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与现代化建设几乎同步，中国佛教的恢复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之一。惟贤法师与昌明法师各自在西南与华中，成为人间佛教的擎天柱。
一、“松柏经冬万载青”
惟贤法师（1920一），俗名邱兆红，四川蓬溪县人。1920年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生于黑堡堰村的农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四姐邱兆莲抚养。当时四川地方军阀之间的混战不断，他家的生活比起一般农民更是分外艰难。但四姐也深知有文化对一个孩子前程的重要，故省吃俭用，供7岁的小兆红读私塾。兆红也分外懂事，三年间读熟了现在多数大学生也不了解的儒家四书五经。但随后便因生计窘迫，在蓬溪白塔寺拜定光法师出家。定光法师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于是继续供他上学。惟贤出家后曾以小沙弥的身份写了一篇习作《小沙弥的新年》，被刊于蓬溪县报上。这在当时足以令周围的人对这个小和尚刮目相看。小学毕业后，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在南充创办的“龟山佛学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王恩洋居士的人品、学问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使他对佛法与儒学都有了深入的基础。
1936年，惟贤来到了重庆缙云山，被太虚创办、太虚弟子法尊主持的汉藏教理院录取。于是他如鱼得水，在佛学的海洋中尽情遨游。由正科到研究科，不断精进，还学会了英语、藏语。他在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月刊以及《佛化》周刊上发表了学习研究唯识学、因明学的论文，初步显露了才华，也获得法尊法师器重。1937年9月，太虚来到了汉藏教理院。自此，惟贤也经常聆听太虚讲学，了解了人生佛教及其原理——真现实论，深受教益与鼓舞。如今，他恐怕已是曾经亲聆太虚《真现实论》的唯一在世者。惟贤回忆说：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方面、学术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弘扬佛法方面的贡献，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一生对佛教始终坚持不改变志向，都是受他们的影响。”[16]在太虚弟子中，经历了严峻的时代考验的，像惟贤法师那样献身佛教的人不在少数。
1938年，由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逾两年，他已从汉院毕业，复由开县大觉寺松雪法师授以具足戒。
1941年，松雪法师在开县创办大觉佛学院，年轻的惟贤法师先后任该院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编写了《唯识纲要》、《因明纲要》等讲义并授教。他还创办了在四川有一定影响的《大雄》月刊，亲任主编。当时太虚在重庆金剑山筹设了大雄中学，并书赠语“如释迦牟尼佛在宇宙中为一能遍觉能普救之大雄”[17]。惟贤则“根据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精神，‘菩萨大雄’（而）这样命名”[18]。惟贤当时还著有《心经讲录》、《淡泊诗集》、《大觉诗稿》等书，尤以《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一文，呼应太虚名文《知识青年僧的出路》。1947年太虚圆寂，惟贤也像全国佛教青年一样，倍感哀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贤任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并参与了重庆市佛教协会的筹备，担任了筹备工作组秘书长。但自1954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近27年，才平反获释。在狱中，佛教信仰给他以坚定的支撑，由此他认为：“人生本是苦的、无常的，我的遭遇其实是在消旧业。”佛法讲“修行要难修能修，难忍要忍。经历困苦，一方面可以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激励自己要根据佛教的人生观，以求得心安，解脱生命、出离生死为修学的第一要务，将生死问题置之度外，只要在世上过一天，就要好好研究佛法，以佛法来鼓励自己，求得受用”。正是“坚持佛法的正念，将27年生活度过来了，这就是佛法给我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19]他谈得平静，但对历史、对监狱生活有所了解的人谁都知道，如没有信仰，这会是何等煎熬？
1980年，惟贤来到劫后残破的重庆慈云寺，致力于恢复与修建。该寺位于重庆南岸狮子山，对岸是著名的朝天门码头。据传始建于唐代，而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85）得以重建，原名观音庙。1927年，云岩法师进一步扩建，改为十方丛林，并更名慈云寺。1941年1月，太虚曾设“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于此，并多次驻锡，也在此写了一些文章。[20]
惟贤法师除了担任慈云寺住持外，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其近年讲经讲学论著如《（大般若经）之精华》、《心经讲记》、《般若与人生》等已汇编成《般若与人生佛教》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二、继承与践行太虚人生佛教思想
