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陈奇涵奉毛泽东之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件再次来到榆林，会见了邓宝珊。信日：
宝珊仁兄左右：近月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藉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戎绥！
弟毛泽东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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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毛乌素大沙漠北沿的伊金霍洛荒漠草原上，正是一年的黄金季节。一簇簇茂盛的红柳，花枝招展，婆娑起舞，一丛丛茁壮的芨芨草，精神抖擞，坚忍不拔。金黄的鞭麻，淡紫的甘草，以及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野花，都在抓紧时机，展示着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页……
邓宝珊一行，由精通蒙语的神木县十八台自卫队长张世华作向导，从宏伟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园出发，在西斜的烈日下，翻过一道道沙梁，策马北行。凭借往日的记忆，邓宝珊边走边仔细察看地形，在一片起伏的波状沙丘间，终于找到了那个他梦牵魂绕的小草滩。两顶蒙古包和畜圈一如当年，只是经过21年的无情风雨，显得更加陈旧破烂。
很少有外人探访的蒙古包前，突然有一伙远客光临，几只忠于职守的长毛猎狗，立刻发出惊诧的吠声。邓宝珊让张世华先去向主人说明来意，自己下马慢慢来到包前。
老牧人一家喜出望外，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虎头虎脑小孙子，一起出来迎接贵客。经张世华介绍后，邓宝珊首先向老牧人夫妇问好：
“阿毛三？”
“三，三！”全家齐声回答。
白发苍苍年过七旬的老牧人，睁大眼睛将邓宝珊上下端详了一遍，回头对儿孙说：
“他就是我当年在沙梁下碰见的那个后生，现在做了大官。面貌体态没有变，只是显得老气些了。”又笑着专对儿子说，“劳耐！那时你去包头换货，你俩没有见面。今儿他来了，有缘！有缘！”
邓宝珊叫随从送上礼物：一条榆林产的提花毛毯、两瓶汾酒、两块砖茶、两盒点心、两包白糖，还有用红纸包着的1000元法币。然后，向老夫妇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
“老伯父、老伯母！些许礼物，聊表敬意。”
老牧人双手抱拳，不知说什么话好，结巴了一阵，用他熟悉的那句汉语说：
“谢大人赏——！”
邓宝珊不禁一阵心酸。宾主进帐后，主人用奶茶、酥油、炒米待客，邓宝珊跟老牧人慢慢叙谈——
那还是1917年的冬天，老牧人赶着晚归的羊群正在回家。忽然，他发现沙梁下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咦！是活人还是死人？他走近仔细一看，是一个面色黑红、浓眉阔口的汉族青年，在昏睡不醒。身穿青布棉袍，头戴灰呢礼帽，脚上一双布鞋，磨烂的后掌缝里，还沾着干结的血迹……
好心的老牧人，凝视着这个与自己的儿子年岁相仿的青年，大声呼唤。那青年惊醒坐起，连忙欠身说道：
“老伯！我由包头前住榆林。昨天半夜起身，一天多没敢歇缓。今儿过午走到这里，干粮吃完了，水葫芦也空了，饥渴困倦难耐，便躺下休息。不料睡到这时，多谢您把我叫醒……”
牧人听不懂青年的汉话，伸手指指即将西沉的太阳，把手掌往地下一按，又指指前面的沙漠，在地上划了好几个圈圈。意思是：天快黑了，住下吧，夜间过沙漠会迷路，走上一夜，还绕着一座沙丘在转圈儿呢！
可是，青年也不懂牧人的心意。牧人急了，拉青年一把，指着羊群吆喝。青年便赶着羊群，随牧人而去。翻过两道沙梁，来到一个三面环沙的草滩边上。两顶蒙古包，一个畜圈，一眼水井，井边一个长木槽，牧人的妻子正往木槽里打水。羊群一拥而上，喝完水，自动进圈。青年帮牧人收拾好圈门，一起走进蒙古包内。
火盆里的羊粪烧得正旺，大铜壶中飘出扑鼻的奶茶香。牧人的妻子端上酥油和炒米，在三个碗中各盛半碗炒米，先给青年双手递了一碗。青年接过放下，向主人双手合十顶礼，接着泡米喝了一碗茶，待碗中炒米软后，拌上盐和酥油吃起来。饥肠辘辘的青年，饱餐一顿，酣然睡去。因为他只会几句蒙语，与主人无法交谈。
次日天刚亮，牧人叫起青年，款待他吃了手抓羊肉和羊汤泡米饭，送给他一双哈登（短筒毡靴），又给他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牧人的妻子还送上装满水的葫芦。牧人指指南面的沙漠，说：
“阿毛三，牙步、牙步！”
这句话青年一听就懂，意思是：您好走。于是，向好客的牧人深深鞠了一躬，说：
“三，阿毛三，升。”
意思是：您好在好在。牧人高兴地笑了起来。
青年边走边依依惜别地回头张望。牧人目送青年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现在，大家听邓宝珊和老牧人讲述了当年的这番奇遇，对老牧人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由于老牧人的儿子劳耐会说汉语，又有张世华翻译，老牧人还同邓宝珊就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您在榆林当总司令，来伊金霍洛有何公干？”
“投降日本的东蒙德王，和汉奸王英、李守信等勾结日寇，企图把成吉思汗灵榇抢去，以便欺骗蒙族百姓。我报请中央移灵，国民政府委我为移灵大员，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的沙王和马占山将军为副大员，前来移灵。要把大汗的灵榇移送到安全的后方去。”
“好啊，这下德王就没法迷哄人了。……可您能把日本人堵住吗？我们这里不会遭殃吧？”
“我在包头滩布兵驻防，从神木到达拉特旗的黄河防线，也有重兵把守，请老伯父放心，鬼子是过不来的。”
“今晚，请您在我家吃饭过夜吧！”
“谢谢了，今晚我要在陵园宴请沙王和各旗王公，请伯父和劳耐兄弟前往作陪。”
