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高等教育当作特殊产业来办，要树立教育成本核算的观念．用教育的产出（包括人才培养、科技开发与推广、社会服务）来补偿教育投入。计划经济下的教育无视成本核算，财政拨款按一定比例递增，而不顾教育规模的增减；收费标准凭划一的主观臆断，而不计学校设施的好坏。在这种情况下，事业发展越快就意味着生均教育经费减少，教育设施越先进造成入不敷出的情况越严重。为此，应在教育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财政拨款与缴费上学的平衡机制，即在财政核拨的生均经费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必须相应提高学生的收费标准；反之在学生家庭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则必须相应提高财政拨款的比重，以确保学校教学工作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第二，把高等教育当作特殊产业来办，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新体制，形成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逐步形成中央、省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目前，一些省市的普通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政府办学，职业技术教育也是大部分由政府包揽，连成人学校也多数是政府或部门办的公办学校，这种办学体制亟待改革。当前，应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建立多元化办学体制为目标，大力发展民间办学，特别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为生产第一线培养大批实用型人才，努力提高广大在职从业人员的素质。
第三，把高等教育当作特殊产业来办，要引入学校自主经营的市场机制，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变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基本由政府主管部门来配置和调节的单一模式，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合理、科学地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背景下，一大批部门办的中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条块分割而导致的小而全、低水平重复。已严重制约了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一些学校的主办单位准备“断奶”或人为压缩招生规模，有的主办单位只拨教师工资，无力解决生均经费，使学校陷入生存危机。面对这一现实，有必要选择少数学校进行“公有民办”的改制试验，即把原有的公办学校改为民办公助，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校产仍归部门或集体所有，学校按民办方式运行，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学校有权自主招生、自主聘任教师、自主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同时，推进共建、合作和合并，通过教育资源的重组和优化来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和教育质量。
第四。把高等教育当作特殊产业来办，要适度引入竞争机制，树立并强化竞争出活力、竞争出效益、竞争出质量、竞争出名牌的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竞争机制引入非义务教育领域已势在必行，通过质量竞争来推动事业的布局优化。要建立教师队伍的动态化机制，在实施教师资格证书的同时，要加快实行教师任期制和“双向聘任制”的步伐。
把高等教育当作特殊产业来办，不是把学生当作商品，把学校轻率地推向市场，也不是抹煞教育自身的规律。使之混同于一般产业，更不是主张以营利为目的办学，而是坚持从教育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出发，结合运用产业规律来发展教育。
六、增强国家调控能力，积极开发教育资源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更加明晰，教育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越来越成为各高校关心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效益仍然较低，重复设置高校，条块分割，规模效益偏低，结构布局不够合理，各个高校相对封闭办学，人力、设备资源没得到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合理配置。为此，我们要切实转变观念，树立规模、结构、效益、质量的全面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必须坚持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者协调发展的方针，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
从国家调控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是一种新型调控资源。是国家调控网络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调控作用。积极开发教育资源，增强国家调控能力，是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共同需要。
50年代以来的世界教育已出现历史性的发展趋势：从普及初等教育走向普及中等教育和推广高等教育，从青少年教育走向终身教育，从单一教育走向包括成人和职业教育等在内的多元化教育，以及走向教育国际化和教育手段科技化；而且，更大的社会需求和投入产出正在推动教育的产业化发展。这些多样化发展表明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广泛开发，共同特征是面向社会的大众化。即教育机会突破各种障碍，全面向社会开放。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教育功能。同时，当代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对于深入广泛地开发教育事业对社会的调控功能。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以下重大挑战和要求：一是教育的基本矛盾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教育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不仅要求教育事业提供大量人才，也要求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大规模发展，以便充分发挥调控作用减少就学就业阻力，以保障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三是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过渡；四是如何有序地迅速开发各种教育经费来源，确保教育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和大力增强国家调控能力。简言之，这些反映出开发利用教育调控资源与实现国家调控目标之间的差距。
结合我国就业升学的压力看，高等教育应从单纯知识教育向兼具社会调控作用的方向继续作重大战略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双重需要。充分发挥“调控水库”作用。高等教育应在保证少数重点院校的“高、精、尖”和一般院校个别优势系科的同时，向大众化方向优先发展。一是大力和迅速扩充教育规模，尽快开发一切教育资源，扩充“调控水库”容量。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和大规模化，使教育充分发挥大规模调控作用。三是入学和课程安排的机制灵活化，便于“水库”灵活调控。四是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面向广大社会和适应国家调控需要。教育的调控作用还可通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正确解决考试压力过大和学校应试教育的弊病，使教育改革针对“供不应求”这个利益矛盾根源而深入进行，防止因“供不应求”而无意形成不良垄断效应；还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规模经营和竞争提高教育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加高校和教师收入，容纳社会下岗人员。
七、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到1996年，我国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032所．在校大学生445万人（其中全日制学生302．1万人）、研究生16．2万余人；拥有成人高等学校1138所．在校大学生122．7万人（主要是非全日制）；两类高校合计在校生人数达584万人。此外。1996年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达864万人次。经过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学科门类齐全、多规格、多形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规模属世界前列的高等教育体系。
重视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要靠经济的发展。在当代，经济的发展除了要建立起相宜的经济体制外，则主要有赖于科技的进步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而科技进步、国民素质提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教育。因此，将巨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是我国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共识。我国政府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落实这一战略方针。这样的共识，这样的方针，就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动因。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而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也以年均7．4％的速度增长。截至1996年，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共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专科以上毕业生1547万人。其中专科生1009万人，本科生499万人，研究生39万人，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发挥了巨大作用。
上述表明，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1996年的大学生毛入学率仅为7．07％，每10万人口拥有的大学生仅为470人，因而还远远谈不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生源经过严格选拔的“英才教育。”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十分艰巨。
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迎接21世纪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下大力气继续发展高等教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民群众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而普遍提高了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为我国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尖锐的矛盾之一，就是发展速度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要求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的社会压力仍然与年俱增，要求实施“大众化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
现在的决策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的问题。这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是一个拥有12．2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但1996年的人均GDP按标准汇率折算成美元也只有674美元。在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水平上，一方面，无法与人均GDP（GNP）5000、1万、2万美元的国家相比拟，近年来已经开始出现大学毕业生局部就业难的苗头。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走出“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境；1996年高中及高中以下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高达23775万多人。加上岗位培训、扫盲教育等，在校接受教育的人口超过3亿；而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尽管年年增长，1996年也只有2262．34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3．3％，远低于世界平均5．1％（1991年）的水平。有限的经费必须首先保证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不能不受到这一因素的强力制约。
这样看来，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距“大众教育”尚远，国情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只能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