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人间佛教理念继承了太虚思想，但也有其独到一面，特别是在践行方面对前人，包括不少太虚弟子之同一理念的推进一面。就星云亲自编著，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发行的《佛教》丛书之一册——《人间佛教》的内容来看，阐述其核心理念的论著主要包括：
1．《人间佛教的经证》，其中集录了28种佛经有关语，既有大乘经，也有阿含类经典；既有故事，也有论述。集录该著述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奉人间佛教的人们从经中学会在世间的“对于人我是非”的处理。[14]
2．《人间佛教的蓝图》，该文以眷属、朋友、饮食、衣服、居住、交通、教育、娱乐、资用、修行为喻，实际上讲的处处不离佛法。这是星云为信众个人“人间佛教的生活”规划的“非常完整的蓝图”。[15]
3．《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这是他在1990年在佛光山召开的青年佛教学术会议上的主题演说，颇能体现其核心理念。星云认为：“五乘共法是人间的佛教，五戒十善是人间的佛教，四无量心是人间的佛教，六度四摄是人间佛教，因缘果报是人间佛教，禅净中道是人间佛教。”这些内容自然是佛教徒们都熟悉的，与人间佛教也确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强调这些内容针对着有些人的批评，有利于减少推行人间佛教的阻力，争取更多的信众。但是这仅是太虚基本理念的起点，尽管如果能实现这些已很不容易，然而毕竟给人以人间佛教并没有提出什么新内涵的感觉，如果不看星云的其他论述的话，就好像人间佛教与星云提倡的佛教现代化是两回事。但星云的文章其实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其中不少观点极有启发性，如“过去传教者鼓励信徒舍弃人，抛妻弃子，入山修道，埋没了佛教的人性，致使佛教衰微，了无生气”。而“人间佛教，是要把最原始的佛陀时代到现代的佛教融和起来，统摄起来”。“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16]等等，因此被广泛引用。
4．《人间佛教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该文实际上是星云于1981年至1983年，先后在台北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北港等处系列讲演的汇总，包括佛教的财富观、道德观、女性观、福寿观、政治观、忠孝观、未来观七篇。有人说，星云思想缺乏特色。但如把这些观点与印顺法师的类似论述比较，可以看出星云的特色其实也很鲜明，除了通俗易懂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特别是敢于谈佛教的政治观。此点除了太虚不回避外，绝大多数法师都有意不谈。这当然也是明智的办法。而星云说：“许多关心我的信徒都劝我不要讲这个题目，理由是一般人听到政治尚且要回避三分，尤其佛教徒最好不要和政治扯上关系。事实上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众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既然无法离开群众，因此每个人也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与其逃避这个既敏感而又切身的问题，不如面对它建立正确的认识，因此我认为应该把佛教对政治的看法，坦然地向各位解说，让大家都能了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在概述了历代佛教徒对政治与社会的贡献、僧团与历代政治的关系、佛陀对仁王政治的见解之后，星云高度评价了太虚议政而不干治的主张，但认为吾人对当今政治的态度应以“积极参与”为主。
5．《如何建设人间佛教》，该文把佛教现代化作为人间佛教的具体体现，乃星云五次讲演的结集，因而也极重要。现代性确为人间佛教的特性。
6．《人间佛教的事业》，包括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社会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四方面。但该文旨在为现代人间佛教的各项事业寻找历史依据，对保守的佛教徒有一定说服力，也表明了星云十分重视历史经验。
7．《佛教的前途在那里》，该文提出：1僧团建设应注意的几个方面，即融和包容互助及乐观进取。2佛教事业、学业、道业共进。3佛教人间化、现代化、大众化、生活化，内容十分丰富。4提出在当代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具体任务：重新结集三藏，普建八宗丛林，普及佛教读物，增强资讯运用。该文系1990年在佛光山系列讲演的汇总，提到的问题等间有重复，如文化传播的改进多次提到，尽管角度不同。但在时序上属较新的讲话，涉及面广，可操作性强。
8．《我的人间佛教性格》，这些都是由星云的回忆片断构成的一个个小故事，后扩为《往事百忆》。
9．《人间佛教的人情味》，这些是佛光山徒众的故事。八、九两部分之所以编入该书，是为了佛光山门徒与檀教师讲解人间佛教思想的时候，参插之以便于理解，活跃气氛的需要。
