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光法师现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香港观宗寺住持、香港正觉莲社社长、世界佛教僧伽会名誉主席，也是当今香港地区弘扬人间佛教的最杰出代表之一。
一、承传天台法脉，初步接触人间佛教思想
觉光法师俗姓谷，1919年生于辽宁海城，其母笃信佛法，因而觉光自幼深受影响。觉光9岁时，扬州高曼寺僧人清一往其家乡化缘募款，觉光与其经常交往，几年后，清一完成募款任务准备离开时，年幼的觉光就随清一一起离开了家乡，1928年，觉光在上海海会寺出家，法名安童。1930年，赴宁波天童寺受戒，从圆瑛长老得法名觉光，并在圆瑛安排下赴宁波观宗寺办的观宗学社深造。观宗寺是天台教观第四十三祖谛闲大师道场，在观宗学社求学时，就听说了太虚。在当时太虚思想实在是太新了，他提倡的佛教革命，全国寺院长老几乎都反对。依传统，出家人先应了生脱死，而太虚要寺院打开山门，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觉光当时想，未能度己，何能度人？但在传统丛林规矩的束缚下，也不由羡慕着受太虚影响的邻寺延庆寺学僧的自由。[15]1939年，谛闲法师弟子宝静法师在香港创办“弘法精舍佛学院”，觉光追随入学，因而有机会进一步亲近宝静法师，学习天台宗教义，日后传为天台宗第四十六代。
1941年，日军侵犯香港，觉光被迫出走，避往内地，在广西与巨赞法师共同护持西山龙华寺，一面弘扬佛法，一面开垦荒地，以生产维持生计，发扬了农禅结合优良传统。也在这时通过巨赞法师的介绍，真正了解了太虚人间佛教思想，觉光感到：“面对时局世态，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深获我心。”[16]人间佛教思想的生命力正是由此体现。抗战胜利后，觉光返回香港，致力于弘法、教育、慈善、养老等事业，功绩卓著，成为香港著名佛教领袖。但他很少提到太虚大师，而更多地讲佛教与天台宗的优良传统。这不能说明他心中没有太虚，而恰恰是从实际出发，为减少佛教革新的阻力而“直接依照他说的去做就行了”。因为“还是有一些老一辈的比较保守一点的和尚、法师还是听不得太虚大师的名字”[17]。所以，除了在合适的场合对太虚大师有特别高的评价外，总体来说，觉光法师乃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行者。
二、觉光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觉光法师主要是人间佛教的积极实行者，但他对人间佛教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佛教不是与世隔绝的，而人间佛教特重社会关怀，注重生命自觉和智慧启迪。对人类道德的提升，精神的开展，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对建立人类社会的和谐秩序，维护世界的永久和平，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在觉光看来，佛教之所以能在人间盛行，主要由于佛教能契合社会现实，发挥佛法调节身心矛盾的功能。
首先，佛法可以“调节心理，疏解个人危机，化解社会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坎坷挫折和种种不如意事，诸如天灾、人祸，以及个人及亲属朋友的疾病、痛苦和死亡等等。佛教重视智慧自力解脱，有“佛向性中作，奠向身外求”、“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等教理，劝化世人以一念平常心来转变受困扰的心境。人们可从佛教信仰中舒解种种身心失调的困扰，积极地面对人生。个人的心理危机是社会矛盾产生和恶化的源头隐患。以人为本的佛教，提供灵性的修持，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佛教有关自力他力互补的信仰力量，有助于人们消除恐惧，得到心灵抚慰及精神寄托，疏解个人心理危机，从而起到减轻痛苦、稳定情绪、达到内在心灵与精神的安顿，享有身心平衡的和谐人生。佛法的义理倡导，不仅为个人生命提供了意义与目标，同时也消弭乱源、化解社会矛盾于萌芽状态。
其次，佛教有社团组合，有凝聚群体力量，加强社会协调的功能。凡是宗教皆有一种凝聚力，它能使群体、社团、社会团结整合。佛教有一个殊胜的理论——缘起论，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说明彼此的相关性和有无生灭的因果关系，由此强调因缘的组合是一切法成就的主导因素。“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佛教重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理念落实和群体合作的协调精神。在现代社会，重竞争、快节奏的生活使人际关系趋于冷漠淡化，而佛教的组织和活动为人与人之间较密切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如佛教道场举行的诵经、礼忏、佛七、禅七及各种类型和规模大小不一的共修活动等，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协作、配合和有意义的交往，将人从一个狭窄的自我隔离的世界，带到一个大众分享的世界，培养大局为重，集体为上的理念，凝聚集体智慧，重视集体创作，对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发挥着重大的功用。佛教慈悲平等，圆融无碍的教理教义，决定着这种凝聚的团体力量，有助于各种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有助于人心的向善，风气的净化，从而促进整体社会的协调发展。
再次，佛教有建设伦理，加强道德规范，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社会的道德规范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佛教而言就是相关的伦理德目，主要是体现在佛教的戒律上及其戒律的扩展方面。如佛教所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佛教最基本、最重要的戒规准则，含有深层的人文内涵。不杀生，体现了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和无限同情，是“人我一体”的生命哲学。不偷盗，体现了对财富取得的合理渠道及正确的财富观。不邪淫，体现了人事交往的清净如法和维系家庭的和乐保证。不妄语，体现了人格品行的端正与诚信处世的准则等等。这都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净化世道人心，提升人格质量。在弘扬人间佛教时应当把佛教中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等思想以及大乘人世精神，与大众分享，为信徒提供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使许多人在面临道德选择时，可以有所遵循，在行为发动时，有所依归和约束，从而达到以宗教的信仰力量净化人心，导引社会风气的目的。通过将佛教中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种种基本教理的普及与深入，并与中国传统世俗伦理相结合融汇，扩展和深化了世俗伦理的内涵，对于提高和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佛教有服务社会，开展慈善福利，推动社会救助的责任。慈悲为万善之基、众德之藏，慈悲精神是佛道之根本。佛教的教义教规，不仅有陶冶品性，净化思想的作用，并且在佛教伦理德目的指导下，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开展社会服务及慈善事业是佛教履行社会责任最具代表性和最直接的方式。佛教积极参与和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持续深入开展社会福利事业，不断扩大规模及受益层面，对推动社会救助、营造全民行善的氛围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树立佛教理性、健康的形象，建立佛教良好的社会观感，摄受更多有心向善之有缘人士加入佛教服务社会行列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五，佛教有承载文明，弘扬多元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和文学的各个方面，乃至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都融汇了佛教的理念，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加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继承、开发和延续各地区的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18]
三、天台宗风与人间佛教的融和及其在香港的实行