“那怎么行啊！我们祖祖辈辈是沙王的子民，怎敢和王爷在一起吃饭……”
“不必顾虑，老伯父是我的恩人，我向王爷们说明，王爷就不见怪了。请上马吧！”
“那我就大胆了。”
夜，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30里处的成吉思汗陵园，一改往日的肃穆气象，灯光人影、笑语喧喧。高大宽敞的帐篷里，邓宝珊、马占山、伊盟沙王和各旗王公以及老牧人父子，频频举杯，开怀饮宴。邓宝珊向大家介绍了老牧人父子，并讲述了他当年蒙受一饭之恩的故事。王爷们大受感动，在沙王带头下，各向老牧人敬酒一杯。酒酣耳热的沙王，望着邓宝珊，敬重地说：
“总司令！想不到你对我们蒙古人这么情深义重。上自大汗的灵榇，下自一个普通的牧人，都在您心里搁着。”
“王爷！”邓宝珊缓缓站起来，深沉的目光看看大家，慢慢说：“蒙古人、汉人、藏人、维吾尔人……都是同胞弟兄。成吉思汗，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德王投降日寇，这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只有团结抗战到底，才能告慰成吉思汗的在天之灵。想想看：如罘在我们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这块土地上，居然心甘情愿地插起了膏药旗，那我们还配作成吉思汗的子孙……这次移灵，承蒙各位王爷帮助，希望我们能继续同心协力，顺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王爷们听着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谈，一边举杯，一边点头。
第二天，在陵园前面广阔的草地上，按照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祀仪式。从伊克昭盟各旗赶来的数千名蒙古族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奏着悦耳的马头琴，同奉命移灵的蒙汉王公官员，护灵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激动人心的盛典。
当年，成吉思汗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将遗体安葬在了霍洛伊金草原。但是，不仅没有堆砌坟头，而且派一队骑兵来回驰骋，等第二年春草发青后，谁也再无法辨认。安放在银棺中的，只是他的衣冠，可这衣冠，就如同佛教徒敬奉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一样，已成为蒙古族人民崇敬的圣物。
祭祀由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的沙王主持。祭祀完毕，在披挂珠缨、装扮为菩萨的16名舞女的陪护下，将安放在灵包内成吉思汗夫妇的灵柩，缓缓抬上了灵车。同时，将成吉思汗生前所使用过的武器——蒙语称之为“苏鲁锭”的用敌人的头发作缨饰的长矛，也装进了灵车。然后，仿佛当年欢送这位一代天骄率部出征一般，军乐大作，骏马嘶鸣，彩旗飘扬，香烟缭绕，数百名喇嘛手数念珠，跪伏在地，虔诚地祝祷。灵车，在一派庄严而热烈的气氛中，由四匹骏马牵拉，在护灵部队前导后送下，徐徐向南而去。
到了榆林，改乘汽车，经过延安、西安、兰州，将成吉思汗的灵柩，一直运到了远离前线的大后方——甘肃著名风景胜地榆中兴隆山。灵车所过之处，沿途都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举行路祭。
移灵活动，对蒙古王公中投靠日寇、分裂祖国的卖国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绥蒙局势，增强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移灵活动，当时拍了电影，在国内外放映，对宣传中国的抗战，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也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秋天，移灵活动结束不久，立法院副院长张继和复兴社特务头子贺衷寒，率领战地慰问团到达榆林。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随团同行。
邓宝珊主持召开了榆林各界欢迎慰问团大会。一生多次左右摇摆的国民党元老人物张继，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不冷不热的慰问讲话之后，贺衷寒接着讲演。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介石的心腹、复兴社的常务干事，撇开抗日不谈，却大肆宣传他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在这样的场合，狼嚎似的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在抗战以来的榆林还是第一次，自然引起各方面的纷纷议论。
对一贯狐假虎威的贺衷寒其人，邓宝珊本来就没有好感，特别是对其选择在榆林大放厥词更为不满。他十分清楚，这位复兴社特务头子不仅在攻击共产党，而且在榆林和延安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然而，要进行反驳，又不便亲自出面。
在此之前，邓宝珊已接待过访问榆林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颇为了解。现在，对热心抗日宣传的著名作家老舍，自然十分欢迎。除集体宴请之外，还将老舍单独请到自己的书房，品茗长谈。
“……邓先生！你问重庆各界对抗战的看法？抗战、抗战，显然是一个并不协和的二重唱。我来榆林，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身穿西服的老舍，温和的目光透过近视镜片，望着邓宝珊文雅地说。