除了该书之外，星云还有不少文章也比较重要，如《我们应知的努力方向》、《佛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佛教对社会病态的疗法》、《佛教对心理病态的疗法》、《佛教对民俗病态的疗法》、《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等，分别涉及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佛教与青年关系、人间佛教的社会关怀等主题。星云人间佛教思想的特色在于处处贯串着人人可行可做的思路，其典型就体现在《人间佛教的蓝图》中。星云有关人间佛教的论述，其弟子已辑编为《人间佛教思想语录》。
与太虚的阐述比较，星云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发也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太虚较多地偏重于借鉴国外宗教的成熟经验，如鉴于佛教界一盘散沙的弊端，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明显地借鉴了天主教的教区制。其所创办的佛学院的学制、课程设置、甚至佛学教科书的采用等，也明显借鉴了日本佛教的办学经验。而星云虽也并不排斥借鉴国外经验，但其重心更多地倾向于革除“不合时宜的陈规旧习”的同时，“要有新的建设成果”，[17]他对明清以来佛教界的弊端的来龙去脉也看得很清楚，兴利的方案多从实际出发而不照搬国外做法。因此，他革除积弊就显得较有成效。
其二，太虚思路广阔，不但继承着以禅净为主的中华佛教法界圆觉学（即真常唯心论）传统，对法性空慧学（即中观学说）、法相唯识学也有研究弘扬，并溯及原始佛教。可以说，印顺法师稍偏重的中观说之路也是由他初启，他对唯识学的重视更使人误以为属于法相家。星云虽也较重视原始佛教，但他对人间佛教进行阐发的基本思路都继承着中华佛教的真常唯心论传统，而且继承了大陆丛林的若干优良传统。用星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立于传统，超越传统”[18]。
其三，太虚是人间佛教理论的创始人，对佛教化人人间的许多提法都是比较原则性的，概括性的，总的目标、途径、方法也比较抽象，如建设人间净土。星云则不但坚持着原则性，而且将其具体入微，使每个根器性情不同的人间佛教的信奉者，都可据此修养身心，找到合乎自己的位置。他不但朝着总目标努力，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目标，指出具体实现的方法与途径。例如，他曾提出，当代佛教教育有需要改进的十二个方面，如订定高、中、初各级层次等，大多已被海峡两岸佛学院采纳。这十二个方面都可做可行，与太虚当年因在武昌佛学院办学遭挫，提出的武院董事会难以接受的理想化办法[19]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惟如此，星云还提出了不少创见，推进了人间佛教的实践理念。
首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管理思想。江灿腾教授把以佛光山为代表的台湾佛教道场与传统寺院的差别概括为“管理革命”[20]。星云确实既借鉴了现代管理学，又继承传统，推进了现代管理学的提升。星云指出，现代管理学“都是学着去管事，去管人”，而“把自己管理好，才是最高的管理学”。[21]星云提出的这一管理理念既是佛教的传统丛林管理法的升华，更是佛光山僧团管理与后来的国际佛光会教团组织管理经验的总结。郭冠廷比较了星云管理思想与一般企业管理的差别：1．对于物的管理，一般企业以节约成本与增加利润为原则，佛光山则以利益大众为原则，考量的主要是效用问题，而不是成本。当然，与利他事业无涉的物用也尽量节约。2．对于人的管理，一般企业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分立，而佛光山则尽量避免分别对立。星云说：“可见有了管理对方的想法，就有了分别对立，反而难以管理了。”“最好的管理，是自己先与对方建立‘生死与共’的观念。”“用授权来代替干涉。”[22]3．对自我的管理，一般企业下层员工多无自我管理的观念，而佛光山则强调自我管理，这其实就是大乘佛教根本的自觉心。4．对于集体与个人关系，欧美企业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日本企业以集体主义凌驾于个人之上，佛光山则能调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23]集体帮助个人自我成长，自我实现，个人应把常住、大众、事业、佛教四者放在第一，自己第二。[24]的确，来自上层再严厉的监管，也不如让下属自己管理自己。这里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大智慧调动下的自我的力量。
第二，把大乘菩萨行象征之精髓纳入人间佛教的思想体系。星云在佛光山的建设中就把大陆传统的大悲、文殊、地藏、普贤四大建筑纳入。在他为东方佛教学院制订的院训中强调了悲、智、愿、行。他还进一步作了阐述：“慈悲可以成就美丽世界，如果我们能用慈悲的心灵体贴关怀，用慈悲的眼看待万物，用慈悲的口随喜赞美，用慈悲的手常做佛事，那么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即使是一无所有，都足以安身立命。慈悲不仅仅于己有利，慈悲更是家庭幸福的动力，是社会安和乐利的基石，是国家繁荣进步的要素，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源泉。因此，身为一个人，无论处在任何一个时空里，都不能没有慈悲。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暴戾之气甚嚣尘上，就是因为缺少慈悲，所以我们更应该提倡慈悲的胸襟、慈悲的道德、慈悲的勇气、慈悲的行为。”[25]
