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教育改革，既呈现了开放性的发展趋势，也出现了由于开放而对经济落后和处境不利地区的大学缺乏制度性保护的态势。对于竞争力强而社会资源丰富的大学群体而言，教育的开放为他们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大学来说，他们可能在激烈但起点不均衡的竞争中苦苦挣扎，这就出现布迪厄所谓的教育的社会再生产特征。或许这是转型期的固有特征，一切既在解构之中又在重建之中。因此，大学竞争机会及竞争的不平等，只能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大学组织自身的双重努力，而不是单纯的市场机制就可以获得解决。关于教育与社会在转型期的关系形态问题，吴刚教授认为：
第一，当社会选拔的标准从政治出身或个人品行转向绩效时，教育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作用就逐渐加强，尽管从路径分析看，社会出身（父母的教育和职业）仍然对个人职业获得有影响。
第二，教育获得过程首先是一个文化资源获取的过程。它通过日后市场的经济回报获取经济资源，或者通过特定资格的选拔进入管理阶层而获取组织资源，从而在文化、经济和权力三方面增强个人的社会地位。
第三，由于教育体系的开放和制度性保障的解除，不同地区和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反而在转型期有所扩大。
第四，由于教育的社会升迁作用加强，教育的公平对个人的社会公平更重要。教育既然是社会流动的渠道，教育的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差异有高相关性，为了实现规范的社会流动，在我国要保证教育的普及，首先要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取消对教育的限制；其次要降低教育费用，使全社会都能机会均等地通过教育实现流动；第三是考虑如何在不减少特权阶层的教育优越性的同时，促进弱势群体获取教育。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学，在“解构与重构”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竞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得大学对经济的依附性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在实质上将区域间大学置于不平等竞争状态下。
一、政府教育决策机制与区域大学发展的不平衡
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众的纳税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同样遵循这一普遍规律。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采取了自东向西的梯度推进战略，使原已存在的东中西部差距和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东部沿海地区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中、西部地区则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较深，国有企业包袱深重，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发展与体制的差异使区域内纳税人对教育需求产生较大差异。在发达地区纳税人相对具有更大的选择权利，从而使纳税人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有相对有利的地位。而落后地区纳税人对教育的需求较弱，纳税人相对选择权利要小得多。从经济角度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区域的发展优势尤其是经济优势，将对教育需求产生直接导向性影响，即教育发展的差异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而不断扩大。要改变这种情况，显然只有通过政府干预，即通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改变落后地区纳税人与政府博弈中的不利地位，刺激中、西部的教育需求。
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一样，总是力图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政府向大学的投资在二者处于平等地位时就会像在市场上一样最终达到市场均衡。但在大学隶属于政府时，大学没有权力与政府讨价还价，政府肯定会压低投资水平。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各个行业中计划体制印记最深的体制之一，大学的自主权利、法人地位并未落实，大学被视为政府的延伸或附属品。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使得大学，尤其是地方性大学，从本级政府获得的经费，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加之落后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资源流动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学与政府地位的不对称性，政府当然乐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结果使区域间大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
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区域间大学发展的不平衡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之一，而高等教育的产品——大学培养的人才同其他各层次的劳动力一样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资源。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是否投资于教育关键在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教育投资收益是在劳动力市场实现的，人们的教育投资只有当其转化为生产能力时，才能通过生产能力的提高获得更高的收入，也才有可能发挥出教育的社会升迁作用。杜育红博士以筛选理论研究教育需求和供给时，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信息的获得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而社会与个人对教育的需求不仅来自于教育能提高人的劳动能力和教育的消费性，而且来自于教育的信号作用。在不完全信息的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信号作用对于社会来说是提高劳动力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个人来说是提高个人收入的必要前提，但教育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并不是累积性，只有在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后，教育才对收入起作用。
教育信号对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的作用，可能产生两种影响：对教育需求的不足或过旺。如果劳动力市场完备、市场化程度高、教育需求越广阔。相反，劳动力市场不完备，教育需求则不足。
如前文所述，20年来的梯度推进的改革战略，我国区域间差异日渐加剧，区域间劳动力市场同样表现极大的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形成完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健全的用人机制，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既没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又缺乏先导性宏观政策的优惠，劳动力市场可谓硬件滞后，软件失缺，劳动力市场信息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在现行的大学招生体制下，欠发达地区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显然比发达地区少许多，其结果必然造成区域间大学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
三、产业结构与区域间大学发展的不平衡
现代大学，若从其具有的经济功能来看，其本质与企业培训有类同之处。企业培训的需求是由该企业所需技术水平决定的。如果该企业属于传统的第一产业，主要以较为原始的方式进行耕作，那么对这一企业从业人员的培训需求就要小得多。如果该企业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那么其培训需求就会强烈得多。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个人预期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则个人的教育需求就较为强烈。如果个人预期将在传统的第一产业就业，则其教育需求相应较小。对于社会来说，如果其产业结构中传统的第一产品占主导地位，从单纯的现实经济利益来讲，社会的教育需求也会相对较小。反之，如果技术含量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则社会教育需求较为强烈。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了大幅度增加，与之相对应，西部第一产业比重仍然偏大，超过东部近10个百分点。
西部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程度较低，且第一产业以传统农牧业为主，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低下，社会化生产分工不明确，专业化程度不高，第三产业发展受到抑制，市场发育程度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市场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如果考虑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可以初步确定，“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沿海东部地区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已进人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教育是一种需求拉动的经济行为，区域间教育需求的差别是区域间大学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而产业结构的现状与调整趋向，都会影响到教育需求的增减，因而对区域间大学的发展，产生或推动或延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