惟贤曾说：“我于16岁考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学习，大师是我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己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思想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着佛教界。学院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开办了汉藏佛学和佛教史、文学、国学、史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来院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我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受到了系统的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汉藏教理院的院训是‘澹宁明敏’，澹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识因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至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21]其实，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仍是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指导，遵循太虚的人生佛教理念，则是惟贤法师的僧格弥坚弥高的精神源泉。
在当代大陆僧伽中，只有惟贤法师，才“不管在哪里开示，都会讲到人间佛教，不管讲哪部经典，同样也会落实到人间佛教”。而与许多法师同样的是，在就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法门才能够救世”的提问时，惟贤答道：“在佛教来讲，佛法所有法门都能救世，但佛法有原则，有方便，具体来讲，就是要契理契机。契理就是符合佛教的原则，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契机就是要适合时代（社会），根据地方不同、人（根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而行方便法门。过去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现在赵朴初提倡的人间佛教，都是以佛法精神做人世事业，达到二谛圆融，那么这个人生佛教以及人间佛教的具体内容，就是当今最契理最契机的法门。”[22]当然在当代，这点已成了常识。但惟贤对太虚人生佛教的具体内容还有自己深入的理解，他说：“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乘为主，兼修菩萨行。”首先是“要做个完人”，然后是如菩萨、佛一般地超越自性，“也就是最伟大的人。这一点，并不是一般的神秘化，（而）是人格化”。惟贤以他亲眼目睹证明，太虚本人就是奉行人间菩萨行的典范：太虚虽然名声很大，但“个人生活简朴，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因为我亲近了他大概有十年时间，耳濡目染了他的教诫和个人生活。他老人家生活很简朴，经常穿一件灰布衣服”，“早晨吃稀饭馒头和一点咸菜，中午两菜一汤。另外，居士供养的钱财，他全拿出来做好事，周济贫困学生”。居士不忍太虚生活太苦而供他的食品也完全交出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23]惟贤不但自己也这么做，还领导慈运僧众这样践行。在使古刹重光之余，还继承与发扬太虚的一贯作风：外重弘法利生，内重提高僧伽素质。
在弘法方面，由于老人德高望重，四方邀请应接不暇，而他不顾古稀之年，四处奔波讲经、传戒、参访。先后出访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并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云南鸡足山、浙江天台山、江西庐山、无锡灵山……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利生方面，首创佛教的“希望工程”、“母亲工程”，强调办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救济扶助贫困失学儿童，帮助下岗后就业难的妇女。为此创办了慈云“佛教慈善功德会”。