在他的阐述中，慈悲可以说是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建设人间净土的基石、要素、源泉。同样，他对智慧、愿心与修行之在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有许多类似阐述，认为有悲心无愿心，悲心不易长久，有愿力无智慧，则成愚行，有智慧而无实践，也只是空谈。现代佛教徒应以观音的慈悲，给众生方便，为众生服务；以文殊的智慧，引导众生走出迷途，获得光明；以地藏的愿力，使佛法进入每个家庭里，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以普贤的功行，契里契机，随顺众生，行难行能行之事。[26]
的确，从中华四大佛教名山体现的信仰的象征看，五台山的文殊信仰代表着从理智入门，进而开发与净化每个人都有的智慧与向上意欲。普陀山的观音信仰代表着从慈悲入门，进而开发与净化每个人都有的同情心；同样，九华山的地藏信仰代表着以信愿为入门，峨眉山的普贤信仰代表着以行证入门，净化解脱的追求。这些都是大乘菩萨行的象征，对这些象征中含有的民俗信仰因素当然需要鉴别，但鉴别的目的也是为了摄化，即印顺所说的转化。同时，印顺对文殊等法门的由来作了澄清，但对其合理性的肯定则稍嫌不足。而太虚主张吸取南传、藏传佛教优长，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优长。[27]那么，大乘菩萨行象征之精髓也理应和完全地被人间佛教的思想体系继承包容。张培耕居士认为，星云有他的成功秘密，就是悲智愿行四个字：“他的悲心是大悲心，他的智慧是大智慧，他的愿力是大愿力，加上他当机果断剑及履及的实践精神，他的行也成为大力行和大实行。……大师由于见多识广，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加上思虑周详，有想象力，又有创造力。因此他的所想、所见、所行，总比常人先一步、大一圈、高一层，而这一切都以器度恢宏为其根本。……除了知人善任，因材使器的领导智慧以外，大师做事的远见、雄图与魄力，也受到信徒与社会大众一致的肯定和推崇。……大师的勇猛精进、坚忍不拔固然令人钦敬，他的永不灰心、永不退缩尤其令人赞叹。”[28]
第三，明确提出了太虚生前未能解决的人间佛教与各宗派关系问题的思路。星云提出：“禅净中道是人间的佛教。”太虚强调禅宗的中国特色及其前景，但并未与人间佛教理论联系在一起。他对弥陀净土信仰还颇有微辞。而星云明确肯定中国化佛教的两大宗派都可纳入人间佛教体系，为恰当处理好人间佛教的指导理念与佛教各宗派修行取向的关系指出了方向，亦即问题在把握中道，把握好出世不离世间的分寸。明清禅宗末流参禅仅在于自了，净土末流念佛仅为了个人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的取向，同样为星云所不赞成。他说：“说到禅，历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能够解脱能够安住身心，获得现在身心的自在，所谓的明心见性，就满足了。所以禅者是最有人间性了。
“净土也是一样。净土行人希望求往生净土，也是要现世念佛，念佛功夫不够，也是无法往生的，所以把现实的世界，做为立足点，老实念佛、修持，别无快捷方式。尤其对现在家庭，对忙乱的社会人生，净土是安定我们身心的良方。假如你禅净双修，更能契合人间的佛教思想。”[29]
换句话说，就是现世与未来都要注重。这一主张有上述的长处，但这类真常唯心论的圆融也遭到了指责：如此说来，佛教各宗派都属于人间佛教，那么干脆提同样主张出世不离世间觉的大乘传统得了，何必要另行提出什么人间佛教？所以，星云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有贡献也有义理依据；但社会在演化，老问题的彻底解决不容易，新问题又不断产生，许多挑战还有待后人回应。
第四，具有现代“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识，亦即佛教徒应努力推进现代民主政治与法制。因为只有民主政治与法制，才是信仰自由与现代各宗教良性竞争的保障。星云在50年代提出制订宗教法的呼吁，70年代初向当局提出发展交通的建言，80年代初就提出当局应向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致歉要求，并于1991年主动发起“二二八平正法会”，向当局施加了压力，取得了有些政界人士的支持。他说：“现在国家渐渐走向民主、自由的途径……佛子也应该自我肯定，走入社会，为众谋福。”“基于这种信念，即使在戒严期间，我也曾大胆建言当局：宽待绿岛可行可做的政治犯，特赦美丽岛事件的参与者。”[30]但是，在法制不够健全，公民意识欠缺，全民族理性素质尚不高的情形下，佛教参与政治也会带来较大风险，需要大智慧才能把握好分寸。
第五，大力推动中华佛教国际化。星云提出的佛教国际化包含多种意蕴，一是继承太虚提出的国际佛教联合与引起西方对汉传佛教的重视。二是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融和。三是大力推动中华佛教的全球传播。四是推动佛教与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其核心是随着华裔人口遍布全球，使中华佛教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依托华人社会支持，实现各项目标。不过，现时流行的简约的佛教国际化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在公元前后，当基督教刚在希伯来诞生时，佛教已经国际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