邓宝珊笑笑：“我是个军人，能有什么声音！不过，我倒喜欢中国不止有一种声音。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人们才会有个比较。知道谁在实心实意抗战，谁在浑水摸鱼，欺世盗名。”
“有意思。单凭这句话，我就认为你并非仅仅是一个军人！”老舍说着，顺手拿起茶几上一本延安出刊的《团结》杂志翻了翻。“如果仅仅是一个军人，恐怕也难以在榆林这样的地方应付局面……”
邓宝珊沉默片刻，说：“舒先生！你们作家写小说，贵在含蓄，高明的作家总会相信读者的眼光。说到声音，有时确实会‘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我想，对欢迎会上个别人的言论，你也许并不欢迎……”
老舍会心地一笑，点头表示赞同。
但是，一些具有特殊嗅觉的东西，却马上从贺衷寒的言论中，嗅到了他最喜欢的气味。9月17日晚上，榆林文化界在职业中学礼堂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同时欢迎老舍先生等人访问榆林。
邓宝珊应邀出席，并同老舍都作了热情洋溢而又充满风趣的讲话。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活跃。不料，会议即将结束时，来历不明的“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突然跳上椅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同胞们！请不要再受共产党的蒙蔽和欺骗！抗战、抗战，不就是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游行、喊口号闹起来的？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儿戏，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终于流产……”
这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激起与会者的一致愤慨。大家齐声高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数的森林煤矿……”
用催人泪下的救亡歌声，把这为虎作伥的无耻之徒轰了出去。
会后，在邓宝珊授意下，由老舍、张西洛、汤昭武、沈求我、杨令德等文化界人士出面，将赵尺子的汉奸言论公之于众，召集各种会议并在杨令德主编的《陕北日报》上，进行了批驳和声讨。同时，由杨令德主持的榆林新闻记者协会，决定开除赵尺子会籍，并要求当局将其驱逐出境。人人喊打的赵尺子，为了赖在榆林，多次求见邓宝珊。邓宝珊始终拒之门外，不予接见，迫使以“边疆通讯社”为掩护的中统特务赵尺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去避居西安。此事恰如其分的处理，对心怀叵测的贺衷寒及其在榆林的特务走卒，给了一记巧妙的耳光。
不幸，贺衷寒来榆林的活动并非事出偶然。随着蒋介石对《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的秘密发布，从1939年冬天起，在全国范围内，接连出现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陕北，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先是“绥德事件”。绥德既设有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也有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何绍南，是个著名的摩擦专家，一贯反共，横征暴敛，常常挑起事端。为了保卫边区，中共中央从山西调回三五九旅，由旅长王震接任警备司令，同何绍南针锋相对。何绍南被王震斗败，逃往西安，包介山继任绥德专员。包介山赴任时，却将何绍南化妆藏在车内，秘密带到绥德。事情败露，被八路军“礼送”出境，何绍南、包介山便想躲到榆林。当何绍南、包介山走到米脂和榆林之间的镇川堡时，邓宝珊、高双成下令制止他们前进。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谎报国民党中央，妄图煽起反共舆论。邓宝珊如实反映事件经过，使何绍南、包介山贼喊捉贼的闹剧，一时成为笑柄。而榆林和延安的关系一如既往，未受任何影响。
接着，新十一旅和八路军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件。这个旅大部分驻守三边，成分比较复杂，与八路军留守部队平时尚能友好相邻。但在贺衷寒来过榆林后不久，受反共分子的挑拨煽动，其中有个连队同八路军发生武装冲突，被包围缴械。事件发生后，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幸灾乐祸，大肆渲染，妄图挑起更大争端。三青团负责人榆林中学校长杨尔琮夫妇，登门拜见邓宝珊，火上泼油，说得唾沫乱溅：
“邓先生！打狗还看主人哩。新十一旅是先生从甘肃带来的家乡子弟兵，可不能叫人白白欺负！共产党不给先生面子，先生也得给共产党一点儿颜色看看……”
“是啊，共产党从来就不讲信义嘛！听说先生当年在河南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最得力的刘旅长，就是叫共产党偷偷戳死的……”
“嗯，这回先生要不态度强硬，就会危及先生的威信！”
“对啦！连我们榆林教育界，也会愤愤不平……”
校长夫妇鼓动如簧之舌，说了一段水平不错的相声，邓宝珊却只回答了一句：
“谢谢你们的关心！”
其实，事件一发生，邓宝珊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请派南汉宸前来商谈解决。不几天，南汉宸到了榆林，八路军也将俘获的那个连队送还新十一旅。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惟恐天下不乱的人阴谋成为泡影。
通过以上这类事件的处理，蒋介石对大辩若讷、外方内圆的邓宝珊，更加感到难以对付。于是，对于特别重大的机密任务，便绕开这位总司令，直接命令军长高双成去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