硬不吃、难以驾驭的邓宝珊再次进行拉拢，蒋介石就于学忠免职后甘肃省主席的人选问题，向邓宝珊征询意见。
“邓先生！你看，甘肃省主席一职，由谁担任比较合适？”
邓宝珊装作认真思考的样子，考虑了一会儿后，郑重其事地回答：
“我看，胡宗南最合适。现坐镇天水，年轻有为，治军有方，又是委员长的得意门生……”
蒋介石摇摇头，一本正经地说：
“邓先生是甘肃人，对地方的情况最熟悉，跟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融洽，省主席由你担任如何？”
邓宝珊不冷不热地说：“我不行。正因为是当地人，许多事情更难办。”
蒋介石正襟危坐，脸上毫无表情，再也没有吭声。
邓宝珊在西安、三原住了一月多，才回到兰州。在此期间，蒋介石派飞机将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接到庐山，国共两党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邓宝珊回到兰州时，南京已任命贺耀祖为甘肃省代主席，邓宝珊兼兰州警备司令。但是，邓宝珊坚辞未就。
随着贺耀祖的任命，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派出与贺耀祖曾经共事、私交深厚的“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兰州开展工作。
8月15日夜，谢觉哉到兰州不几天，就来拜访邓宝珊。在邓宝珊陈设简朴的客厅里，进行了恳切而深入的长谈。
“邓先生！”比邓宝珊整年长10岁、两鬓已经苍白的谢觉哉，首先提及1935年冬天红军刚到陕北时，毛泽东写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那封亲笔信件。接着说：“这次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托我向你问好。我跟你虽然是初次相识，但听了你前天在励志社省党部的言谈，知道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邓宝珊注视着谢觉哉花镜后面的眼神，慢慢说：
“谢先生！对贵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我十分赞成。毛先生没有见过面，对周先生的行事为人，我很敬佩。作为一个军人，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使我的心再难有片刻的宁静。我已代表新一军全体官兵，上书中央，请缨杀敌……至于甘肃的抗战动员工作，对你的高见，我一定支持——”
“好！”谢觉哉翘动着两撇短须，点头笑道：“兰州太闭塞了，急需开展抗日宣传。这几天，青年学生们在街上演出的节目，你看过吗？《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深受老百姓欢迎……”
“你是说聂青田、邢华、甄载明……搞的血花剧团？我还给他们出过点小主意。”
“哦，这些青年学生你都认识？”
“聂青田、甄载明跟我同乡，邢华是我的老朋友邢肇棠的姑娘，都是伙热血青年。血花——热血开出自由花，他们这剧团的名称，也还征求过我的意见。”
“听说他们的经费很困难，服装道具都是借来的，我们能不能发动各界，给他们搞点募捐？”
“好！”邓宝珊笑笑，“那我先带头捐1000元……”
两人还就开展民运、开放言论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直谈到深夜才依依惜别，由邓宝珊派车将谢觉哉送回办事处。
在谢觉哉的启发、鼓励下，邓宝珊不仅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工作给予有力支持，还暗暗支持自己的二女儿友梅，跟一大批进步青年从三原去了延安。
对于青年学生，邓宝珊一贯很喜欢接触和交往，发现人才，奖励后进，悉心培养。北平、南京、上海……每到一地，他总要挤出时间，设法跟那里的甘肃留学生见面。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学好专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有时还交给一些工作，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甄载明，就是他关心、帮助、营救过的许多进步青年中的一员。
1935年8月，邓宝珊因公去南京。在甘肃学生欢迎会上，正在陆军兽医学校就读的甄载明认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乡贤。甄载明毕业后，听从邓宝珊的建议，正准备返乡去山丹军马场工作，适逢西安事变发生，交通阻绝，便待在南京赋闲。不久，邓宝珊为斡旋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来到南京，便将甄载明带在身边，暂时替他办事，一起住在首都饭店。因再未带人，电报、信件、接待，都交给甄载明办理。
“载明！”有一天，邓宝珊写了张条子，交给甄载明说：“我来时没有带钱，你找军政部长徐永昌，去借点钱！”
甄载明去徐公馆，徐永昌一见条子，十分客气，二话没说，就命人取出1000银元，派车送甄载明回到饭店。邓宝珊把这笔钱交甄载明保管，只叮咛记清开支账项，如何开支再也不去过问。
甄载明有点奇怪，探问徐永昌同邓宝珊的关系。邓宝珊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跟次辰是老朋友了。我们的政治见解，虽然大不相同，但相互之间，感情一直很深。交朋友，可不能以党派划圈子啊！一个人政治上的进步，并不能保证他道德高尚。任何党派，都有可以信赖的人，都有不可交往的人……”
邓宝珊这番出自肺腑的交友之谈，在甄载明耳边回响了数十年。
后来，当甄载明回到兰州，他的工作单位已由军政部调换到新一军。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遭到特务嫉恨，曾两度被秘密逮捕，都是邓宝珊通过各种关系，将他营救出狱。
1937年9月，日寇步步进逼，张家口、大同相继失陷，太原、包头危在旦夕。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将邓宝珊的新一军（包括鲁大昌的一六五师），和驻榆林的高双成八十六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令其进驻榆林，堵击日军西侵。
新一军官兵欢呼雀跃，摩拳擦掌，立即开拔。邓宝珊命令部队按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经平凉、西峰镇、环县、定边向榆林出发，自己只带领参谋长俞方皋、参谋赵一清和两名译电员，乘飞机先期飞赴榆林。
出发前夕，兰州各界在东校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欢送会。面对家乡父老同仇敌忾、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奔赴抗日前线的感人情景，邓宝珊双眸闪烁着兴奋的火花，向巍巍兰山，向滔滔黄河，宣誓一般，发表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最慷慨激昂的讲话：
“父老们、同志们、朋友们：有这么多人来欢送新一军开赴抗日前线，使我满腔热血像黄河一样在胸中翻滚！多少年，我们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今天，才能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去跟日寇拼命。抗战可能是长期的，也肯定是十分艰苦的，要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只要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团结对敌，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炎黄子孙！……相信我们吧，父老们，陇上健儿决不会给家乡丢脸！让我们把前方和后方结为一体，在抗战的烈火中，争取国家民族的振兴！……”
飞机就要起飞了。甄载明领着一大群青年学生拥向舷梯旁，千言万语，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里喷涌。邓宝珊摇着手，深情地叮嘱他们：
“暂且留在后方吧！如果需要，我就给你们写信。宣传抗战，唤醒民众，兰州的工作也还需要你们……”
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儿，顿时，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战歌声，伴和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响彻机场上空……
注：
①何振中：当时兰州著名的秦腔演员。
②放桑：将松柏枝叶点燃起火后，加放酥油、炒面。为藏民迎接活佛的隆重礼仪。
③邓家二爷：邓家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