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思想是内因，同时又潜在而芜杂，只有遇到外缘，才能被激发，成为方向明确的动机。证严法师以创办慈善事业为特色的，悲智交融的人间佛教菩萨行思想由来已久，但可能并不很明确，有赖于外缘的触发，并在实践中强化。
她创办慈济功德会主是来自两大外缘：一是1966年在凤林目睹“一摊血”事件，一位原住民妇女因没钱而被迫从医院抬走，当时她难过万分，暗下决心要从事济贫工作。二是花莲海参星中学的三位天主教修女在与证严法师谈人生、宗教时，认为佛教缺乏对社会的直接奉献，他们提出：“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的确很伟大。而天主的博爱虽为全人类，但我们在社会办养老院、医院、学校，即使在深山、海边、离岛，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贫困人群，提供面粉、衣物，而佛教有吗？”修女们的反问直接刺激了证严，她在谈到这段心路历程时说：“台湾战后十多年，人民生活辛苦，思想保守。1961年后，社会渐渐稳定，人心对宗教的需求逐渐增加。然当时佛教，大小乘都偏向于精神层次的提升。比如日本研究《法华经》很用心，但是再怎么研究都是在学问上、精神面打转；而东南亚泰国、缅甸、越南一带的修行人，总着重于生活细节。这两者对于人们现实生活，有多少帮助？”[11]因此她立志要让人们明白佛教并不只是一味消极，对社会也会有贡献。[12]1966年4月14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由证严等发起，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在花莲普明寺正式成立。1967年7月，《慈济》创刊号宣布改名为佛教慈济功德会或慈济功德会。[13]后又改称佛教慈济基金会。
对慈济的发展阶段，研究者们因各自关注的角度和层面存在一些不同的划分[14]，本节主要以慈济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主轴，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依据，把慈济慈善事业划分3个阶段。
一、扎根花莲初创成型（1966—1972）
这个时期，慈济初步奠定了慈善事业的理念价值及主要救济对象、善款的募集方式、内部工作运作的机制及对外宣传方式（在下文相关章节中详细描述）。
一是他们把救济对象分为三类。甲种：无依靠及生活能力者，施予长期救济。乙种：尚有生活能力，但收支不能平衡者施予长期救济必龤的生活费用十分之三。丙种：暂时生活困苦，度日维艰者，视情酌予救济。[15]
二是集体讨论决策救济对象。对于需要救济者，他们在每月的功德会委员会议中提出讨论。若是临时紧急救济者，由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16]
三是创立会员与委员制结合的募款方式。刚开始的第一年，先是证严自己带头，用寺里每天增做一双婴儿鞋的所得作为基金。接着，证严号召赞同慈济理念，参加救济的主妇到市场买菜前，先省菜金5角钱投入一个竹筒内，汇集后存入基金会。这事虽然在花莲菜市场很快传开，但毕竟这一方式仅靠自身捐款积累，传播面也有限。第二年，在自身积累的基础上，经总结，慈济创立了通过委员或会员对外劝募的方式，并在普通会员升为在当地活动中有一定决策权的慈济委员的要求中，也须捐或募款达一定额度，或捐募小额累积达一定年限。这一做法效果显著，一直沿用至今。
四是《慈济》月刊于1967年7月20日，正式创刊，成为正式的对外宣传管道。该刊当时主要作为慈济内部的交流媒介，其主旨是：1．阐扬佛教真谛。2．报导佛教动态。3．介绍好人好事。4．挽转社会颓风。其中“阐扬佛教真谛”和“报导佛教动态”，是以“慈悲”为出发点的，“而介绍好人好事”与“挽转社会颓风”，乃是以“济世”为总归聚。[17]《慈济》对于募捐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荐作用，其中最有宣传推动效应的是好人好事的报导，为慈济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从早期报导的好人好事来看，这些人不少是花莲地区的士绅、名人和干部。这些人原本都不知道慈济功德会。经过《慈济》的宣扬，这些人为善广为人知，出于反馈或回报心理，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慈济功德会的赞助者与拥护者，这为慈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人际脉络。早期的慈济除了办刊物之外，还通过组织文艺晚会，邀请明星演出筹募善款，1968年1月12日一次歌舞大会就募款近万元。[18]
但是那时，慈济事业还局限在偏僻的花莲和台东两地。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海潮音》等佛教主流刊物都没有刊载消息，慈济的活动并不为广大台湾社会所知，会员数也仅千余人。但不管怎样，慈济慈善事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框架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基本成型。
二、面向台湾全面成长（1972—1984）
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快速起飞，慈济慈善事业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助力，开始全面成长，主要表现为：
一是善款收入开始有突破性进展。1972年，有两笔善款数额较大，即印顺法师将他住院期间各方赠予的5万元慰问金悉数捐给了慈济，以及全台性佛教杂志《菩提树》为东部贫民专设冬令救济金1600余元，而印顺法师与该杂志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在他们的号召与证言本人事迹的感召下，从1972年5月开始，慈济通过邮政汇款，开始面向全台湾吸收善款。
二是社会影响力激增。当年《菩提树》还用大篇幅对慈济长年济贫事迹进行了图片报道，使慈济跨出花莲一地，为台湾大众所了解。会员人数激增，至1980年10月，委员100多人，会员已有2万多人。[19]1976年3月1日，慈济成立全台第一个分会恒春分会。
三是慈善事业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从济贫起步，延伸到养老、义诊，奖学等事项上，另一方面，慈济的慈善事业也走出了花莲一地，开始面向全台湾。
三、四大志业走向国际（1984年迄今
花莲慈济医院的建立是慈济发展史上的一大标志。该院从1979年开始筹建，1984年开始动工，1986年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启用。当时的东台湾与西边相比，卫生条件相当落后。台湾佛教史研究学者江灿腾认为：尤其“这时的东部原住民就好比被政府遗忘掉的一群，当地的医疗资源极端缺乏，生活异常困苦，故原住民的问题便成为当时台湾有良知者的原罪”。“盖一家医院照顾东部的民众，此刻变成大家都乐意的事。”[20]在大陆，由佛教界创办现代化的医院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在台湾也早有佛教诊所的成功创办，但即如李炳南、印顺法师那样有德望的人在1964年号召并在台中参与创办了佛教菩提医院，不久也归于失败。[21]可见，慈济医院的成功一方面应归因于抓住了当时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则归因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支持——台湾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实为其后盾。慈济医院的成功创建标志着慈济事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快步走向多元化、国际化。慈济的快速崛起无论对于佛教界，还是对于台湾甚或中国社会绝对都是一个人间奇迹。1966年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当时委员仅10人，没有一个会员，1972年5月委员也才有30余人，会员1000人。但到1987年初，会员一下突破10万人，到年底激增至20万人，1990年突破百万人，每月以10万人成长。第一个10年10万人用了12年时间，第二个10万人，只用了一年，可谓神速增长！到2004年底，委员已有22469人，慈济慈诚队员11837人，[22]填写过捐助表的流水号统计达800万人。
（一）慈济事业走向多元化
慈济事业从原来的济贫逐步拓展至医疗、教育、文化等四大志业，六大脚步（加上骨髓捐赠、国际赈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