在佛教自身建设方面，他自己严持戒律，修行不辍就不必细表，老人更关注的是佛门下一代，培养佛教人才。为此，他开办了慈云寺僧伽培训班，后又亲任重庆佛学院院长。他熟谙太虚办学模式，并归结为四点：1．在课程上佛学为主，世学为辅，使学僧在佛学、世学两方面都能够有较高的、全面的研究和认识。2．在修持方面，对上殿、过堂、诵戒都很重视。3．在生活方面讲究朴素，太虚大师本人节衣缩食，以身作则。4．设置的学制循序渐进，学生毕业后有所成就。惟贤还注意把过去办学经验与当代实际结合起来，针对佛教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现在“尽管提倡学修并重，但实际上学重于修”。“当然在硬件方面，不管是教室、教具、设施、学生待遇等方面都比过去好。但在培养学生能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方面，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其实，惟贤法师在此不但不反对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高科技手段，他在国外访问期间，还表示要学习电子化、网络化等先进弘法方式。八旬多老人依然与时俱进，乃太虚门风使然吧？他还认为，应借鉴太虚当年学制，“否则两年、三年学僧毕业后出来就当家、做会长，我觉得还不成熟”。“在时代潮流中，佛教与佛教徒应该在思想建设、净化人心、维护社会方面以身作则，从文化方面对思想净化起到一定作用。”“对学僧的教育一方面要接受历史的优良传统教育；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如何使佛法振兴，对社会人心，对世界作出贡献。”[24]这些建议都有相当大的针对性，无疑都不错，关键还在如何进一步落实。
惟贤以诗明志：
太虚倡导菩萨行，人格完成即佛成；
朴老契合新时代，谛圆融独创新；
鞠躬尽瘁呕心血，松柏经冬万载青；
继往开来承遗志。人间佛教点明灯。
三、教研唯识行在净土
惟贤说：“我一生之所以在唯识学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得益于王恩洋先生的教育。那时我们看书首先要求背诵，像《唯识三字经》、《佛教三字经》、《八识规矩颂》、《二十唯识颂》等经典，都必须会背。接下来就是解，然后再贯穿（领会）整个意义，抓住纲要。而且在学的时候，做到眼睛看、耳朵听、心里记三结合。”青少年时期的这样学习，使法师一生都很受用。背的时候虽难免枯燥，但以后常给人以回味无穷，给人新启。以至惟老八十多岁讲授《唯识学在佛法中的地位》时，名句典故依然随手拈来，听众深感“简直就是一部活字典”[25]。
其实，不仅王恩洋，太虚也是一位唯识学大师。他与欧阳渐、王恩洋在当年常常切磋唯识学，他们之间的争议更促进了唯识学研究的深入。惟贤得到两位大师的传授，其唯识学养因而长进深入。晚年著有《唯识札记》，惜迄今未能出版。他认为：“般若经典主要是‘破’，破邪才能显正；而瑜伽的法相唯识，除了‘破’以外还有‘立’，建立正论，故说它有破有立。所以，玄奘法师会合这两种思想写了《会中论》。这部书就阐发了瑜伽法相唯识学所开显的中道。”[26]这一见解也可自成一家。
当然，惟贤也继承了太虚的主张“八宗平等”。个人研学重点虽在唯识学，但他对般若学、真常唯心论都作了宣讲。他认为，般若智慧就是“不落‘断’、‘常’二边。能够观察到诸法实相，亦有、亦空，具中道智，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中心点要破执。说假，是说明它是幻化的；说空，就是它没有常恒不变的实体。因此，要去执——去‘我执’和‘法执’”[27]。惟贤不仅讲《大般若经》，也讲禅宗宗奉的般若类经典《金刚经》、天台宗经典《法华经》以及般若学与真常唯心论的结合《心经》。结合“人生佛教”，在修学次第上，他认为，首先要“以般若精神指导人生。第二，依般若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第三，结合‘八正道’以净化心灵；第四，修方便般若以慈悲为本怀”[28]。这也体现了惟贤法师弘法的特色所在，即以“智增上行”为启导，智悲双运。
惟贤的“行在净土”，也有其特色。这一净土，正根认为“就在我们现实的人间”。至少，特重“人间净土”，或通过不懈努力，把人间转换成净土，应无疑义。至于惟贤本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也与此相应。他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率众上殿之后，马上就是处理寺务，接待客人。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寺院兴盛，与国内外联系大为扩展，光接待与出席其他寺院佛像开光等项，通常就占了住持大部分时间。而惟贤身兼多职，出席与主持各种会议更形忙碌。直到晚上七八点，才稍有个人余暇。一般白天太忙，八旬有余的老人至晚上九点多不得不休息了。但惟贤还常常因准备讲经讲学材料、看书、改稿而至深夜。即使在讲学中，他的讲述也经常被电话、琐事及客人到访打断，但惟贤最深的功力在哪怕中断半小时，无须提示还能思路连贯，反应冷静。哪像八十五岁的老人。正根以为这好似平凡的忙碌中的宁静就是“大修行人二六时中均在定中”。[29]
实际上，这正是人间佛教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的体现。用惟贤法师的话说，就是“于平常中见真实（法尔如是），于平凡中见不平凡（超越性的伟大），踏踏实实地真正有所作为”[30]。从这点看，菩萨道难行也易行。不管能力大小，从所做平凡的小事中，能见些不纯为个人利益考虑的精神就是良好的开始。
四、仰慕太虚诸大德护教弘法见智勇
昌明法师（1917—2007），俗姓曹，湖北枝江人。少年曾入私塾，习儒家《三字经》、《千字文》启蒙。他天性聪颖，加以刻苦，不几年即领会了四书五经。1935年秋，至枝江弥陀寺礼觉岸法师出家。1936年2月，于该寺依妙德法师受具足戒。两位法师都有心栽培这年轻人，遂送他前往崇善佛学院就学。毕业后，亦即1940年，他至湖南衡阳罗汉寺法光佛学院深造。当时颇为青年僧人崇拜的太虚法师也多次到罗汉寺讲经。听说有名的太虚和尚来了，听经之余，总有不少人索求太虚墨宝，太虚也多随缘作法施。昌明则为之研墨铺纸。太虚爱才，看到昌明勤勉好学，赠以两幅对联。昌明也乘这难得机缘，向太虚请益。太虚的谆谆教诲，令昌明终身不忘：“学佛，首要修身，做高尚之人，做利益众生之人。做人学好了，自然而然进入了佛陀妙境。”这就是太虚常讲的人生佛教。青年僧人也最关心佛教前途问题，太虚就此回答说：“今后的佛教，还归佛陀人本原义为其首要任务，要把被歪曲了的佛教扶正过来，就必须进行佛教改革。佛教只有改革，才有生命，才有前途。”[31]这是太虚提倡人间佛教的良苦用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