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摩法师是太虚在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先在中国香港、澳门，后在马来西亚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尤其在澳门现代佛教文化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追随太虚
竺摩法师，俗姓陈，名德安，浙江乐清人，出生于1913年。因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竺摩幼年就深受佛教文化熏染，到12岁时，就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他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并由此得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来，又在白云长老等的引荐和帮助下，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当代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
应该说，竺摩法师奉行并大力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是与太虚大师的影响密切相关的。竺摩曾到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法师求学，深受太虚大师主张的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1933年冬季，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正值太虚应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让竺摩法师随侍并作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还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也是竺摩法师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法师随侍并作记录，这也是竺摩法师第二次来到南粤大地，当月30日早晨，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被安排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随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除了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12月14日，太虚法师又偕竺摩法师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位于六榕寺的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法师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在广州期间，太虚法师的老友金芝轩居士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法师陪同太虚法师盛情接待了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的佛教问题。次年年初，竺摩法师继续随侍太虚法师在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广东潮汕和港澳地区的佛教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竺摩法师也因此在粤港澳地区的佛教文化界享有了一定的声誉。
由此可以看出，竺摩法师早年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是追随太虚大师思路，在太虚影响下，体现出的浓厚的“新僧”的革新理想。从进闽南佛学院就学到1938年赴港澳弘法前，竺摩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革新思想出发，大力弘扬佛教的社会关怀精神，积极维护佛教的优良传统与救世形象，自觉推展太虚的佛教革新思想，其比较突出的人间佛教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积极关怀社会。竺摩生活的时代正好是近代中国大动荡的时期，在他看来，“现在的世界，杀机遍地，危险四伏，处处布满了愁云惨雾的恐怖，种族战争，阶级奋斗，国与国争，人与人斗……”而这一切根源在于人类的“不知足”。[4]竺摩认为危害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宁及身家性命的，正是人类自身。因此他积极主张利用佛教特有的心理调适功能，来纯净人心，进而建设所谓“人间净土”。
2．护法救教的弘愿。多年来，佛教流于民间信仰，民间的各种迷信也因此渗透到佛教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佛教的社会形象。竺摩法师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的对佛教的各种损害和打压现象，撰写了一批文章，体现其对佛法的坚定信念与护法救教的弘愿。竺摩认为中国民间对佛教的盲从信仰，“是由佛教未能深入民间所致，而惑乱佛教的机关多，症结亦在于此”[5]。这种盲从对佛教有前途的发展起不了积极作用，甚至成了阻碍佛教进步的绊脚石。因而要将广博无涯的佛法，输入到民间去，且从下层阶级上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基础。当竺摩在胡适的著作中看到有毁僧言论时，也毫不客气的著文进行批驳，充分体现其护法护教的精神。
3．革新僧制的自觉。近代佛教的衰弱与出家寺僧的素质低下是密切相关的。竺摩认为，当时相当多的僧人缺乏对佛法的正信，因受了“不及僧家半日闲”的影响和流毒，在社会上走投无路而混入佛门，根本不可能承担弘扬正法的责任。因此深受太虚僧制改革思想影响的竺摩认为，应革新僧制，提高僧众素质，尽管僧制改革可以依赖政府的力量，但在政治腐败的时代，只能依赖僧伽自己革新制度。
二、独立弘法
1937年春，竺摩法师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竺摩法师毅然中断了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了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而奔走呼号。不久，他又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又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的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几经危难，出生入死”。由此不难想见，竺摩法师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了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竺摩法师赴武昌佛学院，旋即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的委员兼驻会办事。他努力工作，并业余撰文投稿《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由是，竺摩法师开始与港澳地区的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法师到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竺摩法师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的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法师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作记录。这是竺摩法师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坛系统地讲授佛经。对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竺摩法师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
1940年3月，竺摩在澳门出版了《维摩诘经讲话》，阐述其颇有心得的人间佛教理念。在近代中国佛门，信奉净土而念佛者，大多出于世俗生死关怀而执著于心外净土，竺摩法师强调，念佛净土即是唯心净土，因而要破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心外净土的错误追求，确立在现世中而不是在现世之外，实现人生超越的人间佛教观念。竺摩指出：“凡是佛所说的经法，都是上和三世诸佛所说的真理相契冥合，同时又下契一切众生的根性利钝程度深浅。”[6]而他讲《维摩诘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念佛向往的净土应是唯心净土，这既自觉适应了当时重兴“本师释尊之遗教”的佛教新潮流，又是积极面向现世社会和人生需要的一种契理契机的历史调适。竺摩弘扬《维摩诘经》的佛法精神，除了发掘其中的唯心净土思想，更重要的是弘扬维摩诘居士修净土行的实践精神。他认为：对佛法修习者来说“山林修固然也重要，但我们为了免去社会人士的毁谤招罪，同时也要提倡合乎时宜的住世修……行往坐卧，行走十字街头，乃至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是他真正修行的道场”。因而“维摩居士，可真是合理想的住世修的模范者了”。[7]由此看来，竺摩积极阐扬《维摩诘经》所体现的维摩诘居士的住世修实践精神，实质上就是要弘扬适应现时代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即打破传统那种避世逃禅、冥心枯坐、完全不问世事的消极出世倾向禁锢，将佛法修行与现世生活结合起来，使佛法的真谛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使人间的生活福慧俱足。
竺摩法师还依香港听众的喜好，阐发了《维摩诘经》中体现的佛教的不可思议哲学。竺摩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哲学，是建立在超世智慧中的，小乘人修世间禅，其思想已超过觉观寻思的拟议，沉浸在无寻无伺的不可思议状态中；而大乘人所证悟的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的自觉圣智的境界，更充满不可思议性，《维摩诘经》中佛以脚趾按地，顿变五浊为琉璃；菩萨用手断取世界，天女转身成男等，都体现了佛教的不可思议性。当然，出于对佛教的绝对信仰，竺摩在阐述《维摩诘经》的不可思议哲学时，有将该经中各种神通的话语绝对化的倾向。
竺摩法师同时指出，《维摩诘经》的解脱，属于断舍清静的解脱道，解脱分有空解脱、无愿解脱、无相解脱三种，在修行三解脱门时，应用空智空去虚妄无体的遍计执性，用无愿智不于依他幻有的三界色心诸法上有所贪求，用无相智冥契真如无相而无不相的圆成实性。由三种智门，入于三性妙境，实际上是解脱的最高境界。
竺摩在解说《维摩诘经》时，始终坚持契理契机原则，将佛教的义理与近代中国现实的环境，特别是救国救教的客观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努力阐发适应时代需要的佛教革新理论。
抗战胜利后，澳门的尹法显居士筹办了澳门佛学社，聘请竺摩担任佛学导师，长驻佛学社讲经说法。从1948年起，竺摩法师在澳门佛学社先后通过讲解《地藏经》和《金刚经》，阐述其人间佛教思想。
在竺摩看来，《地藏经》中蕴含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